2026-05-15 17:45:30
【1】老黄干了一辈子图形渲染，给他上一课
【2】好怪，再看一眼
【3】嘟嘴可爱捏
不好意思刚被骗了 那张图是AI生成的 这张才是实拍
【4】怎样的人生。。。又不想学习，家里条件也不好，那你想怎么办。送外卖搬砖头打螺丝就不是生活吗。这种逻辑本就很怪，难道去缅北看看有啥刑法上写着的。
【5】杭州这么难吗⋯⋯
【6】人类，活着很难吧
【7】开摆
【8】绝世高手
【9】假装配合一下
【10】打个招呼
【11】我看这也是群贤毕至啊⋯
【12】表演
【13】快乐时光
【14】帮一把兄弟
【15】漂亮的表演
【16】英姿飒爽
【17】很好的搓衣板
【18】扭过来，让我看看到底有多小。
【19】思考下人生
【20】什么智障剧
【21】好球
【22】没了
【23】任务罢了
【24】玻璃不错，本来以为要出车祸，玻璃一出，什么车祸都消失了
【25】世界和平
2026-05-15 16:59:43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青年志Youthology ，编辑：Sharon，作者：朱玲玉
5月4日，浏阳官渡烟花厂爆炸，烟花产业的存废之争引发舆论。一方主张一禁了之，以生命为先；一方坚守不可轻言放弃，牵挂数万人生计。争议背后，是生计与生死的艰难博弈。
我们采访了三个烟火伴随长大的浏阳乡镇青年。有人看着亲人在事故中去世；有人自幼在车间里当“小工”，家族三代都被编入“花炮”这同一套生存经纬；有人背负着父母“要努力读书，千万别做花炮”的期许，在与集体记忆的疏离间长大。
对浏阳而言，烟花让一些孩子免于成为留守儿童，也让许多贫困家庭盖起楼房；但与此同时，它也把一代代人牢牢系在风险与脱贫之间。
对这些年轻人而言，烟花不是远处夜空里的消费品，而是托举家庭的生计，是村庄运行的日常，也是沉默的悲喜。父母衣服上洗不掉的硫磺味、村口通往工厂的路、童年每天等得到父母回家的幸运，也是他们长大后被反复叮嘱要离开的命运。
被烟花托举的一代
官渡爆炸当天，刘嫣安父亲的货车司机群里，一众同行都在议论这场事故。群里不断有人接连发问：“华盛烟花在哪？谁往那儿送过货？“父亲只是低声叹了句：“这下查得紧了。”
很快，他停工了。这个靠运输硫磺供出两个大学生的家庭，刚刚从烟花产业里挣出一点安稳，又被爆炸后的停摆击中。
去外婆家的路沿着浏阳河，两边青山如屏。路边，常晒着一家一户送来的花炮纸筒，白的，一排一排，胶水还没干。那些纸筒来自路边的家庭作坊，裁纸、滚纸、捆好、晒干，都在家里完成，不沾火药，是浏阳烟花产业链最末端的零碎活。
小时候，刘嫣安一抬头，看见山顶那一溜蓝色的铁皮棚子，沿着山脊扯开，“像长城”。她问父亲：“那是什么？”父亲说：“那是花炮厂。”
刘嫣安家在浏阳河边的一个村组，村里只有一个花炮厂，走路不到十分钟。厂子坐落在一个山窝里。从大门进去，是行政楼，往里是仓库，再往上是车间，火药区被隔在山脊之上。连接仓库与车间的，是一道五十米长坡。坡上错落五座车间：坡顶捆纸筒，中间打泥底，底部彩纸包装。
刘嫣安是被“烟花”托举起来的一代。
父亲早年买过水果、摆过摊、卖过冰棒、运水泥、运砖，最终因为花炮业稳定，才开始帮花炮厂运硫磺——花炮的原料之一。从记事儿起，奶奶和母亲就在厂里做工。爷爷过了六十，买不了保险，只能在家种田、做饭，偶尔去厂里帮奶奶搭把手。
2002年刘嫣安出生，母亲因乳腺问题无法哺乳，几十块一罐的奶粉是笔不小的开销。父亲跑运输，运费常拖几个月才结，每周都得硬着头皮找老板预支。
迫于生计，母亲出月子就去了花炮厂，在坡下的车间糊纸筒。两个空纸筒卷在一起，用分叉锥子戳孔，插进引线，再缠紧胶带。胶水稠得像泡开的藕粉，发黄。母亲双手经常过敏，起皮、奇痒，细密的红疹布满手心手背，皮炎平一支接一支地涂，总也断不了根。
奶奶在坡上打泥底。纸筒按6×6阵列竖向插装在铁板上，再把泥巴铺上去，机器一压，打好一板，码整齐，等下个环节的人来收。
刘嫣安小学起便在厂里帮工。奶奶操作机器时，她就守着铁板插引线。那引线短短的，不到十公分，像细细的香。同车间的孩子常比赛谁插得快，完工后用红染料在板边按印记，有的画圈、有的竖线，有的打叉，凭标记计件领钱。计件就多劳多得，有时妈妈做得慢了，也会拿些回家做。晚饭后，刘嫣安和妹妹一边看电视，一边帮着糊。
小学后，假期偶尔还要去帮忙。奶奶带饭，她跟着吃，饭后拿废弃纸板从坡顶滑下。午休时，她直接睡在坡上的包装纸上。坡上刷着安全生产标语，但那时小孩进车间没人管，老板自家孩子也在厂里玩。
每日傍晚，厂里抽检花炮。天擦黑，抽检员拎着产品到河边点燃，看引线燃速、升空后是否炸开。点火瞬间，车间人员必须全部撤离。有人站在坡上冲小孩喊：“快走快走！”他们便沿着河边走出五十米。天色未暗，烟花颜色不艳，河边的人盯着看，直至散尽，回家吃饭。
刘嫣安有不少亲戚，都在花炮厂工作。
刘嫣安的老姑六十多岁，因儿子贩毒入狱、离异，独自抚养孙子，生活困顿。厂里念及人情，让她进厂捆纸筒。小姑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想去市区找工作，超市、水果店都要会打秤、用电脑操作，她也干不了，就去了花炮厂。大姑和大姑父在纸厂上班，做花炮包装纸，后来厂子效益不好，才到市里当了小区保洁。
小爷爷跟硝、硫磺打了一辈子交道，即使知道高风险，却依旧坚守数十年。后来行业监管收紧，上岗必须考取特种作业证，他五十多岁，文化不高，考不下来，只能被厂里劝退。
奶奶也在花炮厂干到60岁才退下来。退了也闲不住，又从厂里领零活回家做——卷仙女棒外包装纸，一捆100根，十块钱。村里小卖部的爷爷奶奶，70多岁了，每天还坐在柜台后面捆降落伞烟花的小沙包，舀一勺沙子摊在纸上，包起来，胶带扎紧。
父亲运硫磺的车，换了四茬：从三轮拖拉机，到带斗农用车，再到加焊铁柱的货车、柜车，最后换成持证上岗的危化品运输车。这台危化品运输车，连同保险、上牌入户的费用在内，总价将近17万，全是靠常年跑运输一分一分攒下来的。
硫磺厂到花炮厂，一趟四五十公里，一天跑两趟，天黑才能到家。有了这辆车，家里日子慢慢好转，父母最终在市区买了房，还供出来她和妹妹两个大学生。
浏阳南乡的小白家，是村里少数不做花炮的家庭。父亲忽视家庭责任，母亲外出务工，她成了留守儿童，在外婆家长大。“不做花炮，就穷。”她记得小时候要向邻居借米，过年时有债主上门。在村里，留守儿童并不多，因为大部分人都做花炮，父母都在身边。
小学两三年级，小白也开始去花炮厂做零工。那是相对安全的包装活。周末、寒暑假，邻居小孩都一块去。一天八个小时，计件算钱。一捆烟花筒外皮包装，两三毛钱，一天下来，可以赚个十块钱左右，钱都交给家里，剩一点给自己零花。有次，给村里一家烟花作坊干活，东家孙儿年幼顽皮，时常无端捣乱、出言轻慢。那是她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穷会使人没有尊严。”
策安的父母也在村里的花炮厂工作。小时候，她在家里卷鞭炮筒子。一大卷纸铺开，比人还宽，机器卷过去，纸就成了圆筒。她坐在旁边，把卷好的筒子一个一个拢到一起，拿绳子绕几圈，勒紧，打结。捆好的筒子摞在一块，一饼一饼，红色的、圆柱形的壳，将来填了药、插了引线，就是过年放的鞭炮。
过年过节、红白喜事，家门口的坪道上总要放鞭炮。一家人围着火堆烤火，仰头看火光炸开。策安记得童年的兴奋：什么颜色、什么花样、炸开多大的圈，都要看得清清楚楚。越是新奇的样式，越觉得好看。村里有两家花炮厂，早晚往返的，大多是村里的中年妇女。天不亮就骑电动车出门，几分钟到厂。天黑透了才往家赶，车灯在蜿蜒山路上，划出一道道细碎的流光。
这是她仅有的一些集体记忆。她的父母回家从来不提厂里的事，做什么活、赚多少钱、累不累、怕不怕，都不说。随着长大，她才慢慢意识到，烟花虽然从小看到大，但又好像离得特别远。
“怕死，但更怕穷”
从小到大，刘嫣安听过太多次爆炸的传闻。“哪个厂又炸了，死人了。”大人说起这事，语气平淡，像聊天气，一年总有一两回。有人闲在家没去上工，乡亲寒暄时，回答总是：“停工了，哪里炸了要整顿。”或者说：“这几天抓得严，哪里出了事。”很多事故根本没上过新闻，消息在村里传一圈就过去了。
大学暑假，父亲长期送货的硫磺厂也出了事。浏阳夏季有高温假，七八月按规定必须停工，但订单催紧，库存不足，老板决定偷偷开工。铁门紧闭，车间上锁，从外面看一片寂静。硫磺本就易燃，盛夏高温里机器连续运转，温度高得烫手。那天，火终于烧了起来。
火苗顺着山林飞速向上蔓延，直逼山下村落。村里原先的花炮厂早已改作仓库，院内堆满花炮成品与半成品，一旦被火势引燃，后果不堪设想。消防车紧急赶来，全村能出力的村民都上前，挥舞树枝奋力扑火。大火足足燃烧了两天，才彻底熄灭。所幸，事故没造成伤亡。
自2016年以来，浏阳公开报道的9起花炮安全事故，累计至少47人死亡，而官渡这次爆炸致37死，1人失联，51人入院。这是浏阳花炮事故从未有过的规格。
小白对花炮最深刻的记忆，是一桩家庭惨剧。
一个午后，她正埋头写作业，隔壁二叔家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震碎了窗玻璃。她丢下纸笔狂奔出去，只见二叔浑身是火，从狭小的引线作坊里踉跄冲出，在地上拼命翻滚灭火。火灭之后，焦黑开裂的皮肉裸露在外，他没有哭喊疼痛，也没有索要清水，只是拼尽全力朝着堆放农药的杂物间冲去。他太清楚重度烧伤的折磨，更清楚贫寒的家庭，根本无力承担高昂又漫长的治疗费。家人死死将他拦下，可送医院几天之后，二叔还是没能救回来。
那时小白还在读小学。南乡各村落里，从前家家户户的客厅、卧房、后院，都曾是散落硝灰、搓制引线的小作坊。走在村里，常能见到脸上、手上留着重度烧伤的人。有人烧了脸，妻子就走了。这样的事，村里见得太多。小时候听到爆炸，她只觉得害怕。那时候村里每几年就要响一次，有时候是这家，有时候是那家。很多事故只在村口的大樟树下流传几天就散了。
二叔做的，正是整条花炮产业链里最凶险的一道工序。人人都知晓这行当风险极高，可仅凭几亩薄田，根本撑不起一家生计。年幼的孩子嗷嗷待哺，除了投身花炮行当，他们别无出路。二叔早年多次被火药烧伤，早已面目全非，而这一次，终究是天人永隔。
二叔去世后，这个家陷入了长久的沉默。爷爷早年丧妻，晚年丧子，悲苦都嚼碎了，吞进肚子里，直到临终，也没在人前提过儿子的名字。二婶独自抚养孩子，找不到别的出路，后来家里招了上门女婿，一家人继续做烟花。三叔四叔也依然在做。年幼的堂弟亲眼目睹父亲这场惨剧，从此变得沉默孤僻。长大以后，他宁愿在城里打工卖力气，也绝不碰烟花相关的营生。
“怕死，但更怕穷。”
一句抖音评论，刘嫣安记在了心里。比起外出打工，留在本地进厂做工，始终是村里人的首选。出去了，孩子就成了留守儿童；留下来，把自己埋进花炮里，至少能守着家。在他们朴素的权衡里，意外降临的概率或许只有万分之一，可若是今天挣不到工钱，家中的米缸，明天就会见底。
花炮厂的普通工人，月收入几千元，效益好时能到六七千。全是计件工资，做多少得多少，快慢自主，累了可以歇，不用打卡，不用听组长呵斥，不用被机器追着跑。请假也容易：孩子开家长会、老人住院，跟车间主任说一声就能走，十天半月也无人苛责。
烟花产业，是少数不挑剔学历、不苛责年龄的营生，只要手脚健全、踏实肯干，就能谋生。它的产业链十分冗长：挖泥、运泥、打泥，造纸、制硝、包装，环环相扣、层层相连。“这一行养活了太多人、太多家庭，根本不是说舍弃就能舍弃的。”刘嫣安感慨道。
公开开报道显示，2025年浏阳地区生产总值为1898亿元，花炮全产业链总产值达505.8亿元，占比超四分之一。这个传统产业仍深度嵌入当地经济与就业结构。全市现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431家，从业人员30余万，其中九成来自乡村。在145万常住人口里，大约每五个人，就依靠烟花产业生存。
这些年，村庄的变化肉眼可见。每次回乡，小白都能清晰感受到：买车的村民越来越多，孩子们不再为温饱发愁。可年轻一代要成家、要建房买房，上了年纪的父辈体力衰退、技能有限，除了继续做花炮，几乎没有别的出路。“农村收入结构太过单一，务农、搞养殖，只能勉强维持老人温饱，撑不起一个家庭的全部开销。”小白感慨。对于低学历的中老年群体而言，可选择的就业空间，本就极度狭窄。
父辈们拼尽半生扎进烟火产业，唯一的期盼，就是让下一代逃离这一行。“不好好读书，以后就只能进厂做花炮。”这句话，三位浏阳青年们从小听到长大。
刘嫣安的长辈对自家子女的态度总是：“你能读多少书，我们就供多少。”孩子没考上高中的，也会送他们去职业技校学护理、幼师，从来没人说”别读了回来做花炮”。她学的专业是新闻，希望毕业成为一名记者，或者考公务员。
策安知道，父母总是对花炮工作闭口不谈，也许是刻意的隔绝和保护，“好好读你的书就好”，他们总是这样嘱咐。如今，她在长沙一家教培机构上班，和父母一样，也很少和身边人谈起烟花。
小白同乡的年轻人也在分流。读过书、走出去了的，没人再回来碰烟花。有些在外面待不下去，回来又没别的事，就继续做。但心态却不似父辈那样拼命，高温多歇几天，多玩一玩。小白如今坐在北京的写字楼里，从事互联网行业。
烟花让父母留在了家乡，却让他们把全部希望都押在孩子离开从事烟花上。
再看到烟花，“想流泪”
事故之后，浏阳烟花行业全面停工，刘嫣安的父亲就一直闲在家里，焦虑着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她正在读研，妹妹刚入大一。家中还要供养两名大学生。父亲也想过转行开出租车、跑网约车，却不熟悉城区路况，也不擅长使用导航，收入远不及运输硫磺。母亲前几年就从花炮厂离开，去了洗碗厂，负责碗筷消毒包装，月薪仅有三千余元。
清明节，父亲跟她说，司机群里有人从开年到现在，一趟货都没运过。今年行情大不如往年。往年没出元宵，厂子就开了，今年出了元宵才复工。出了元宵到了3月，恰逢两会，又停。捱到5月，官渡又炸了，全省停产。算下来，今年开工的日子加起来没满一个月，“谁都不想出事，可停工停久了，人要挨饿”。她留意到，自媒体上，很多花炮从业者都在诉说相似的困境。
小白的母亲同样深陷焦虑。村里家庭作坊早已被取缔，村民集资建了一个花炮厂，统一安全管理。和村里多数中年妇女一样，母亲如今也去了这个厂工作，做着外包装的边缘活计。“她尚且是产业链的末端，那些真正靠花炮养家的人，焦虑只会更深。”小白说。
三叔四叔这些年靠着烟花攒下积蓄，在市区购置房产，却背负三四十万房贷，一旦失去这份工作，房子便会面临断供，“大家不愿行业被一刀切取缔，一来是怕失去生计，二来是找不到更适配自己的工作。外出打工漂泊异乡，老人孩子都顾不上。”
小白的旧手机里存满了烟花照片。在国外旅行时遇见夜空绽放的烟火，她总能一眼认出多半来自浏阳。奥运盛典、大型庆典，乃至特朗普的就职仪式，漫天绚烂里，都有浏阳烟花的身影。她总会为家乡感到骄傲。可这份骄傲背后，总会牵出童年里那场家族的伤痛，沉甸甸的，压在心头。童年的恐惧，至今也遗留在心里，偶尔梦中惊醒，再谈起来还是会哽咽、泪流不止。
她曾在朋友圈写下一句话：当我们仰望烟花绽放时，请多一份感恩吧，总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
小白始终觉得，烟花产业的贡献远大于它的隐患，保留比取缔更能惠及这片土地。
既然烟花是高危行业，就该以高危行业的标准从严监管。把安全成本提上去，出售价格也随之提高。这样做，行业或许会因此缩小，但能少发生那些惨烈的事故。她反感运动式管控：只有出了事才严管一阵，严控期全线停产，对所有人冲击巨大。安全不该是一阵风的整顿，而该包含在每一天严格的日常管理里。
官渡爆炸当天，浏阳烟花秀照常升空。网上骂声一片，说人命都没了还在放。刘嫣安觉得，很多游客专程赶来的，不能让人白跑。有游客在网上抱怨路堵，再也不来了，但她认为，剧院附近已经尽力拓宽了，旁边都是小区。有人还说”烟花易逝，几秒钟有什么好看的”。别人骂浏阳烟花，她总是不开心：”也是因为有烟花，才让这么多人来到浏阳、知道浏阳。”
出了事，网上骂监管、骂管理者。抖音评论区有的说，车间主任应该要求工人戴头盔，不戴罚200。可做了几十年的老师傅不买账：”你自己都没下过车间，你懂什么？”知道网友好心，但头盔闷，碍事，干了这么多年没出过事，就不愿意戴。
在父亲的行当里，也有司机铤而走险用普货车偷偷运烟花材料，严检时抓到就拘留7天。平时遇到哪里查车，消息也会在司机群里立马传开。“事故没发在自己身上，就不会像一个检查员那样较真，默许一些轻度违规。”她相信，跟火药直接相关的人，这次会有所警醒。如果亲戚或同村的人还要去干花炮，她也会奉劝：不要再存在侥幸心理。
再看见烟花，她的心境也早已不同。如今的花炮款式不断翻新，怎么拍都好看，可一想到那些在烟火里熬着的人，就总是“想流泪”。她和朋友聊得最多的是新闻里一个家庭，一家四口都没了，”不晓得有没有小孩，如果有，那个小孩未来怎么办？”
她在网上看过一句话：“长大的成人礼，是一张去往广东的火车票。”而她和妹妹的童年，每天都能等到父母回家，一家人围在堂屋吃饭，这份安稳，让她深感幸运。
父亲常年运送硫磺，衣衫总沾着硫磺灰。母亲手洗全家衣物时，总会把他的衣服一同浸泡，一家人的衣裳也沾染上了淡淡的硫磺味。妹妹初中进城读书，某天回家委屈地说：“姐，我衣服总有一股硫磺味。”她怕被同学议论。刘嫣安只平静地回：“要么别让妈洗，要么别花爸挣的钱。”妹妹沉默了，从此再也没提过。
小时候，她常坐在堂屋门口等父亲。堂屋正对着浏阳河，河边的路很窄，两车会车必须避让，河里曾发生过翻车事故。她坐在门口，心里一遍遍默念：“怎么还没回来，千万别出车祸，千万别。”这份从小埋在心底的不安，她从没跟父母说过。
天色渐暗，父亲还没到家，她就拨通电话。每次问“到哪了”，父亲总说“快了”。话音刚落，身后的厨房就响起母亲的炒菜声。风从河面吹过来，拂过山脊上的蓝色棚子。天黑了，父亲总会平安回来。
*应受访者要求，刘嫣安、策安，小白均为化名
*图源浏阳花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系列纪录片《灿烂》
2026-05-15 16:55:42
张坤在一季报里发出了灵魂一问：“我们是否依旧相信，每一代中国人会比上一代人生活的更好？”
其实唐僧相信持仓坚定的张坤肯定对这个问题是正面答案的，但是张坤自己没回答另一个问题：“过的更好是一个主观感受，每个中国人过的比上一代更好，会不会一定会在货币化上体现？”
我的父辈一年只能喝得起一瓶1499的茅台，我一年能喝20瓶RIO。我的父辈每年可支配收入30000，喝这一瓶茅台占他年度可支配收入的5%，我收入30万，喝酒占我年度可支配收入的0.1%。在这种场景下，谁生活的更好呢？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生活的确更好了，但是按照货币化计量数字更小了？这就是我们的思维里面可能一直有的一个误区：货币化计量。
唐僧承认在经济学领域里面不搞货币化计量是不行的，因为很多种类完全不可比，不可比就没法归类统计算总账，很多判断和决策就没法做了。但是完全货币化计量也不行，因为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可比性”强行拉到一起加总，跟最底层的逻辑毕竟是隔了一层：而隔得这一层在特定情况下就是有可能出问题。
评价消费增长的时候，是不是还只能用货币化这一条路去评价？以前我三年买一台电脑10000块，现在我一年买一台电脑3000块，3年算下来才9000块钱，那你说我的消费是增长了，还是没增长呢？以前在企业端10000块钱的电脑赚了3000块，每年1000块，现在企业端一台电脑赚300块，每年300块。用货币一算我的消费妥妥肯定也是下降的，但是真这样么？
是不是用人均能量占有和消耗，来评估消费更合适一点，更符合消费的人的体感？但是由于发电能力和储能能力题的快速提升，单位能源的价格是在持续走低的，货币化计量以后的消费是不是提升的就不好说了。
我们按照衣食住行四大基本需求来拆一下：
在穿衣上面，除了少数模特网红要不断换衣服以外（以后估计也不需要了，AI直接给你换装就完了），现在人都不怎么出去见人了，那人均衣物占有自然也就提不上去了（保暖需求基本已经不存在了，在家里的话裹个被子算了）。
在吃的层面上，现代人都吃太好了，只要你不准备继续变成超级大胖子，那人均能量占有就是有上限的。
住的方面，人均居住面积提升到一定水平，也就提不上去了，你就是再有钱你还能前半夜后半夜各换一个房间睡？更何况现在房价这个鬼样子投资需求也受压制。
唯一能够说道说道的只剩下行，也就是物理意义上的人的出行半径。以前只有绿皮火车你跑500公里就累死人，现在有了高铁里跑两个2000公里也不是不行，有了飞机你去个5000公里也可以……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能够“精神旅行”，比如VR或者小视频跟着其他人去看看，那肉体的旅行也可以再缩减一下……
在衣食住行全部都接近能量需求天花板，且24小时基本上快打满的情况下，你新增一个需求自然就会挤出一个老需求。而且多数情况下新增需求的性价比更高能量消耗更少，比如“跟着长老去旅行”只需要唐僧一个人消耗能量，其他人有手机有电有网络看看听听解说就算了，你要放以前肉身去旅行这3000个观众就是3000倍的能量消耗….
按照这个逻辑推理下去只有星际航行和创新药值得买。星际航行提升生命的广度，创新药提升生命的长度，有了这俩前置条件消费才能起来，否则有可能人类的消费已经被24小时的生命总时长和肉体飞行距离的限制带来的能量总消耗锁死了。
总之：如果按照人均能量占有和消耗这个标准来看的话，我们离天花板到底还有多高？如果按照单位能量生成的价格来看的话，那以货币计量的人均消费水平还有多少能够提升的空间？衣食住行都到天花板的话，剩下的就只是精神方面的需求，而且还是在24小时有效时间约束内的“需求密度”的提升才行，要是按照货币计量“需求密度”也下来了呢？比如从一小时200的线下需求变成一小时5块的线上需求……
这个恐怕才是我们真正值得考虑和担忧的问题。
今天要说的基本上说完了，但是看了一下到这里还有点短，男人太短了也不行，就再顺带讲一下另外一个话题：
看到一个新闻说某高校有学生被流浪狗咬了，去质问学校为什么不管管流浪狗？而恰好该学校就是前两年由于保安捕杀流浪猫狗被开除的这个学校。
魔幻的是，要求校方爱护小动物不能随意捕杀流浪猫狗和质问学校为啥不管管流浪猫狗害的学生被咬的声音是同时存在的。你又不能捕杀流浪猫狗，那流浪猫狗自然就多，你还要求猫狗不能咬人，那怎么办？让这些猫狗坐在教室里面找人给他们上思想品德行为操守课么？
这两种声音能同时存在而且还都得到了相当多的用户，这在反映了很多年轻一代的思维缺陷的：只有短链条思维能力，只能解决如果A，则A1的结果，但是A1一路推演下去会导致什么样的An的多层推理能力是欠缺的。
比如再你琢磨一下：产品便宜、员工福利好、股东利润高且股价高，这本质上是个不可能三角。但是有些自媒体也不讲这个不可能三角：他作为消费者就要求你企业在卖东西的时候要便宜，作为员工讲员工福利的时候员工福利要好，最后他作为股民的时候要求体现在股东上面，利润要高，股价要高。
你要是个上市公司CEO我就问你如何同时满足这三者？按照某同学的说法：看起来只剩下打劫外星人一条路了。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下围棋这种事情已经可以被“狗”所替代了，但是唐僧觉得下棋打牌这种娱乐活动还是应该保留，至少作为思维训练的一种游戏这是可以非常有效的锻炼长链条思维模式的：我下完一步以后对手也是要下一步的，而且对手下的一步一定是对他最有利的一步而不是对我最有利的一步，那我再下一步应该要如何应对呢？如此类推……
就像好的投资者可以预判到市场的预判一样，好的棋手可以推算到十几步以后。但是很多人的思路不是这样的，他们只有“我打吃，他不管，然后我吃掉他”这么简单的思维模式。那你打吃以后人家凭啥不管啊！下棋的时候你能一眼识别出这种臭棋篓子，那在生活中你能一眼看出这种“臭人篓子”么？
正常人思维下面遇到这种情况下不过的时候是努力多背定式多下棋提升自己的棋艺，但是现在也有很多“巨婴”的解决方式是：我打吃，你居然要跑？不行！你跑我就掀棋盘！结果对面抄起棋盘来呼在自己脸上以后懵逼了。
（以上故事可以参考大汉棋圣汉景帝刘启往事：吴王世子在棋局上对刘启大放厥词，刘启也不逼逼直接抄起棋盘就把对方直接当场砸死了）
所以你要定规矩把其他人搞成你的对手的时候，最好要有掀桌子抄棋盘并且打赢的能力。要么唐僧给你个建议，就是你们可以共同把下棋变成一个娱乐不要在乎棋盘上的输赢，大家一起在棋盘之外把蛋糕做大，这个是唐僧最喜欢的商业模式和为人处世的模式。
但是很显然很多极端“X”权是只想分蛋糕并不想做蛋糕的。到这里我都没有说他们只擅长分蛋糕，因为如果只想有权力而不承担任何义务的话，根本就不会有人走到你的棋盘上来，0乘多少都是0，这就连“擅长”分蛋糕都算不上，因为就连电信诈骗都好歹给你点甜头呢。
这种去缅北都不是好员工的思维谁信谁傻X。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唐僧的碎碎念，作者：唐二僧
2026-05-15 15: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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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5-15 15:33:53
韩国半导体产业最近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是研究机构预计，今年SK海力士的营业利润将会达到约250万亿韩元，有好事投行算了一下，SK海力士员工今年人均奖金有望达到7亿韩元（约为人民币320万元）。
二是韩国总统秘书室政策室长金容范（Kim Yong-beom）提议，韩国应该将本国AI产业创造的超额利润返还给公众。
按照金容范的说法，韩国在AI时代的成果并非个别公司的努力，而是建立在韩国半个多世纪产业基础之上，因此，这些成果的一部分理应福泽所有公民[1]。
金容范本人在韩国金融圈颇具影响力，做过世界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搞过风投，在韩国知名投资机构梅瑞兹连任过5次CEO，据说还是2018年拯救韩国加密货币产业的关键人物。
总统秘书室政策室长是个特殊的职位，虽说没有法定的行政权，但因为直接对总统负责，可以给总统吹枕边风，对中央决策有一定影响力。
文章发布后，涨势如虹的韩国股市突然开盘大跌，两大权重股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带头，韩国综合指数盘中一度跌超5%，金室长果然字字千金。
面对泼天的富贵，古今中外，利益分配总是那个破坏和谐的难题。为了今天人均300万人民币的奖金，韩国人已经奋斗了三十年。
不患寡而患不均
人均300万的奖金不是已经发出去的，而是根据SK海力士今年的业绩预期测算出来的。
去年年中，SK海力士爆发劳资冲突，工会要求公司将营业利润的10%作为奖金发放，同时取消“不超过基本工资的1000%”的奖金上限，有效期长达十年。
最终工人阶级取得胜利。到了年终结算，SK海力士2025年全年营业利润高达47.2万亿韩元，不仅较2024年翻倍，甚至超过了老大哥三星所有业务营业利润的总和，约等于冰岛一年的GDP。
白纸黑字之下，今年2月，SK海力士给员工发了相当于基本工资的2964%的年终奖，人均奖金约合人民币67.4万元。
没想到SK海力士实在太争气，今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首次突破50万亿韩元，营业利润较上一季度翻倍。投行按照年度营业利润的预测，才算出了人均300万的奖金。
看着友商员工数钱数到手软，隔壁的三星自然羡慕嫉妒恨。
今年2月SK海力士的奖金发完，三星工会就坐不住了，3月就在中央劳动委员会的调解下，和三星管理层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因分歧过大终止调解。
4月，三星工会就展开了非正式的短暂罢工，导致三星存储芯片工厂的夜班产量下降18%，晶圆代工产量暴跌58%。
三星工会主席崔承浩上月曾向韩媒爆料，今年的头四个月，已经有大约200名三星工程师跳槽到了SK海力士了[4]。威胁之意溢于言表。
到了五月，SK海力士今年奖金曝光，三星的工人更是急红了眼，再次开启劳资谈判。
根据工会提出的奖金发放标准，三星需要将营业利润的15%作为奖金发放给员工，同时废除奖金不超过年薪的50%的限制。
三星工会提出的“15%”指标，很难说没有参考隔壁SK海力士的最新奖金发放标准。
2025年，三星营收高达333.6万亿韩元，按韩国去年1.87万亿美元GDP计算，三星一家的营收就占到了韩国GDP的12.5%，营业利润37.61万亿韩元，同比增长超过400%，相当于每天一睁眼就能净赚约1200亿韩元（约6.3亿人民币）。
但即使如此，三星管理层仍不肯松口，表示可以提供营业利润的10%作为奖金（与SK海力士的百分比齐平），但只是一次性方案，且仍然维持奖金在工资占比不超过50%。
同为资本家的摩根大通“好心”给三星算了一笔账，如果将10%-15%的营业利润作为奖金发放、并将基本工资提高5%，三星的劳动力成本将在当前预测的基础上增加21万亿-39万亿韩元。
作为对比，罢工18天造成的销售损失，“也不过”4万亿韩元[2]。
用脚投票，三星管理层也知道该怎么投，最终结果是预料之中的不欢而散。
不久前，三星工会代表崔胜浩（Choi Seung-ho）宣布，双方谈判破裂。对于工会提出的薪酬方案，三星管理层表示拒不接受。
超过3万名三星员工街头抗议要求提高薪酬；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接下来，三星工会将在21日开始为期18天的罢工。这将是三星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罢工，上一次是在2024年，参与者不过5000人上下，而这一次预计将多达5万人。
无论劳工纠纷之后会如何进展，三星连同SK海力士都总算扬眉吐气了。
为了今天这个时刻，韩国人已经吃了30年的苦了。
无敌的烦恼
年初，市场调研机构TrendForce发布去年第四季度DRAM（内存最大品类）营收排名，三星、SK海力士分别以36%、32.1%的份额排名前二，合计份额逼近70%。
韩国在内存上的胜利是长期抗战的结果，金容范说韩国在AI时代的成果是建立自身产业基础之上，并非夸张。
从1979生产出第一颗16K DRAM开始，韩国用了十年时间缩小与日本巨头的技术差距，又用了十年扩大市场份额、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2012年，日本内存“最后的希望”尔必达宣告破产，韩国厂商在内存上从此再无敌手。
过去十几年，韩国厂商全球霸主地位稳若金汤。巅峰时期，三星在DRAM的市场份一度超过40%，与SK海力士多年把持着全球DRAM七成产能。
但在很长时间里，内存其实是一个烂到家的生意。
内存作为电子产业的上游刚需，有两大特性，一是标准化，二是产能建设时间长。
“标准化”的意思是，一个相同规格和相同容量的内存芯片，不同厂商的产品参数规格别无二致，手机厂商的内存配置甚至不会特别标注是三星还是SK海力士的。
这就导致内存成为标准的“蓝领产业”，价格成为内存厂商竞争的唯一竞争力，动不动多方混战，价格战打来打去，最后造福下游，苦了自己。市场长期增收不增利。
三星和SK海力士贵为全球老一老二，利润率也常年在10%-20%徘徊。
而产能建设时间长，又给这个“蓝领产业”加了一个暴涨暴跌的缺点。
一座先进内存工厂，从建设到达到预定产能起码要3年，使得产能开出和市场需求之间存在时间差，导致周期的存在，内存价格暴涨暴跌，连累内存厂商的业绩也暴涨暴跌，赚两年亏两年。
两者叠加，内存市场价格战频发，增收不增利的现状持续了超过二十年，内存厂商业绩暴涨暴跌成为常态。SK海力士就是有心发奖金，也拿不出钱来。
2021年，三星和SK海力士站在周期高点，营收创下历史新高，到了2023年，就因为遭遇内存市价暴跌从天堂坠入地狱，三星半导体部门全年倒亏近14万亿韩元，SK海力士年度亏损更是达到了历史新高的7.7万亿韩元。
如果没有韩国政府几十年如一日的倾囊相助，三星和SK海力士很可能在某个周期低谷主动或被迫离场，就像众多日本先烈一样。
正当韩国人揣着这个烫手的山芋，艰难维持着得来不易的世界第一，AI来救场了。
AI数据中心需求爆发，彻底改变了内存的供需逻辑，也夯实了韩国内存“无敌”的基础。
一方面，AI服务器对DRAM容量的需求是普通服务器的8倍，NAND则是3倍，是当下产能供不应求的始作俑者。据Counterpoint Research测算，要缓解短缺现状，需要行业产能到2027年以每年12%的速度增长，但实际数据仅为7.5%[5]。
过去，内存生产了不一定能卖得出去（还要看终端产品需求），但如今至少在未来几年里，内存只要生产出来，就不愁没得卖，也就是说，从买方市场变成了卖方市场。
另一方面，HBM的爆发性需求，直接将AI数据中心的一条命脉交到了韩国人的手上。
GPU板卡中的HBM
AI数据中心离不开GPU，而GPU要保证数据吞吐量和通信效率，又离不开HBM。
英伟达GPU全系列采用HBM内存，从A100配备HBM2E到B300配备12hi层HBM3E，规格、性能逐步升级，AMD的拳头产品Instinct MI300X也用了8颗12hi层HBM3堆栈[6]。
传统DRAM技术门槛不算高，新人打不过巨头，不是因为生产不出来，而是生产得不如巨头便宜。但HBM放眼全球只有三家厂商成功量产，又以SK海力士和三星技术最为成熟、先进。
这就给了SK海力士和三星坐地起价的本钱。
而根据Counterpoint Research最新测算，2024年-2028年，全球AI数据中心对HBM的需求量将将增长35倍[7]，但从三星、SK海力士、美光的扩产节奏来看，2025年对HBM的总位元供给量仅同比增长了84%，2026年预测仅为47%[6]。
这意味着未来几年HBM都将严重供不应求，三星和SK海力士躺着数钱的日子还能过很久。根据两者此前透露，自家到2026年HBM产能均已被售罄或预定。
根据韩国海关截至5月10日的进出口数据，裸DRAM颗粒（保护包含模组）单价已经达到89498美元/kg，同比暴增近500%，HBM则同比增长165.5%达到78752美元/kg[8]。
作为对比，同期黄金每公斤的价格是76150−78000美元（按2026年5月国际金价4700−4800美元/盎司换算）。
就像金容范在文章中说的，韩国正在告别传统意义上随全球景气波动而起伏的“周期性出口型经济体”。由于掌握了结构性的稀缺资源并能持续获取超额利润，韩国正展现出一种“向接近技术垄断的经济结构转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内存的价格贵过黄金，也合情合理。
尾声
围绕SK海力士的高额奖金，韩国本土抽象新闻频出。
其中尤其引人关注的，一则是SK海力士员工走红相亲市场，写有公司logo的工装夹克成为相亲最佳造型；一则是SK海力士所在园区和前往公司的通勤线路周围房价飙升。
种种传闻无论真假，传递的都是一个事实：SK海力士的日子真的好起来了。
这也是集结所有力量和资源，付出大量勤劳与汗水，进行产业升级的最终目的：让产业工人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
SK海力士做到了，更多的公司很早之前也做到了。老话说得好：
来源：远川科技评论
2026-05-15 14: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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