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0-16 23:29:00
最近，老T有幸回到自己母校佛山大学，现场聆听风靡网络的罗翔老师过来讲课，感觉内心总有一种莫名的思绪在翻滚，但也不知道该怎么描述，于是，只好想到啥就说点啥，并就此记录下来。
从事法律工作十几年来，老T时常感到感到无助，怀疑是不是因为自己能力水平太差，是不是因为自己当年读的大学层次不够，总是出现本领恐慌甚至有点自卑，面对同行的专业素养和能力，经常手足无措。有时候面对新问题不知如何下手，面对困难问题不知从哪切入，面对一些无可奈何的事情，总是内心挣扎。
这次，罗翔老师讲课的地点在佛山大学仙溪校区，也是我大学最开始的地方，在这里，我度过了人生中最为轻松快乐的时光。或许也是因为大学时过的太过安逸、舒适，以至于后来进入社会不断遭受挫折，由“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逐渐演变为“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不过，无论如何还是庆幸自己当年高考选择了佛大，选择了法学这个专业，虽然毕业后磕磕绊绊，四处碰壁，但最终，又回到了佛山，重拾了法律工作。
在罗翔老师的授课中，贯穿整场的一条主线是“我是法盲”“大家都是法盲”。他列举了大量刑事司法实践案例，这些案例中绝大多数都是涉及各类部门法，包括行政法、经济法、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法、国际法等等，每当提到这种跨部门法的案例时，他都会不由自主拉长音调，自嘲自己真是个“法盲”。
的确，目前我国法律体系之庞大，毋庸置疑。比如他讲到一些“购买什么品种鹦鹉构成犯罪？” “用弹弓打麻雀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构成犯罪？”“自己网上海淘购买哪些药品会构成犯罪？”“薅联程飞机票羊毛是否构成犯罪？”“无证办广场舞培训班是否构成犯罪？”等等。
事实上别说一般法律工作者，就算专门研究这些领域的学者，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出答案，甚至很多时候，研究得出的结论还可能是错误的，因为部门法之庞大，有些时候不仅涉及国家层面规定，还得考虑省级以下甚至县一级行政机构的文件，而研究过程很难做到事无巨细。就连刑事司法这种需要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理论上只能由全国性法律进行规制的领域都如此，其他民事、行政等领域就更加复杂了。
罗翔老师特别提到《教育法》第44条的一个规定：受教育者（包含受学校教育的学生，受职业培训、继续教育的从业人员，甚至受公司组织学习培训的职工）应当履行努力学习，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的义务。但这种“努力学习”如何评价，从宽泛意义上来讲，可能上至所有课程取得满分、上课不走神，下至不缺课、不挂科等等，导致几乎所有人都可能在违法。只是这种“违法”没有规定处罚方式，但并不意味着没有违法。
老T在工作中也曾遇到过这类问题。比如在某涉众案件中，出现某个群体普遍违法的情况下，是否真就要按照刑法条文，对他们全都按照犯罪处理。毕竟，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很多时候，还真就不知道这种行为是犯罪，甚至老T如果不是反复研究对比确认，在事前也没法按经验和直觉评价这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只是在案件调查过程中，通过不断搜罗各种法律法规和行政规定，才发现，哦，原来这也能构成犯罪啊。
授课后，我也听到有人在走出报告厅时闲聊，说罗翔老师在讲课中提到“需要同时满足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才能构成犯罪”这种说法有问题，与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有很大出入，为什么授课过程中主办方没有及时叫停。
老T当时就一愣，回忆授课过程中似乎有这么个情况。但回到车上仔细查看自己当时拍摄的PPT发现，罗翔老师其实是在对于“空白罪状”的实质判断时提出来的。对于“空白罪状”这种刑法没有直接规定某一犯罪构成的特征的情况，说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倒也不是“歪理邪说”，起码在罗翔老师所列举的案例中，都是有合理性的。只是在司法实践中，确实有部分通过“空白罪状”描述的罪名（如危险驾驶罪），其构成要件的满足有时并不严格遵循罗翔老师所分析的案例中那种“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同时被深度评价”的模式，尤其当法规本身对构成行为有较明确规定时。
当然，也就是课后这个小插曲，不由得让老T一阵后怕。一个近似于“望文生义”的想法，如果真的有人“上纲上线”，很可能就会给这场授课带来“无形的阴霾”。也就幸好这次活动是在高校举办，当然，也可能是主办方事先就对地点选择上有一定的考量，这场高质量的授课，最终能够顺利进行、圆满完成。
获悉罗翔老师要来佛大讲课后，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当年高中能更努力些，能多考40分进中国政法大学的话，那在罗翔老师这样的“名师”教诲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特别是当我现场看到罗翔老师出场时，他那似乎比我们湖南人平均高出半个头的身高，真让我怀疑他到底是不是湖南人？也正是这种现场观感的反差，让我立马回想起自己大学时的刑法老师彭老师，毕竟彭老师的身高也算是我们“江湖老表”中身材瘦小的代表了。
犹记得，彭老师给我们上刑法课时还是个“年轻小伙”，性格随和、谦逊，但一幅略带色泽的眼镜，总是让人感觉捉摸不透，特别是笑着给大家提问时，也总会让人感觉这些问题背后肯定有“坑”。不过也正是因为彭老师上课时不喜欢照本宣科，而是经常喜欢讲一讲自己的学习、生活经历，谈一谈对社会上发生的一些典型案事件看法，问一问大家对理想和未来的憧憬是什么，顺便吐槽一下刑事司法实务中的一些弊端，这些做法都让我们倍感亲切，感觉像是一位兄长在跟大家唠家常，为严肃的刑法学习课堂，增添了很多轻快的元素。
特别是彭老师在课堂上自述的个人经历，一直让我记忆犹新，并且在我日后工作过程中，每当接触到与他类似经历的朋友时，总能第一时间想起他。
简单说就是，彭老师出生江西农村，家庭清苦，虽然读书刻苦，成绩也很好，但在家庭压力下，不得不选择“中专师范”这条当时在农村能迅速改变命运的“最优路径”，一毕业就能回到乡下教书，捧上无数农村人羡慕的“铁饭碗”。但也就是在乡村中学教书的过程中，让他更加坚定“读书改变命运”的信念，怀揣着大学梦想，在职期间拿到大专学历并在后来考上郑州大学研究生，从此“鲤鱼跃龙门”成为一名大学老师。
彭老师在佛大法学院（此前叫政法学院）教授刑法学长达11年，到我们毕业那年，他离开了佛大，去到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由于他离开了广东，加上我们也毕业进入社会，之后关于他的消息就很少了。
趁此机会，我也在网上简单搜索了一下彭老师名字，看能否找到他近况。没想到，就是这一查，让我瞬间感慨万千。
今年6月，彭老师已经调去中国政法大学，现在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证据科学研究院院长。另外，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中国政法大学这个证据科学研究院，居然还设有人文社科类大学极其罕见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由工程院院士担任主任，也算是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文科大学无院士”的壁垒。
当我把这个信息转发到大学班级群时，班主任老师立马在群里回复：“彭教授是我国少有的高产法学家”。
原来，“名师”一直就在我们眼前，原来我们也一直都是罗翔老师这样的“名师”所教出来的学生。再回头看看自己先前的想法，不禁一阵唏嘘，深感愚蠢。
本来这篇文章在前天听完罗翔老师讲课后，我便打算开写。但考虑到今天又有一场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黄进老师的授课，故此想一并记录一下。
相比罗翔老师在网络上的“出圈”，黄进老师，主要是在法学界、高校领域广受赞誉。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国际私法专业博士，首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对我国涉外法治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
虽然两场活动都有律师协会参与，但与前边罗翔老师授课存在区别的是，黄进老师这场授课地点是在政府机关礼堂。从授课风格上来说，两者就有一定差异。
黄进老师这边的授课，主要还是偏向于理论阐释，从涉外法治的概念和内涵，到我国涉外法治事业的发展历史回顾，以及如何推进涉外法治建设等方面作了系统介绍。
老T此前也多次听过这类课程，特别前几年在西北政法大学培训期间，第一次系统接触到涉外法治这个概念时，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当时授课老师还特地展示一组数据，描述我国涉外法治事业面临的困难，让在场每个人听了都感觉不是滋味。
在全国近70万律师中，能够从事涉外法律实务的律师不足1万人，能够在境外参与诉讼、仲裁庭审的律师不足300人，能够在WTO等国际组织争议解决机构中提供国际法律服务的律师不足30人。在涉外法治规则和体系构建方面，目前我国在进出口贸易中选用外国法的比例占到95%以上，在国外开庭或仲裁的败诉率高达95%以上，国内涉外机构处理的案件95%以上都是内地加港澳台的案件。在联合国机构中，来自中国的公务员比例不足中国缴纳会费比例的1/15，其中从事法律事务的几乎为零，在国际法律规则构建方面，目前我国很难有话语权。（2022年）
总体来说，涉外法治这个领域，仍然是我国当前甚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需要补上的短板。而黄进老师的授课，其实也更多的是在呼吁大家重视、支持和参与涉外法治建设事业。
如同改革开放初期，整体法治建设事业的万象俱兴的局面，像黄进老师这样的先行者，勇闯国际私法这种“无人区”，为后来者奠定了坚实基础。当今，随着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涉外法治领域仍然有大量新的“无人区”等待国内法学法律工作者去开拓。老T个人工作闲暇之余，也一直非常关注这些问题，此前从普法层面简单写过几篇文章，或许也是一种对抗那无处不在的“法盲”焦虑的方式吧。
2025-10-10 16:30:00
最近在 Slate 上看到一个名叫 Giovanni Garcia-Fenech 的作者以《美国吃掉了我的名字》为题，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刚好，老T前些天也简单写了个 10月1日即将实施的K签证对普通人有什么影响 分析可能出现的外国移民现象，不由得开始思考，是否外国人到中国时也会遇到“吃掉名字”这种问题。
这篇《How the Government Ate My Name》文章作者出生于墨西哥，全名有四个名字 Leonel Giovanni García Fenech，这在西班牙语国家是标准起名方法，体现了家族传承和历史文化。
但作者在移民美国后，他的名字因美国官僚系统而被简化，在入籍时去掉一个名字，在驾照和护照上名字出现顺序混乱，甚至被缩写为“Giovanni F. Garcia”。
作者后来从美国移居西班牙时，又因文件上的名字不匹配而无法获取墨西哥护照。作者幽默地描述了这些经历，强调名字作为身份载体的脆弱性，以及在不同国家因为名字变更时所带来的不便。
最让老T感到惊讶的是，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作者提到的一个小故事：
作者在西班牙的一个小店看到一个来自中国的上了年纪的老板娘，这个老板娘的名字居然叫“Lola”（萝拉），而这个“Lola”名字的由来，仅仅是因为此前这个店里有一个名叫“Lola”的小姑娘在此工作过，有客人经常上门就问“萝拉在哪？”于是这个中国老板娘就在一声一声的询问中，变成了“萝拉”。
美国的情况主要是基于英文环境，不支持 ASCII （英文字母及其标点符号）以外的字符，导致 ü、ä、ß 等字母都被替换。对长名字也存在文化抵触，即便是姓名中有三个词，也总是拧巴的将中间那个省略掉或者简写。例如，奥巴马的 Barack Hussein Obama 绝大多数时候都只写 Barack Obama 或者简写成 Barack H. Obama。
但老T在网上查询后发现，其实这种因名字与官僚系统格格不入而引发的“身份摩擦”也并非美国独有，全球各地都在不断上演。
比如，最常见的是俄语姓氏中通常带有性别后缀（男性 -ov, 女性 -ova，比如伊万诺夫、莎拉波娃这种），但移民英美后常被强制统一成男性格式，导致女性文件上的名字与实际性别不符。
一些斯拉夫国家在将英文转写为西里尔字母时，也会遇到缺乏对应字符，搞出“不伦不类”的现象。
在法国，政府往往鼓励移民适应本地命名惯例，以促进文化融入，并认为移民将自己姓名改成法文名是“同化”的一部分。
此外，在阿拉伯语与其他语种的交互中，也常出现手动错误，影响身份验证。这些问题普遍源于不同语言、文字规范、名字文化和数据库兼容性，移民往往需主动调整名字以避免不便。
网龄比较长的朋友应该记得国内曾经发生过一个著名的取名事件：赵C。
1986年，赵C的父亲标新立异，用“赵C”为儿子登记姓名，由于当年名字管理也不够规范，就这样用了20年。但到 2006 年，赵C想换第二代身份证时却出了问题，彼时国内正准备制定《姓名登记条例（草案）》，要求名字中不得再使用繁体字、已淘汰的异体字、外国文字、汉语拼音以及阿拉伯数字等非中文字符。经过一番行政诉讼，虽然赵C赢了官司，但最终还是被迫改名。
这个事情也是当年老T读大学期间行政法课堂上讨论最激烈的一个事情。特别是教行政法的老师，对这个案件愤愤不平：认为赵C这个名字都用了 20 年，而且法院也支持他继续使用赵C这个名字，怎么要因为一个新法规的出台就让人改名字呢？
老T查询了一下目前国内对于外国人来华的名字使用方法，总体上只有两种：一种是用英文，另一种是中英双名。像俄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印地语这些通通都是不支持的。
正常情况下，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时，主要都是使用英文名，这些名字能够被银行、铁路系统所识别。比如，铁路 12306 APP 上现在有详细的填写指引，仅支持26个英文字母。
只有当外国人想在中国定居或申办护照时，才可能需要给自己取个中文名。但这中文名也不是强制要求，可用可不用。比如，老T查询本地市公安局的《外国人换发或补发永久居留证件业务公告》上备注，如果申请人须在《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上打印中文姓名，应在申请表上“其他需说明的事项”栏目中填写“证件需要打印中文姓名:XXX”,否则填写“无”。
也就是说，目前情况下，一个外国人到中国，其实最主要的是需要给自己取一个英文名，取中文名倒是次要的。至于取英文名的问题，其实也跟老T前边介绍的情况类似，对于原本使用俄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印地语等语种的外国人，在取英文名时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老T觉得，随着中国发展，未来肯定会吸引更多外国人进来工作甚至定居，这些外国人中间，可能不少都不是原生英语国家的人，与其让他们再取个英文名，不如直接一步到位用中文，更省事，也更符合国情。
毕竟，像日韩越等周边国家，人家都用中文取名上千年了，即便是用的字符不同，也基本都能找到对应中文名。突然让人家提供个英文名，总感觉哪里怪怪的。
2025-10-09 13:10:00
这个国庆长假，跟往年过的别无二致。最近10来年，老T除了个别年份的国庆长假期间有外出旅游，其余时间大多是自驾车辆往返于湘粤“两个家”之间。
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同，那这次主要区别就是因家里出行人数较多，5座小车坐不下，又单独给家人买了火车票。正是这次买火车票的经历，让老T重新认识了巴士这种交通工具。
讲起巴士，老T身上就有一把辛酸史。高中时，从乡里乘车去县城的中巴车上四五次被偷学费、生活费；大学时，从乡里去衡阳火车站的路上也被偷过生活费、手机。就连不经过火车站中转的长途巴士也被骗过。2012年春运，老T花费320元购买了一张衡山到佛山的长途车票，结果车子一到花都，司机就想把乘客赶下车。也就幸好当年老T用的黑莓手机已经有带GPS定位的谷歌地图，最终据理力争下，才让司机把车开进了广州市区。
回看这段经历，老T感觉恍如隔世，2012年至今不过13年。电子地图这种新鲜事物在当时大多数人手机上还未普及，而如今，几乎所有人早已习惯电子地图这种基础设施般的服务所带来便利性。也正是这种便利性，让曾经的很多“坑”都被填平了。
由于老T决定帮家人买火车票时已邻近国庆，只剩两天时间，不管是高铁票还是普铁票，几乎都出售殆尽，只剩一些普铁无座票还有售。没办法，也只能硬着头皮买张广州白云站到长沙火车站的无座票先顶着。毕竟时间也不长，总比超载挤在小车里熬十几个小时堵车要强。
比较头疼的是进出火车站的交通工具选择。两头的火车站离家都挺远：家里到广州白云站有60公里，从长沙火车站回老家有140公里（正常是到衡阳下，但衡阳没票）。以往常规方法是选择两边的汽车站到汽车站，然后再从汽车站转火车站。
但老T在微信上搜索发现，现在的巴士，居然已经不需要去汽车站了，而是可以直接在附近公交站上车，甚至有的巴士还能直接上门接送，跟网约车、顺风车没任何区别。
最关键的是，这种巴士还特别便宜。老T随手一查，发现广州到深圳的这种巴士居然有长期只卖19.9元的，甚至还有卖9.9元的。
看到这，老T不禁对此产生了兴趣，想了解下这背后到底有什么原因。
老T一边刷着各种微信小程序，一边在网上搜罗资料。
发现，这几年城际巴士的“变身”，主要得益于互联网平台的强势介入。
过去，巴士运营大多靠传统的汽车站和固定线路，效率低下，成本高企。像老T老家县城的公交公司，前几年亏损后停运了很长一段时间，顺带逼得县城到长沙的热门线路都被砍了一大半，结局就是越降本增效，越进入恶性循环，最终只能全部推倒从头再来，靠着将农村中巴线路全部整合进去，才重新盘活。
现在，各种互联网平台依托大数据和算法，通过优化线路和调度，能实现点对点甚至上门接送的服务。乘客不用再大老远跑到汽车站排队买票，直接在手机上选好时间和地点，巴士就近上车，省时省力。
更重要的是，价格为什么这么低？老T觉得，这一方面应该是平台之间的“补贴大战”，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往往通过烧钱补贴来吸引用户，比如五六十公里的线路，长期保持在19.9元甚至9.9元这种“白菜价”。另一方面，大巴电动化所带来的运营成本的降低也功不可没。随着电动巴士的普及，油费支出大幅下降，加上共享经济模式，车辆利用率更高，空载率低，自然能把价格压下来。
老T看到一篇报道，说这种城际巴士的低价策略，其实并不意味着不赚钱。连顺风车都有全职开的，能载几十人的大巴车，平摊下来成本确实也很低。
想想看，高铁虽然快，但票价动辄几百；自驾油费加高速费也不少；飞机更别提了。巴士这种“老古董”借着科技东风，摇身一变，竟成了性价比之王。
2025-09-30 07:10:00
这几天在知乎有个炒的火热的话题。国家即将开始颁发的K签证，引发很多人焦虑，是否外国人也要进来抢饭碗？
老T从自己视角也试着简单回答了一下。
总体来说，我认为这个签证政策对普通人没啥影响。K签讲白了还是个技术移民签证，虽然国家层面还没有制定具体办法，但大概率是按照美国H1B模式的。
重点还是服务国内制造业产业升级和关联产业需求。最主要是需要有懂第三世界国家语言、习俗、社会规范、消费习惯的人过来参与源头生产。
毫无疑问，美国IT互联网巨头里边大量印度裔员工，对美国科技公司开拓印度市场、理解印度用户需求、以及产品设计中融入某些印度文化元素，起到了重要的催化剂、加速器和桥梁作用。
中国制造想要有全球影响力，不是说在终端市场搞些研发中心就能解决问题，不可避免需要更多具有原生文化背景的外国人参与。
而这类职业生态位，与本国人力资源几乎没有竞争关系。
对普通人而言，K签证的实施几乎不会产生直接冲击。 它并非为了填补国内技术人才的“数量缺口”，而是精准地瞄准了“特定能力缺口”，即中国制造需要深度嵌入新兴市场本土语境（语言、文化、消费心理、社会网络）的稀缺能力。
这类引进人才的核心价值，在于帮助中国制造业和关联产业从源头设计、生产环节就精准锚定海外目标市场的真实需求，减少“水土不服”。这与本土人才在技术研发、生产管理、国内市场开拓等方面的核心能力是高度互补而非竞争的关系。
本质上，K签证是中国产业全球化深化到新阶段，为提升“本地化能力”和“源头创新适配性”而进行的一次战略性人才资源配置优化，其影响在于提升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与渗透力，而非与普通人争夺就业机会。
老T也很理解大多数人对这种问题的想法，动则关联到留学生问题。
但说到底，工作签证的前提是有工作，是国内企业愿意招外国人进来，是老板要真金白银给外国人发工资，需要解决企业内部沟通、管理问题，不可能有哪个老板请个“爹”来上班。如果不能发光发热，或者公司内部排斥导致其无法工作，那自然而然签证也就失效了。
2025-09-26 19:10:00
最近受“桦加沙”台风影响，夜里气温不上不下，开空调嫌冷，不开又有点闷。老T想着省点电，就没开空调，靠电风扇吹了一夜。结果，省电不成，倒把自己吹感冒了。
起初就是个普通感冒，流了两天鼻涕。可没想到，鼻涕快消停时，嗅觉突然又没了！
这已经是我第四次经历嗅觉丧失了。 第一次是2022年底阳了之后；第二次是2023年，感觉像是新冠回潮；第三次是去年冬天，症状也像新冠。但这次，我敢肯定不是新冠，用试纸测了，只有一条线。
这让我忍不住琢磨：搞不好前两次也不是新冠呢？ 因为除了第一次阳了和这次测了，中间那两次我其实都没做检测，当时只当是新冠了。现在想想，真有点细思恐极：难道得过新冠之后，再遇上普通感冒也会触发嗅觉失灵？
作为医学门外汉，老T只好求助网络，想弄清楚感冒和嗅觉失灵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也希望能给有类似经历的朋友一点参考。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科学角度切入。老T在 Science 上查到一项研究显示，新冠病毒对嗅觉系统的冲击远超普通感冒。它不像感冒那样主要是鼻塞堵路，而是直接“入侵”嗅觉上皮，也就是鼻子里的那些负责闻味儿的细胞。病毒通过 ACE2 受体进入支持细胞（sustentacular cells），导致炎症风暴，进而影响嗅觉神经元。这不是一次性的损伤，而是可能留下“后遗症”：慢性炎症或神经修复不全，让嗅觉系统变得脆弱。
由于老T看不懂这些具体内容，只能简单联想：新冠就好像一场“地震”，震坏了嗅觉基础结构，后续的小感冒则类似“余震”，轻易就能触发嗅觉失灵。
具体到复发机制，《英国医学杂志》上的 Post-viral olfactory loss and parosmia 文章指出，新冠患者嗅觉失灵的发生率高达 50%，其中许多人会发展为持久型或异嗅（闻到的味道变味儿），感染后6个月仍有27-60%的患者有嗅觉问题，1年后26.5-46%，甚至2年后还有8.3%。
为什么普通感冒会“借力打力”？因为感冒病毒（如鼻病毒）通常只引起暂时性鼻炎，但在前新冠患者身上，它可能放大残留的炎症。譬如，一篇案例研究描述了患者反复嗅觉失灵，可能源于过度炎症、再感染或病毒复制反弹。我的经历就很贴合：每次感冒后，不是鼻塞时就失灵，而是恢复期突然发作，这暗示不是机械堵塞，而是神经信号出了岔子。另一项研究进一步证实，后新冠嗅觉功能障碍与“长新冠”相关，涉及免疫细胞浸润和嗅觉上皮基因表达改变，导致系统对新感染更敏感。
当然，这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嗅觉失常现象，都能在一两个星期内逐渐恢复，尤其是年轻患者。
我自己这几天也在试着搞点恢复训练，闻闻柠檬、薄荷这些强烈气味，好像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假如你也遇上类似情况，别慌，记录下来，或许像我一样，找找背后的科学依据，心里就能多几分踏实。
生活本就五味杂陈，闻不着时，就多尝尝回忆的味道吧。
参考文献：
Olfactory and gustatory dysfunctions as a clinical presentation of mild-to-moderate forms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A multicenter European study.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00405-020-05965-1
Post-viral olfactory loss and parosmia.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7841969/
Long-lasting olfactory dysfunction in COVID-19 patients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00405-021-07153-1
Non-neuronal expression of SARS-CoV-2 entry genes in the olfactory system suggests mechanisms underlying COVID-19-associated anosmia.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adv.abc5801
Prognosis and persistence of smell and taste dys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covid-19: meta-analysis with parametric cure modelling of recovery curves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896188/
2025-09-10 18:20:00
从 9 月 1 日老T正式开始启用公众号算起，到今天刚好 10 天，这 10 天说短也短，说长也长。短的是，自 2008 年老T开始网络写作以来，这 10 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长的是，这 10 天算是老T 17 年写作历程中收获最多的时期，充满了新鲜感和挑战。
这 10 天里，老T公众号共更新 10 篇文章，其中 8 篇都是从博客搬到公众号的，只有 2 篇是近期新作。
在 8 篇搬迁的文章中，前 4 篇基本就是直接从博客复制粘贴，后 4 篇经过了大范围修订，几乎相当于重新写了一遍。
10 篇文章共计阅读量 2.2 万，其中最高的约 1 万，最少的 17。
另外，老T也收获了首个赞赏，来自安徽的网友 @Chulixia, 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来，老T以为微信公众号只是另一个信息发布平台，在已有文稿的基础上，简单发布即可。但由于微信天然的社交属性，这种想法很快就破灭了。微信公众号和博客看似都是写作平台，但本质上差异巨大，尤其是传播机制、读者互动和写作要求等方面。下面，老T就结合这 10 天的亲身经历，谈谈几点主要区别。
微信公众号的核心是推荐算法，它像一个无形的编辑，总在决定每篇文章能不能被推送到更多人面前。老T感觉这些天来，无时无刻不在被算法左右：文章标题要吸引人、内容要迎合读者口味、甚至发布时间都要卡点。
举个例子，老T的公众号目前总阅读量约 2.2 万，其中 90.4% 都来自算法推荐。如果算法不喜欢老T的文章，它就静静躺在后台，阅读量寥寥无几。
相比之下，博客更像一个安静的图书馆，主要面对搜索引擎。文章一发，就扔到网络大海里，由用户自己去搜索、发现。没有算法的“喜好”来左右，不管写的是专业知识还是个人心得，都只是共享出去，设置好关键词，等着有缘人来找。例如，老T的博客文章，很多都是 10 几年前写的，但通过搜索引擎，至今还能带来流量。
这种区别让写作心态完全不同。在微信上，老T得使劲琢磨“算法会不会推”，而在博客，老T只需问自己“这个内容有没有价值”就行。
微信公众号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粉丝数。粉丝越多，推送就越稳，阅读基数越高。老T这 10 天，粉丝从 0 涨到 100+，主要靠算法推荐拉新。但目前粉丝基数很小，新文章容易石沉大海。
博客的订阅数（比如 RSS 或邮件订阅）则没那么关键。博客读者往往是零散的搜索流量，订阅只是锦上添花。老T的博客订阅者不多，但文章通过 SEO 优化，也能持续吸引新访客。简单说，微信更像是是“粉丝经济”，而博客一直是“内容长尾”，前者靠积累人气，后者靠积累内容。
另外，这里老T再补充另一个经常使用的知乎平台情况，完全是另外一套逻辑的。知乎既不靠粉丝数，也不靠搜索引擎，甚至也可以说不靠算法推荐。因为它默认使用算法将问题推送给所有潜在创作者和读者，创作者只需要沿着知乎推荐的问题进行回答即可获得大量自然流量，也算是另一种“算法平权”。例如，老T最近一个月在知乎的回答几个问题，累计阅读近 40 万，绝大多数阅读量都来源于用户被知乎问题所吸引而点进页面后查看的。不管是作为创作者还是用户，老T都完全不用担心算法或关注数的影响。
这 10 天下来，老T感觉微信公众号的生态不适合太长、太专业的写法。读者大多用的是碎片化时间在阅读，刷朋友圈或订阅号时，更喜欢短平快的内容。老T花大力气写了几篇 5000 字以上的长文，比如分析印度强奸率、研究外国人如何看待93阅兵等，但阅读量和推荐最多的，反而是飞牛 NAS 相关的那些 2000 字以内的实用性文章。当然，这也可能因为内容差异，几篇长的文章，公众号后台审核后都明确不给推荐。
博客则更注重专业性和深度。没有什么限制，可以尽情展开，写成万字长文也没关系，因为读者是主动搜索来的，往往有特定需求。老T在博客上写的那些长篇内容，阅读量虽不高，但反馈很专业，读者留言讨论也更深入。微信像快餐，博客像大餐，前者求速，后者求精。
微信的运营规范有 23000 多字四五百条内容，说是包罗万象也不夸张。但创作者并不知道这些具体规范的阈值，只有写完提交后，才能从助推审核结果中看出端倪。老T阅读量最少的那几篇文章，至今没搞清到底因为什么原因不给推荐，反正后台通知就一句话：“不符合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
博客则没这些烦恼，只要遵纪守法即可，搜索引擎抓取后，更多的由用户自己判断。顶多是 SEO 优化的问题，但至少透明可控。
总之，这10天让老T深刻感受到，微信公众号更像一场算法游戏，需要不断试错、优化。而博客则更适合个性化创作，注重长效价值。当然，两者不是非此即彼，老T会继续双管齐下，保持两边同步更新。希望这些心得对其他创作者有帮助。如果你也有类似经历，欢迎留言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