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6-11 20:18:44
对于清华北大的女生，我找不到一个比“母狗”更好的称呼。
清北母狗，六个字总结：又穷又蠢又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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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穷，所以只吃得起路边摊烧烤。因为蠢，所以被一个苏北农村来的黑心大妈骗得团团转。黑心大妈把一两块钱一个的过期变质冷冻鸭腿，加上一堆辣椒掩盖异味，说是烧烤鹅腿。那些清北的母狗就真信了，还自发给黑心大妈宣传，在三八妇女节，把她当作女权楷模邀请去北大演讲。那些批发冷冻鸭腿，变质到肉都发绿了，黑心大妈和她黑心儿子随口说是蔬菜汁，说是大葱汁。清北的母狗们还回了一句“谢谢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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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清北的母狗，衣服是不叠的，厕所是不洗的，女生宿舍跟狗窝一样。她们其实从里到外都很脏，就跟黑心大妈的变质烧烤鸭腿一样脏。但是她们也不在乎，她们追求的，就是毒鸭腿上面撒满的辣椒的刺激的感觉。就像很多清华北大、山东大学、广州华师的母狗会去跟黑人上床，让黑人内射一样。她们不在乎脏不脏，她们只在乎那一口辣味烧烤鸭翅的爽快和刺激。就像她们只在乎被那一根黑色大棒插入内射的爽快和刺激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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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篇文章我最想揭露的，是清北母狗的坏。很多人纳闷了，清北母狗不是很善良很天真，才会去信卖毒鸭腿的黑心大妈吗？这你就错了。正是因为清北母狗坏透了，才会去捧这个大妈。
清北的母狗们虽然大部分时候很蠢，但是在趋炎附势、拉帮结派上面，那可是全国一等一的厉害。这些高考语文阅读题和政治科满分的女做题家，在揣测上意，给权贵当母狗的方面，那可是一等一的好狗。
一个苏北农村来北京摆摊的大妈，叠满了上面最喜欢的政治正确。所以那些母狗们追捧她，就像她们在高考作文里面追捧“扶贫”的张桂梅一样。你以为她们在乎弱势群体吗？她们在乎的，是正确，是做对题，是拿高分。她们连正眼都不会看她们身边的那个澄海乡下单亲家庭出身的，每天穿着T恤短裤拖鞋，在图书馆算数学题的理工科国男。甚至国男在教室座位里她们近一点，她们都觉得脏。她们也不会在乎隔壁人大、北航、北邮的学生，她们觉得那些都是考不上清华北大的低等人。
所以清北母狗们发疯了一样地追捧“鹅腿阿姨”，又能对着其他学校的学生炫耀自己是清华北大的，又能给自己叠上支持摆摊大妈的“道德”铠甲。清北母狗们的这种阴暗的狂欢，把这位黑心大妈送上了北大女权论坛，送上了热搜，送上了央视。在这几天黑心大妈被举报假鹅腿之前，如果有人敢质疑鹅腿的真假，清北的母狗们还会团结起来大骂你。骂的时候还特别义正严辞，什么歧视了，什么不尊重劳动人民了。一套一套的。现在互联网上面还到处是清北母狗们这几年维护“鹅腿阿姨”抱团骂人的存档。
最后恶人还需恶人磨。母狗们以为苏北大妈是她们用来炫耀扶贫和道德感的安全对象，结果黑心大妈一转头就给母狗们喂毒鸭腿，拿着从清北母狗骗来的钱在北京买别墅，让儿子开路虎——大部分清北母狗一辈子也赚不到这个钱。而华坪女中的母狗也差不多，被张桂梅剃平头，高考当天凌晨不让睡觉休息，五点不到就被叫起床跑操。最后头发没了，月经停了，高考也失败了，成为张桂梅欺世盗名的工具人和牺牲品。这些阴湿蔫坏的高学历母狗，被毫无底线、毫无人性的苏北大妈、满族大妈治得死死的，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轮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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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科是在清华姚班就读的。大一的时候，有一节电路课，教授正在讲菲律宾华人蔡少棠（Leon Chua）的蔡氏电路。隔壁恰好是一个马来西亚华人留学生和一个湖南籍清华母狗。而我其实也是第八代泰国华人，因为祖上要后代学中文（潮汕话）才把我阿公送回国。我当时看到南洋老乡，兴奋的跟他搭讪，问你是华人吗？我会讲广东话、潮汕话和福建话（闽南话）。结果他白了我一眼，冷冷地说了一句：“我不会讲方言。” 然后他继续和湖南母狗聊天去。我看他拿出了一张纸，在跟湖南母狗表演写马来文。湖南母狗看着那一页写满马来文的纸张，露出了崇拜的星星眼。那节课之后，湖南母狗就和“不会讲方言”的马来猴子成双入对了。
大二的时候，我暗恋刚入学的章泽天。结果我还没跟章泽天说上话，她就和一个蒙古族的学生会会长谈恋爱去了。
我大学毕业也10年了，在清北母狗们和非洲黑人、马来猴子、蒙古鞑子玩够了之后，发现自己也30岁了，工资还是一两万。她们突然发现那个当年在图书馆算数学题的乡下汉男竟然拿高薪赚大钱，于是又舔着她们充满皱纹的老脸凑过来了。这几年，要我结婚接盘的清华老母狗也好几个了，其中甚至还有清华经管系毕业的，母狗中的母狗。
不过她们忘了，我也是清华毕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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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她们是母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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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野
2026年6月11日
写于美国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
2026-06-10 19:34:20
东北人是血统汉人，精神满人。
所谓日本殖民还是满洲租地，其实都是托词，这些都不是东北认同的核心。现在东北认同的核心，在于共和国长子和大下岗。
硕帝说过，北京话是东北话的一部分，我深表认同。直到现在，东北土话仍然持续不断的输入到北京土话/普通话之中，这也是北京-承德-东北文化共同体的证明。而河北-天津其实和北京不是一个文化板块。从共和国成立至今，东北是除北京之外唯一的文化核心区。再加上背靠苏联，成为事实上共和国的内地。和满清的地缘政治是一回事。
东北人虽然血统上是95%以上的汉人，但是满清旗人也有80%的汉人血统。没有本质区别。共和国前30年，东北靠拆沿海地区的工业，靠山河四省的工农业剪刀差，几乎全民成为工业贵族，成为体制内人上人，成为新八旗。东北人的黄金体制内30年，是建立在广东人大逃港，河南人大饥荒的基础上的。这种工业贵族，拿着铁饭碗，每天也不用干多少活，怠工、腐败丛生。只吃财政不产出，最后到1978年全国经济濒临崩溃。
1978年以后，东北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被淘汰。直到1998年中央财政不堪重负，断臂求生。但是这时候的东北汉人新八旗，吃了50年旗饷，已经废了。于是有了大下岗之后老公骑着自行车送老婆去卖的事情。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大下岗不久，听小学老师谈起这件事，对于一个小小的潮汕传统国男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我当时的心理冲击。现在想想，可能和满人的文化也有关系吧。
东北的反义词，是福建/潮汕。作为共和国前30年的弃地和敌人，在1978年以后，福建的GDP排名上升了20多位。是东北的另一面。
东北大的这种落差，是现在东北IP攻击江浙和广东的心理基础。但是这种仇富心理本质上是完全不正义的。东北人当不了工人贵族之后经济崩溃，和蒙古国独立之后不能南下劫掠经济崩溃，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我之前写的文章对满蒙价值观的定义是，以仁义、生产为耻，以背叛、劫掠为荣。东北以当工人贵族为荣，改革开放后就经济崩溃，等同于蒙古国以侵略掠夺为荣，独立之后就经济崩溃。两者本质上都是满蒙价值观，而且地理上也对上了。
现在东北人还能南下打工，蒙古国人还没法大规模南下打工，只能够给韩国人卖淫了。希望东北同胞们，作为血统上的汉人，早日弃暗投明，感恩有南下打工的机会，停止攻击江浙和广东，停止伪造明末江南抗税假历史，早日放弃满蒙价值观，热爱祖国，热爱民族，早日弃暗投明。
2026-06-08 11:53:48
这篇也是我知乎题目的回答。知乎原题目：《给阿嬷的情书》为什么男主不去距离更近的香港而是要下南洋？
潮汕人去香港和去南洋并不矛盾。到1939年战前的时候，汕头-香港-西贡-金边-曼谷-马来亚-新加坡形成了一个潮汕商人主导的商业网络。这个商业网络里面，曼谷的主要贸易品是大米，汕头的主要贸易品是茶叶，而香港主要提供欧美工业品和金融服务。所以你看很多侨批汇款，都是港币结算。然后现在你们去泰国大皇宫参观，会发现有很多潮汕石雕。因为曼谷-澄海樟林/汕头的航线上，北向运大米比较重，而南向运茶叶太轻了，所以船只就拉了很多石雕配重。
所以说，潮汕人当时去哪里都不奇怪。香港、西贡、金边、曼谷、新加坡。只要会讲潮汕话，去哪里都有一整个潮汕人的社会支持体系。当年的潮汕人去香港，去曼谷，去新加坡，连新语言都不用学。直接讲潮汕话就能打工做生意。比我去美国简单多了。
说到潮汕人在战前的商业网络，有一点很有趣的是，当时从诏安-新加坡拉一条线，西边由潮汕人主导，东边由闽南人主导。巴达维亚、泗水、马尼拉都是闽南人比潮汕人要多。当然也不是绝对，曼谷也有闽南人，台湾、菲律宾也有潮汕人。
很多人按现在的眼光去看50年前，100年前，200年前，认为香港人均收入远高于曼谷。其实香港经济腾飞是1960到1980年代，之前香港并没有比曼谷发达多少。
英美人到远东的时间其实很晚。19世纪初英美人来到远东的时候，欧洲人在远东的据点其实也就4个：葡萄牙人的马六甲和澳门、西班牙人的马尼拉、荷兰人的巴达维亚。其中马六甲和澳门其实一直发展不起来。所以不算政府控制的广州和长崎，当时远东开放自由贸易的只有三个大城市：荷兰人的巴达维亚、西班牙人的马尼拉、还有泰国的曼谷。这三个城市的主要居民，其实都是讲福佬话的潮、漳、泉三府人，而东南亚土著在乡村。
甚至在欧洲人到达东南亚之前，郑和下西洋的官方记载里面，在印度尼西亚就有潮州商人/海盗的记载了。
也就是说，最晚从15世纪开始，潮漳泉三府人已经遍布南洋了。而英美人是几百年后才到的：1819年英国来福士爵士登陆新加坡，新加坡开埠。1842南京条约签订，香港开埠。1860年天津条约签订，汕头开埠。作为一个商业中心城市，曼谷的历史早于新加坡、香港和汕头。
我的母校汕头金山中学的校园，是占用美国浸信会的教会学校礐光中学。恰巧我认识广州培正中学的朋友和香港培正中学的校长，也是浸信会设立的学校。而且我在美国上过的布朗大学，一开始也是浸信会设立的。我曾经在布朗大学图书馆查阅过当年远东传教士的档案。当年在19世纪初，浸信会的传教士先到曼谷。当年的曼谷通行潮汕话。美国的传教士在曼谷学会了潮汕话至少十几年之后，香港才开埠。香港开埠之后，会讲潮汕话的浸信会的传教士跟着潮汕人商业网络来到了香港。然后在香港开埠18年左右，汕头才开埠。才有汕头礐石的英国领事馆、美国领事馆、浸信会和礐光中学。
也就是说，19世纪初年，美国浸信会的传教士已经在曼谷学会了潮汕话，半个世纪之后，他们才到潮汕本土进行传教。和英美人接触，自由贸易的历史，曼谷其实远早于香港。
说到浸信会和香港的历史，又有几点历史很有趣。
(1) 美国传教士先在曼谷学会了潮汕话，到了香港之后，又学会了广州话。之后浸信会传教士根据语言，分为潮汕话布道团和广州话布道团。1860年美国内战，南北双方势不两立，美国浸信会分裂为美南浸信会和美北浸信会。香港的布道团也随之分裂，美北浸信会控制了潮汕话布道团，美南浸信会控制了广州话布道团。所以后来1860年更加开放之后，从香港北上广州的布道团、设立培正中学的传教士属于美南浸信会，多数是美国南方人。而东渡汕头的布道团，设立礐光中学的传教士属于美北浸信会，多数是美国北方人。
现在香港的浸会大学，也是香港浸信会设立的。浸信会能在香港落地生根，归根结底，还要追寻到19世纪初，香港开埠几十年前的在曼谷潮汕人中学习潮汕话传教的浸信会布道团。
(2) 从香港开埠到1970年代，香港的两文三语实际上是英语、粤语、潮语。1970年代香港还流行一句话：只要会讲潮州话，到香港就能找到工作。香港的潮汕话消失其实是1980年代开始而已，距今不到50年。而从1840年代到1970年代，香港都有巨大的潮州话群体。九龙城、大角咀、深井村一直通行潮州话。至今九龙城仍有一条路叫做“福佬村道”。（广府人和客家人把潮汕人和闽南人称为“福佬”。）另外一个潮州人聚居区是上环和西环。上环的找换店和干货店，基本都是潮汕商人把控。
其实香港的潮汕人的比例其实是一直下降的。香港开埠之初，城市居民除了南下的广州商人之外，就是从南洋北上的潮汕商人。香港开埠之初城市范围非常小，仅有现在西环、上环、中环、湾仔一带。当时称之为维多利亚城。香港开埠初年是有种族隔离的，域多利皇后街以东是中环，只有白人可以居住。域多利皇后街以西是上环，由华人居住。上环也就成了华人的商业中心。而潮汕人作为香港最早定居的华人群体之一，也在上环形成了聚居区。香港的潮州会馆也一直在上环。我第一次去香港，也是住上环，在我家里在上环做生意的潮汕老乡旁边。
这50年香港潮汕话消亡，成为几乎100%的粤语城市之后，香港的潮汕新移民也几乎停止了。我最近在香港的观察到，香港这40年的新移民中，广西人的比例非常高。广西人足够穷，即使土白话口音被歧视，只要能交流，能养家糊口就行。而潮汕人基本很少去香港了。2024年很出名的何生何太（河马）就是广西人。
另外，很多团结人喜欢造谣说香港以前讲普通话不讲粤语，这和他们一贯来的宣传一样，完全虚假。喜欢讲普通话的上海人的聚居区在北角（福建人也是），是1949年以后难民涌入人口暴增之后建立的社区。而传统的香港华人老钱聚居区上环和西环，主要是广州和潮州商人。
2026-06-03 18:44:59
谢邀。很多人说我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这是错误的，我从来没有背叛自己的阶级。
我简单的分一下社会的阶级：
很明显，我自始自终属于力工阶级（工农阶级）。只不过我是turbo力工，力工pro max。所以我获取的劳动报酬特别高，收入远高于很多前三阶级的人。所以你们看起来我像是前三个阶级的人，但是事实上我自始自终就是力工阶级。
我的生产力就是这么强。我无论在工业界开发自动生产机器人，在金融界开发自动交易机器人，还是在军事界开发自动杀戮机器人，都是以一敌十、以一敌百的存在。所以自然也能获取普通人十倍一百倍的报酬。我之前打工，W2工作收入也是每年上百万美金。这是自由市场给我的劳动力的公允定价。我的劳动力价值是全世界公认的，我无论在美国、中国、日本还是欧洲，都能够获得普通人10倍以上的收入。而前三个阶级是没有办法离开他们所在的国家的。这就是明显的阶级区别。李松坚是一个寻租阶级跌落到食利阶级的老登，我是一个力工。民族仇恨、家族仇恨、阶级仇恨，这是不共戴天之仇。
作为顶级力工，我写《人约》一大目的，就是为广大力工阶级的同胞兄弟们呼喊。力工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前三个阶级利益越少，我们力工的利益就越大。
这就是所谓的“劳动人民大团结”。我们有共同的阶级敌人。
屠登大将军 · 李新野
2026-06-02 17:44:17
朱元璋是一个淮海/苏北乡下土农民，认知和董志民一个水平，啥也不懂，只知道下崽。最后太子被搞死了。
明朝中后期，本质上已经民主化。士绅、内阁、大明律、科举，形成了一套以儒学为基础的共治体系。政治、商业、家庭伦理都完备。社会流动途径，法律和政治的冲突解决的机制都比较完备。这整套体系运转超过一百年，政通人和。这本质上和英美的民主制度很类似——甚至英美的民主制度，还从大明学习了科举这一块。补全了贵族共治进化过来的民主制度中人才上升途径欠缺这一弱点。
蠢人看明史，喜欢批评说明代皇帝懒政——君主立宪下，君主懒政是常态。大汉君主本质上是天子，是宗教领袖。重点是社稷（祭祀）。祭司和事实的行政领袖分开，在很多国家和民族都非常正常。圣经记载古以色列国，魏书里面的邪马台，都是祭司-行政领袖分开的体制。这种体制有很多好处，政治学其实都说烂了：虚君/祭司不负责日常行政，不会吸引仇恨，维持国家和民族信仰的稳定和神圣和基础社会秩序不完全崩塌。而一旦祭司兼任行政长官，就会有政敌，就会吸引普通人的仇恨，最后如果政治斗争失败，信仰和社会秩序也会被一并打倒，造成“亡天下”的结局。
大明的民主制度，对比大英欠缺的，就是伦理化的虚君制度。这一点大明先天不足。朱元璋本身制度设计就是一套淮海农民风格的独裁集权制度，后来的民主制反而是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内阁只能用暗杀处理擅权的君主。每一次暗杀，都是对整个大明国本的冲击。
直到崇祯帝，成功地重新获得集权。拿到集权之后自然地就加税、对外战争。结果能力不够，把经济都搞崩溃了，得罪了全国所有人。长江以北经济崩溃人吃人完全暴乱，北京的大学士和辽东的将军投靠满清（比如洪承畴），江浙还是一如既往的软弱短视与投降。只剩下郑成功领导下的泉、漳、潮、台四地居民苦苦支撑。
本质上，大明亡于朱家的愚蠢、自私与短视。朱元璋的无视政治伦理的集权体制，朱棣迁都北京造成的缺乏纵深和国防压力，加上崇祯重新集权之后的愚蠢统治，导致了大明的灭亡。如果大明能有一个君主能制度化放权，把事实的民主政治给正当化、制度化。结果会完全不同。不过最后大明制度化把宗室当猪养，最后被满清屠戮殆尽，也算是天道轮回了。
我上中学的时候，我的观点其实还是官方观点。课本都会讲明代的民主体制和集体决策。结果现在那些满清/马匪李自成的精神继承人都把屎盆子扣到“抗税”头上。真是可悲可叹。说实话，和马匪李自成和真满清比起来，洪承畴多少更像人一点。
2026-06-01 09:38:30
有很多东西，很多潮汕人、闽南人、广府人，尤其是上一代，都是懂的，但是很少人写下来。我是潮汕人，但是闽南人、广府人，至少文革前那一代，应该大差不差。
我阿公（外公）那一代，已经是至少第四代曼谷华侨了。因为各种原因，我一直被我阿公当作长孙看待。这些讲的，都是我从小接受到的教育。我也会放到外网。历史记忆不要被抹去了。
衣冠南渡，祖先来自中原是潮汕人民族信仰的核心。这是在简中你能看到的。但是其实，我阿公跟我说的完整版是这样子的：
我们潮汕人的祖先来自中原，我们是秦汉中原文明的直属后裔。五胡乱华的时候，中原里面最有气节的人，为了自由和尊严，度过长江，往南移民。其中一支到了大海边的潮汕，就是我们的祖先。
我阿公是第四代曼谷华侨，本来只是在潮汕接受传统教育，按照家族几代人的传统，成年后他本来应该到曼谷学习商业，继承家业。1949之后断航才留在大陆。
他关于下南洋的说法，跟现在的深圳潮汕人、柬埔寨闽南人完全不同。所以我现在看那些深圳人、柬埔寨人说自己是新时代的下南洋，我都嗤之以鼻。我其实完全没办法把深圳人和柬埔寨人当做我的同胞。
我祖先去曼谷的时候，中国是清代。当时曼谷还是一片尚未开发的湿地。湄南河三角洲的土著，其实都不算泰族人，而是黑皮肤的矮黑人血统的人。当时他们真的是从0到1，在一片湿地上建立起了曼谷市。其实现代泰国的开国君主，就是一个父亲来自澄海的混血儿郑信。而我的家族，就是和郑信一起把曼谷和泰国建立起来的人。
我听祖先们的故事，脑中只有八个字：“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我阿公的曾祖，有三兄弟一起去泰国。遇到土著匪人，三兄弟被砍死了两人——《给阿嬷的情书》里面被土著砍死的情节，不是电影的编造，而是我的真实的家族历史。
所以为什么要下南洋？我阿公给我的答案，不是赚钱，不是要翻身，不是要开路虎迈巴赫，而是这样子的：
一千多年前，我们祖先为了不被胡人统治衣冠南渡。几百年前，我们为了逃离满清统治，于是就下南洋移民到暹罗曼谷了。
虽然泰国任何法律都对我阿公没有管辖权，但是说起泰国王室，我阿公都是非常尊敬。我小时候家里一直摆着一个拉玛九世半身像的银盘。而讲起满清和北京，则完全没有那种尊敬。
现在的深圳潮汕人就不说了。但是至少对我和一些传统潮汕人来说，读懂上面这些，也就懂传统潮汕人的信仰了。
一些人很喜欢攻击广东人的血统。但实际上，这种攻击其实伤害不大。因为对我们来说，汉人最重要的是气节，而不是血统。我小时候还会听一些畲族的狗头人传说。我本身有台湾原住民血统。我曾祖父开始以上几代都有泰族的小妾。这都不是什么大事。
而胡人血统就不一样了。和土著联姻是自愿的。而胡人血统，则是谁征服了你，你就认谁当老大，你就留下谁的血统。
我们的祖训是“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这不是说说而已，我阿公之所以会留在汕头，就是因为我曾祖让他要在潮汕接受基础教育。从私塾到汕头一中，因为1949年断航，人生才从去曼谷继承家业变为去武汉读大学。
现在深圳的所谓深二代只讲汗八里话，美国的ABC只讲英语，只学有用的语言。现代大陆人，和我的阿公不是一类人。
是不是汉人，在于文化，在于信仰，而不在土地。
在我们的心中，金钱、利益不是第一位。安土重迁，儿女情长更不重要。最高的追求，是自由和尊严。打不过可以南迁，但是放弃自由和尊严，留在中原给胡人当奴隶才是不能接受的事情。
如果说我阿公有什么后悔的事情，就是在1949年以前没有登上去曼谷的轮船。他当时应该十三岁左右，其实票都买好了，但是害怕离开自己的母亲，在登船的前一刻反悔了，连船票前都没退。到后面想去也去不了了。胡琏在潮汕抓壮丁的时候，他也跑到山上躲起来了。
其实我外公在潮汕，一直过得很舒服（相对同时代的人）。很多人臆测土改、文革的时候有外国关系会被迫害，其实不是的。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完全崩溃，外汇紧缺。靠侨批侨汇生活的人，其实是全中国最舒服的一群人之一，比很多体制内还舒服。
但是对他来说，十三岁的时候不敢一个人坐船去曼谷，还是他的遗憾和耻辱。尤其是对比在曼谷筚路蓝缕的祖先们。
其实之前我是不敢写这篇文章的。在这个时代，如果敢被人知道自己有道德，会被嘲笑，会被一群人围上来攻击。
但是我觉得现在差不多是写下来了的时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