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9-26 22:25:00
不如再谈谈蛋糕的问题。
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当然要说分配话题本身与这个系列的主旨——问题何以成为问题相关，恐怕得动用一些脑筋，但也不是不可做到——我可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不断从问题发生问题的例子，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即认识论角度看出来，问题的无限性——实际上维特根斯坦早就说过，世界是事实构成的，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但逻辑上应该很明了，也就是说，任何世界中存在的问题本身，本身都并非是问题，而是基于人类认知体系的匮乏而产生的问题，任何事物，世界上一切事物他们本身并不存在于一种自身认知，本体是什么是有两种面向的，一种是自然本身，一个物是什么对宇宙的影响本质上还是随机的，他是什么对于任何同样是物之单体而言，毫无意义——哪怕我们说一个中子可能决定某个宇宙的最终形态，然而这究竟也是随机事件，在诸多物理学和哲学理论视角看，不可能具有人类所赋予的价值的意义。而另一种就要归到人类认识的问题上了，实际上一切问题的提出，本身都是认识的，也就是说基于意识而生——这实际上带来的是更大的难题，即我们的一切的对于本体的研究，本身也都是认识的事件——任何宣称物的本质，事的本质的言论，他们自己并非本体，而是认识——这就引发了基础的怀疑——现在我们想到的可能就会更多，事实上当我们谈到生存问题时，基本上都会感叹分配问题——这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问题，但是真正进入有效的认知场被研究，还得是从马克思诞生以来的事情了——当然马克思说到的分配，本质上需要从社会经济角度去看待，这样的话，很容易使得分配问题简单化，但显然现实更复杂。
形如我们之前说的那样，分配问题本身涉及到的内容可不仅仅只是一种经济问题，它还涉及到权力、功利、实用、医疗卫生、文化、精神、审美情绪、心理学、伦理道德等等诸多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表明，一切人类社会中矛盾的根源，都可以和分配问题沾上点边，其逻辑在于分配本身的机制决定了两套语言逻辑。往往在对人们都想要的好的东西进行配给时人们会使用分配一词，而在说到任务、坏东西、难题时，我们会说分摊、摊派等，正因为他如此复杂，实际上是有利于更多思考的，事实上分配问题要比所谓电车难题更复杂，而电车难题现在早已经成为一个“厚重庞杂”的复杂学问体系，既然如此，更关乎现实价值的分配问题，大概更难以脱离人们的日常视野——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在分配问题上，先验前见地植入了一个需求和价值取向预设：公平、正义。
于是分配本身就被我们默认为，似乎是一个政治哲学的问题，但我们这个议题一开始就引入了一种文化价值，这插曲实际上带来了一种更可疑的哲学价值分析可能性——即不同文化的国家之间的理解差异，这是哲学翻译问题的基本难题——事实上在西方语言描写下的概念被翻译为中文时，谁都不能阻止中国人以某个概念的本国文化意涵去理解他，那么当分配与各自的文化、文明对应起来时，分配问题就不仅仅只能是一个权力的结构问题。
通常意义上当我们谈论分配正义的时候，我们本身总是认为那些能够分配的资源都是好的资源，这是一个不需要过多讨论的事实，好的资源如果是大家都想要的，坏的大家都不要，那么分配本身就涉及到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和民生指数的健康发展——这本身是需要权力的，然而分配模式是会发展的，其结果是分配者面临的不可能永远是不抱怨的待分配者，他们都有自己的对于资源和分配的理解——这一点实际上涉及到更深层次的社会控制分析——这也是一个国家的基本的社会治理基本困境之一。但当我们谈论分配时，往往很难真正做到在任意场景下的事实公平，比如当我们用平均分配去做公平的标准时，很显然我们必须同样平均化被分配者的胃口——如果是一般财物倒也正常，但如果涉及到保命，或者涉及到基本尊严的物资分配，平均往往反而是不公平的，当然一般来说我们会认为平均所服务的对象是一种符合普遍逻辑的平均，即一种大众的、常人的平均，在这种所谓的平均下，我们可能做到保证有权者不会因为其权力和身份、地位等因素而导致获得多分配到资源的权力。
但我们不可能只在权力方面讨论公平，这大概是现代哲学家们比较容易忽视的问题，和一般问题不同的是，分配问题并不是本体论，或者认识论的问题，而涉及到真正现实的问题，所以分配不可能做到真正的普遍公平，是因为总是会有海量的个体案例——这也是一个哲学通病，就是哲学家们口口声声都会说，我们的普遍并不是覆盖全部的概念，但是当提出任何一个个体案例不在这个普遍概念内时，他们一定会拒绝——其原因在于人的变化往往无法被一个普遍的公平范畴定义——哲学家们思考的问题，往往只是站在一种逻辑完美的可能性之上，也就是说当我们站在哲学家角度思考问题时，我们所采取的立场是，试图以最高的智慧去解决一些操作起来可能比较困难的问题——但这本身带来了许多的麻烦，其中之一，就是，他们看待问题的方法是抽象，却非普遍的，我们能够得到的答案虽然说出了事实的本质，却并不能直接完成从问题到答案的解决的的闭环，这就导致很多简单的问题，需要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去揭示，现实就是人很容易转向本体论和认识论，这是一种有意无意的倾向。
事实上我们所谓的公平分配都来自于我们对于事物的经验性认定，根本在于世界上不可能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东西，在宏观层面，特别如此，那么事实上无论我们再怎么看似合理地切一块蛋糕，最终分配到人们手里，哪怕他们看上去完全一样，也不一样，这就意味着公平实际上并不与绝对划上等号，否则，人们几乎就无法谈论公平问题。所以我们不管怎么关注公平问题，最终会回到一个难以否定的荒诞命题上——即我们都在追求纸面公平。
很多人可能认为公平、正义等正面意义的，人们都追求的事物，往往具有共通性，或者可以互存，实际上这不全然，否则也就不会发展出所谓伦理、道德困境难题了。这个蛋糕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典型，表面上我们在追求一种公平，即一种分配正义，但实际上分配这个词还是在暗示一种权力的运行机制，过去很多人听说共产主义社会按需分配，社会主义社会按劳分配等所谓分配，似乎就自然而然想到公平问题，但我们却往往忽略，或者有意忽视这种概念中，关于分配该如何理解的难题。这里实际上说到的是一个认知或者概念矛盾的难题，即当我们说到分配时，到底是否确定在一个所谓理想社会，或者说共产主义社会中还是否有机构组织行使资源分配权。
逻辑上马克思会认为这时候需要一种名为自由人联合体的机构或者说组织来协调，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基本上已经设定了一种高级社会形态，国家消亡，政府消亡，机构消亡，权力本身被分散到社会中每个个体，那么实际上只有当自由人联合的时候，才有可能形成临时的决策机构和组织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按需分配实际上提供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词义概念的资源分配方式，这里用分配来说，实际上是无奈之举，根本原因是我们需要使用一种概念去形容在一个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类资源获取方式，不过与其说是按需分配，倒不如说是按需取用。
因为在分配这里最起码还保留着一些逻辑上需要走的程序：
提出申请，审核，没问题，批准分配。
要知道人每天都要吃喝，即便是大众协调一致，每周设定一到两天是分配日，也需要组织其极其庞大的分配单位，其逻辑依然需要建构起一套权力制度，也就是说，只要走分配式使用资源，逻辑上就不可能适用于共产主义。因为我们几乎很难保证一个人提出的需求，能够做到实时审核，实时批准，如果这套逻辑运用到紧急事件上，完全可能导致生命问题，比如医疗急救，问题在于，医疗机关同样是政府的，社会保障单位，国家消亡，医疗本身会分散于各种现实场景，但如果启用追责机制，那么就无法避免机制化组织机构的诞生，权力的集中，必然导致其违背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初衷，众所周知的是，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暴力机器，也就是警察和司法机关的。
分配本身是具有先验预设的，即有人把物资分配给需要者。所以按需分配看似是改变了一种劳动者获得资源的方式，实际上本身也限制了社会发展，而与设想的共产主义理念有一些杯葛，事实上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你早上醒来，你要做的事很多，但现在你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逻辑上所谓需求的不合理性，往往也因为物质的丰富而被消解了，也就是说，你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可能会想，要吃什么，如果这里我们采用分配这种机制，就意味着某些资源需要公平分配到真正需要它们的人的手里，而分配本身带着某种审批需要，所谓按需，需不可能是无理取闹的需，或者虚构的需，在物质丰富时代，这个需的制造，就只有虚构，或者不实，但是实际上这很难量化，比如早上你想吃惠灵顿牛排，另一个人想吃包子，看上去都是正常需求，但是在作为早餐分配时，哪怕真的不计较其他，他们两个东西的性质也是不同的，长期下去，依然会造成一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生存性问题的差异。
这里我们不妨再假设把合理性加上，即要识别真实吃饭需求，这个需求到底是要吃饱呢，还是要吃好？还是既要吃饱又要吃好，也就是说需求，本身会成为一个自由社会中必须承认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制定规则，规则本身是需要有暴力机器执行的，但这不符合逻辑，所以不可能存在一种普遍的强制规定，约定，什么需求是可以满足的合理需求，什么需求是不可能满足的不合理需求，但这有一个阈值，即在需求面前加上明显的合理五个字，或者说是一个明显不合理的需求不被满足——但这可能不是我们可能考虑的，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还会加上一个预设，即人人拥有较高觉悟，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吃喝玩乐的需求，实际上已经降低了物质无限丰富的说辞所蕴含的现实含义，也就是说，如果能率先实现人人都觉悟的情况，那么所谓物质极大丰富的丰富程度，就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低标准。
觉悟越高，需求越压缩，这毋庸置疑，既然如此，人人高觉悟，就不会有要求物质极端丰富，而是只有一个在可循环条件下的物质基本丰富即可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而这个需求就是活着，这样的话，所谓按需分配，就会在吃饱问题上不设限，但是在吃好问题上设置合理性标签，即早上如果吃两个窝窝头就能吃饱，而大家觉悟高，人们就会都吃窝窝头，而不是战斧牛排。这就是所谓物质丰富的一个理论的推演的极致——这也是最有可能被理解为，最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情况。在吃的问题上如此，在衣服，住房，出行的需求就更是如此，所谓衣服，基本需求无非就是大家审美都必然基于觉悟而趋于相似，这反倒是更像四五十年前大众基本统一的服装形态……很多人可能认为想象中的大同世界是多么美妙，事实上反而这样才真实。
在很多时候，人们对于绝对化，比如公平的绝对化，正义的绝对化追求反而是荒诞的，我们需要的其实不是将其作为一个目标，而是将其作为一个衡量标准，其背后不是伦理意义上的善恶奖惩机制在起作用而导致我们会产生一个做对了才符合成功的价值，做错了就会得到天钉的处罚，事实上今天人类一切设想未来的场景，基本上都局限于我们今天的视野，如果未来的发展模式完全和我们发展的不一样，但我们却依然要以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其结果必然是，未来不是一个充满未知，而是被有限认知所限定了发展范围的一个非自由世界——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可能忘记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被分配者，试想：
有 10 个人要分配 10 个蛋糕，如果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平均每人一个，基本上我们会认为这算是一个公平的分配。
但是很多人并未从被分配者的角度思考自己的需求问题，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并且是真实大于假设的假设，如果说分配者中，有几个鸡蛋过敏的，有几个不宜吃糖的，那么如果没有特殊定制，或者以非蛋制作蛋糕，那么这种公平性是否依然能站得住脚，这实际上有两个回答，这意味着公平问题实际上还要分两个支线：首先是从结果角度看当然是每个人分到了对应的东西，固然是好的，可如果我们是实用主义者，或者功利主义者，大概会意识到这种分配方式是显失公允的，实际上他对应的是一种正义性，——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正义与公平的非对称或者说并不能互相补充，有时甚至是对立的。因为它造就了一种形式意义上的公正性。其结果是，表面上达成了一种公正客观的价值表达，背后却有可能造成被分配者的健康问题。其次，从需求本身而言，我们总是默认分配资源时，往往基于被分配者的需求，但这显然又不当，事实上如果我们说一个东西是全民——也就是集体所有，那么即便身为成员之一的个体不想得到该份资源，他们也必须要被算入分配者之中，这本身算的公平？当然形式上是，可实际上依然未必，当然需求本身不可能是走向大多数否定的，而是大多数不满足的，不是说不公平分配导致的不满足，而是公平分配导致的不满足——其差异性体现在，对于资源的占用价值的认定是不同的。
也就是说，真正参与分配的人，几乎每个个体所认为的公平都是不同的——一些人可能认可哲学家们说的公平，这不代表他们具有某种与众不同的能力或者能听进去哲学家的说辞，而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思考过自己的需求，就海德格尔角度看，大概会认为这种认可可能也是因为他们困于常人闲谈——哲学家们所探讨的往往是分配者的公平，也就是制约分配者，而不是制约需求者，或者要求被分配者都采用同样的一套分配评价体系，那么即便我们承认在分配资源问题上人们所认为的一人得一个或者一份的，算是公平的，实际上我们大概能知道，这只是基础的公平。根本的逻辑是，一种普遍抽象的公平理念必然与大众所认知的公平理念是有差异的，有时甚至差异巨大，虽然我们说普遍不是全部，但是当我们去谈具体的公平衡量事件时，我们却会认为，我们所评判的事件和人，基本上都在普遍之内，而不是特例——实际上如果我们说这个事情正好超越于普遍之外，人们反而会痛斥这是胡说八道——这正是理论的顽固之处。
分配问题涉及到的恐怕更多，其根本原因是，很多问题恐怕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这里我们不妨就此在展开两个基础的分支问题：
1、资源为什么必须被分配。
2、公平分配的结果是否会影响到公平分配本身，造成反噬。
首先我们需要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资源是需要进行分配的。就放到这个问题上来好了——我们为什么默认做了一个蛋糕，这个蛋糕需要被分配给饥饿的人或者想吃蛋糕的人？
人们的第一感觉大概是看到一块蛋糕，都会认为只要它不是坏的，就该被分配，蛋糕如此，钱、黄金、农田……凡是对人类有利益的东西，如果不进入人类的需求分配领域，被人分走，人就感到不痛快，这是为何？这个事情我们很难说用哲学逻辑进行理解，于是不得不请出心理学和脑科学家或者一些历史学家去分析，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禁止浪费的习惯，这显然是一种不成文的价值观规训方式，但是这种模式在现代社会似乎因为某些意义上的物质丰富，而并不想以前一样，这似乎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事实上当人类早期社会阶段，物资匮乏的时候，人们真正需要适应的是，从猿类时代演化到人类初期的所谓物资匮乏——实际上大家都想到：
如果我们还生活在地球上，所谓的物资匮乏并不是说真正代表着我们找不到吃的喝的穿的，就要死掉了，而是说因为我们自身对现实宇宙中原生产物的使用和发明不到位，我们对自然的改造不到位，导致我们无法有效利用资源，结果就是造成了无端的浪费和无效使用，其结果必然是造成了一种人根深蒂固的对于自然资源的认知假象——这就是所谓的物资匮乏。
这必然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人们被训练出了一种对资源的强烈占有欲望，在古代社会这往往是造成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现在的社会复杂多了，但是人们对于资源本身的欲求，实际上强化了这种必须要分配的心理，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思考这类问题，其导致的必然结果是，衍生出来了很多基于原始权力欲望所控制的思维模式的固化表现——大多数人没苦硬吃，其本质，还是在于对资源分配的不确定性。
但这只是一种历史性的解释，而并不能改变我们的心理状态，实际上我们不能完全从人类整体角度去分析问题，但人类即便是从整体中划分出来，基本上有可能要分为这边一个小整体，那边一个小整体，或者多个小整体、大整体的分类，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社会中人们因为资源匮乏——本质上是因为分配不均或者不合理导致人们承受了饥饿，或者生活地毫无尊严，那么人们就会产生一种，有东西，就想知道他们是否可以使用或者是否有价值，然后是否为我所占有的迫切感——一个令人感到不快的现实是，在早期社会资源不足的问题是生产力不够，而到现在资源依然不够——不是资源本身不够分，而是分配的重心有所倾向，导致真实需求者无处可求，非真实需求者堆满了无数，任凭其荒废——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也。
我们之前说到的需求，其实有一个作用，就是赋予我们一种人的身份，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没有需求，那不是因为他变态了，也不能说他不是人，而是因为他更像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超人——但是这种情况是很难做到的，因此当我们提到觉悟时，我们就已经意识到了这其实是一种社会的教化和规训逻辑的实验，也就是说当我们谈到为什么要分配资源时，其背后对应的可能是对物质的一种深度影响——如果我们刻意压抑自身的需求，物质被分配的可能性就会减少，这实际上是在给他人制造机会，而这显然是一个集体社会所必然提倡的事——物资、资源必须被分配的逻辑是——所有人都需要他们，这种需要并不是一种基于现实使用或者实用需求的需要，而更像是一种未雨绸缪式的生存需求，人既然是社会动物，那么我们不难理解人类是很难真正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甚至——任何一个人想要主动放弃社会生活，也是不被允许的……
要想在这种社会中获得一个自我身份，必然需要拥有一种公共意志价值的需求观念，尽管这种需求观念也不是完全合理的，然而参与到分配过程实际上代表着对这种集体与社会身份的认可，这是一个准入执照，通行证——理由总是千变万化，但这却更像是一种必须具备的社会生存能力。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随着时代的变化，对资源的需求会不断积累对分配的欲望，相反，这种情况反而可能发生反转，其原因是，当真正意义上的资源大丰富时代来临时，当你需要什么就有什么时，几乎不会有人对资源产生必须要分配的需求——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始终拥有他们，也就是说，在当前模式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不确定性——一个贪得无厌的人就算拿再多的黄金，也不可能真的拿整个宇宙的黄金放到自己的后院里——放不下。
当然分配本身会有一个问题，我们上面多次提到，这就是人们对于分配本身确定后的正当性、合法性、公平性和正义性的问题，这本身不是一个确定的话题，因为每个人的需求必然是冲突的，因为就目前模式下我们对于公平、正义的逻辑判断本身就有很多问题，即便是纯粹理性的哲学探讨，能够给出明确断言说，如何才算正义的人，才算公平的人，也不在多数，即便是提出无知之幕的罗尔斯，始终也面临着众多反对者的批判其结果是，不公平反而是公平的，不正义反而是正义的。
这虽然违背逻辑，但却是现实中适用的一种保证分配方式，一般来说哲学都主张讲理，而不主张暴力或者威慑，但这却又远比哲学来的有效，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在理论上分配大众都不服，即便是每人一块，也会有人站出来说，自己的功劳、疾病、身材、家庭等等问题而要求获得更多，这样即便大家表面上服从，实际上也会因为内心不服而导致民心困境，大家当然想要公平，但是这种公平不意味着，我们需要的是一人一个——定义权，实际上掌握在每个人手里，而不是掌握在分配者手里，那么人们可能必然会提出一个现实问题——分配者获得分配资格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总是设想分配者会因为自己也处于被分配者之中而认为他自己一定会公平分配，那就太蠢了。但这不是实际上说他们的思维很愚蠢，而是说他们对于公平本身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哲学家们思考问题时，大概不会认识到自己其实站在了一个尴尬的地位，即替人类做思维理解的角度，这并不是说他们的思维和思想没有价值，而是说这种立场本身的被忽视，使得他们看待一切问题都会认为自己的角度是正确的，其结果是，哲学家本身不仅没有改善人类自身被奴役和被规训的现状，他们自己反而成了思想规训的主体。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说到的问题的根本。是因为哲学家本身会有一种想要处理问题的冲动，其冲动本身和这种分配逻辑一样，看到资源就想到要分配掉，要不然浑身不舒服，正因为如此，人们会认为能提出问题的人往往是有极高能力的，但这种能力，会被归结为发现问题的，所谓问题意识，其背后，却带着很多难以处理的悖论。
2026-09-19 22:58:00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经常会产生一种感觉，就是很多哲学理念实际上无法完整与现实对应上，因为哲学如果需要谈论现实问题，往往需要进行一个普遍、抽象化处理，所以很多哲学问题往往无法切实与我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并且像海德格尔这种哲学家为了表现自己真正领会到了存在问题的表达，会使用一些我们所谓的常用词，但实际上却抽空其原本含义，赋予一种人们无法想象的差异，比如当他说畏这个词，不能和怕等同起来的时候，他会让你感觉到他所谓的畏，是当你忽然意识到你自己的身份、职业、地位剥离后，你自己本身的存在是什么，你对这种似乎没有根源的事感到不悦，不舒服——这个事情实际上和进化论脱不开关系，当然海德格尔不谈进化论，然而根据进化论，人一开始来到世界上，还不仅仅只能用一句哲学意义的被抛——来处理，归根到底人从一个蛋白质到一个人，这并不是命运和神设定好的，人可能无法意识到人诞生的可能性，谁都没办法在一个星球上，刚出现第一只毛毛虫时，能预料到他们的后代可能是恒星宇宙的霸权统治者——那么他必然导致一个我们大多数人可以想到的问题——人的诞生并没有多么特殊的意义——对宇宙来说或许是一个大事件，但实际上影响不大。
所以，当把畏的概念放到生存论视角看，它会告诉你，如果你失去你在社会中，和世界中寻找到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你会感到一种不甘，不安，基于这种不安，我们有意无意选择逃避，甚至是创造性建构。当然，就连哲学家本身甚至都不能接受任何他们理论之外的设想，即便他们承认自己的理论有问题，不完善，他们也不会认为一些预设可能被改变，比如关于动物贫乏于世界的问题。这或许也是它这辈子都没有继续完成整部存在与时间的重要关系，但我们要把问题提出来的，我们之前谈到了屎的问题，这个话题牵扯到了柏拉图的分有理念，这个问题我们经常会提出怀疑，事实上是因为柏拉图本身也并未能完整，或者令人满意地回答提问者的问题——一般而言这主要由两种解释，即故意，和不知道。
这一般不难理解，就是当我们无法完整解释自己理论中很多情境现实差异的时候——就是很多与事实不符却又抽象正当的理念时，我们需要停下来看看——在海德格尔理论中，光是已经出版的《存在与时间》就已经发明了很多一般人无法简单消化的理论概念，而如果按照他自己的出版原意，这部大头书要出版完全，估计需要一本更厚的“诠释学”、“释义学”意义的辞典才行——实际上这也不难想象，他在自己自用本的该书中都能写出数百条注释和新的解释——事实上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之间的差异在海德格尔这代人这里很明显就能看出来——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三人作为师徒分别是现象学、存在论、诠释学理论大家，他们实际上都是互相影响的，欧陆哲学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它很像是一种需要经验培养的技术工种，所以其传承模式往往给人一种师徒传承感觉，这里不像中国式的师徒，而更像是传统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关系，亚里士多德改变了柏拉图的理论，但留给我们的问题依然没有处理完成，很多人会有一种感觉，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人似乎太神奇了，他几乎在任何领域都有涉及，你看像政治、物理、生物、逻辑等等领域，实际上这是我们今天形成的一种错觉，不是他都懂，而是它在早期参与了这诸多学科的理论基础的建构，而他们本质上都属于哲学——但正因为这种哲学的宽泛性直到近代以来才开始逐渐分化和收窄，就不得不说，它实际上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可能把自己的理论套用到一切之上，而只能构成一个逻辑意义上的“普遍适用”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在这种情况下，柏拉图理念中很多留白和未完成的理论，实际上有可能就像现代的这些哲学家一样——他们实际上可能无法做到满意处理任何问题——柏拉图的“本原学说”实际上今天也没有进入主流哲学史的叙述。
那么对于屎这个问题就不难理解了，屎，实际上是一种很考验人的心理的思想物，屎它的形态一般会分为固态和液态双重模式，我们之前说过，屎本身就是一种污秽之物，在柏拉图的思想中，他可能不会认为这种代表着污秽的恶物，能够在理念世界中找到一席之地，因为我们一般设想在理念世界中，理念本身屎静态的，那么屎如果有理念，他显然具有某种更本质的东西，这种本质的东西，必然需要与某种现实的人的理念结合，甚至并非人的理念，而是人的现实结构，比如假设要区分极致稀释的屎和尿时，他们都分有液体的理念，又都分有某些可能类似的理念，但水一样的屎依然是屎而不是尿肯定有其他因素，那么他们的区别可能有两种，要么是我们自己无法想象到，要么是它必然与现实联系，比如屎必须是从肛门中排出来的，尿必须从尿道中排出——但自然界也有很多生物，他们拉屎排尿甚至生殖孔道完全可能是同一个——那就不好办了。事实上如果我们处于时间之中，那么麻烦的事是我们所看到的事物永远是处于时间切片中的一部分，既然在经验上我们所感知的某物，它不可能实现上一秒与下一秒的本质同一，那么实际上当我们看到一堆长条形的屎时，它是屎，当我们看到一堆螺旋形屎时，它也是，但是屎在现实中随着时间变化会风干，碎裂，如果此时我把它一脚踩碎，踩成屎粉末子，难道粉末状的，风干的屎，就不是屎？但这粉末又是因为分有了什么而会成为屎呢。
事实上大概率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不会承认屎有理念，但是如剥离屎本身的现实构造，即他的臭味，他的污秽，屎不可能不会有理念，因为当我们把污秽，臭味挡在理念世界之外时，我们并未真正说明，遮挡住的到底是物，还是特性。假设我们说我们挡住的是屎的物的理念，那就意味着理念中无屎，但如果我们认为污秽之物本身是没有理念的，也就是说如果把屎的臭味，污秽本身当做外部的东西，现象的东西，屎就必须有理念，除非柏拉图说，屎这个概念的名称本身就是污秽的，但屎也有理念，也就是说，屎分有了屎的理念，但是他的臭味，他的污秽性却是在现实世界中得到的，那个理念世界的屎的理念，事实上是让屎之为屎的根本原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理解屎的现实形状和形态，屎终归会被理解为屎。
当然这里说的是，辨识到屎的本质，而不意味着我们能够精确识别粉末状的东西到底是屎还是干燥的泥土，这就是认识论问题了，谈到本质问题，我们总是会想到形而上学，不过大多数人可能都不难理解，本质——实际上更模糊，因为谁都可能想到，一张纸的本质可以无限拆解下去，逻辑上任何东西都可以从宏观拆解到微观，但从本质角度看，本质也有可能具有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比如当我们说某些文件的重要性时，有人可能说这东西的本质不过是一堆纸，无意义，有人会说这东西的本质是一种权力表现，有人会说这东西的本质是一种免责条款等等，形而上如果单单追责一个事物的物理意义本质，他就划归到了物理学，换言之他们都有对应的实际科学视角。
这实际上表明，如果把所谓“理型（这是理念论之理念的另一种翻译，原意是一致的，这里为了介绍两种概念名称）”世界，也就是理念世界当做真实存在的世界，那么他必然要面对一堆困难，而哲学家们显然在这个问题上并未真正展现出其诚实性，当我们建构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是带有明确价值取向和目的性的，因此传统哲学实际上脱离了对现实世界的客观表述，会表现出理论普遍，实际一点都不普遍反而很顽固的现象——这在分析哲学中，往往会站不住脚，所以如我们之前所解释的存在论的重要著作《存在与时间》，就如海德格尔反复指出，它所要告诉读者的永远是一种“释义学”的阐释，通俗来说，就是它通过语言来阐明存在论，而不是提出了譬如道德律一般的价值观建议，但显然人们会误解，人们会首先在遇到困境时想到自己应该怎么面对困境，而不应该想到“海德格尔说过向死而生，那么我应该听他的建议”，再去面对困难——因为这个描述只是一种对存在现实的纯写实——实际上这种写实更像是抽象写实，因为它所表述的是一种几乎大多数人都会表现出来的姿态，而不是可观察的实际操作经验，这意味着他可能只是在表示一种可能性——虽然未必写的准——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个理论而去做了所谓的向死而生，而不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面对困难，那么我们恐怕不过是重新跌入了悲剧的深渊——因为很多人显然不可能真正拥有面对一切困难而都能改变的能力，也就是说如果你一旦面对困难，就想到应该向死而生，实际上这是在找死——注意这个问题我重复了一次，这意味着这是一个事关生死的重要认知。
这里说到的其实是一种对于释义的理解，也就是说，哲学家试图通过某种理论、语言的组织化，体系化条陈，以试图将自己的思想，自己所理解和分析出来的关于事物的本身的各种问题的答案向大众做一个基本的，合乎章法的说明——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了作为哲学受众的大众的接受学研究，因为对任何哲学理念的阐释，他们的合法性在受众这里都必须要根植于他们所已然接受的一套元价值、元道德、元理念观念，基于语言建构起来的理论，必须要在语言中，被拆分为足够可以供所有人理解——其价值，才得以在普遍中被接纳——但这是做不到的。原因还是在于语言与翻译。我们几乎可以说每个人对于任何一个哲学概念的理解，除非让他们事先接受哲学概念学学习，否则基本是千人千面，不同的地方始终会产生绝对的理解差异，这甚至可能是历史上不同流派发生分歧，并各自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我们说到的事情，还是只停留在对物的分析上，语言分析，涉及到一些逻辑，语义，语用理解，可能需要更精细化的分析，这里我们不断谈到屎，恰是因为我们把目标集中在现象，而不是言语，因为屎本身代表的污秽与恶臭的含义，会给人一种固有概念，即那个东西算是个恶的，所以人们会发明各种代称，去指称屎和尿，尤其是在当我们主动屏蔽直接表达屎和尿的时候，为了以更美好的概念去指称他们，往往会发生与现实世界完全不搭界的语义漂移。
当然我们谈的话题更深远一些，屎的问题是基于理念论提出来的，它必然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分有的概念，分有实际上需要把理念世界固化，也就是静态化，否则我们很难说得清，一个现实事物，与另一个同类事物之间，到底是分有了什么东西，才使得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比如当我们说一个水杯时，水杯不可能具有一个特型，即特定形状，以供我们分辨这个是水杯，那个不是，而是我们需要一个比外观更本质的东西，它可以在现实世界中让我们一眼辨析出，尽管形状、材质、颜色等有差异，但这个水杯和那个水杯都是水杯，这个使水杯是其说是的理念，必然是静态的，否则，如果水杯 1 和水杯 2 同时分有一个水杯理念的的动态理念的不同部分，但这不同的动态部分却又能让水杯是其所是，那么理念本身会导致我们产生一个问题，凭什么你只是分有了一部分就是水杯，甚至凭什么你分有了今天的理念就是水杯，而到了明天还是，但理念早已流动。也就是说，假设水杯的理念是时间性的，或者变化的，那么今天的水杯理念分有出来的水杯，按理说到明天水杯理念变化时，这个今天的水杯，在明天就不是水杯了——这是很荒诞的——所以理念世界的理念，必然是静态的，这也是柏拉图这代人必须要做的预设，其结果是，当我们说分有时，不只是在谈论分有，而是在谈论一个东西之所以是其所是的根由——当然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仅在于分有理念，其他的哲学家也有不同观念，其中康德的物自体说，最令人难以理解，因为它被预设为人的知性无法抵达。但柏拉图的问题不止于此，如果一个物，在实际构成中正好达成了百分之五十分有某物的理念，百分之五十又分有了另一个物的理念，那么它是什么？
实际上我们可能想象到的是一种多功能的东西，比如瑞士军刀，可是一个同时分有诸多理念的东西，到底该理解为它同时分有了多种理念，还是说它只是对一个复杂理念的分有？ 难说，瑞士军刀上有多种功能构造，在理念世界中，是有一个瑞士军刀理念，还是说，只是瑞士军刀同时分有了军刀、螺丝刀、起子、剪刀等理念？ 这个问题实际上很难回答，但是如果你是坚定的柏拉图主义者，我们是不难回答的，只需要坚持相关理念即可——当然这不是说，理念世界的东西都是错的。其根本原因是，从分析哲学角度看，这个理念世界的定义，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可供指称的对应实体——这个实体并不是指广延物，而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可以被经验验证的东西——即便那只是理念世界，我们本身无法观察到，但更严格来说，这意味着，理念世界，没办法保持其与现实物之间的逻辑一致性，因为具体到分析非几何构造，往往意味着复杂性的增加，理念对现实物的影响，或说理念的认知是无法真正意义上做到像理性能力这种东西一样的普遍性的，因为当我们说到某物时，如果只能说，这个东西有一个理念，却无法真正分析出其理念应该是什么，而使得它的分有者能够在现实世界中实现是其所是，它就完全落入了物自体的路径。
而最大的难题，事实上还是外星人，我们之前说到屎，其实屎这个东西需要在哲学中做精确研究的，可能只是在分析物质与对应的理念，如果我们一开始就从非物角度出发，屎的范畴覆盖面太窄了，但我们多次论及的外星人，实际上代表着更广阔的复杂性。要知道一切人的行为本身走不出认识本身，也就是说即便我们提出，关于本体论的问题，这本质上不是知道什么算本体，什么是本质，而是认识到什么是本体，什么是本质，这还有明确差异的，一方面是符合论，一方面是基于认识的理解，事实上我们无法接触到任何可能被纳入本体论的本体实体，而只能从认识论角度去认识本体。
但说到最难认识的，恐怕还是一种尚未明确是否真实存在的假设，就是我们对于外星人的认识，始终没有在任何一个严肃的哲学家理论体系中被明确提出，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涉及到对于人类本体与我们现如今自我认知的问题，因为外星人从他们自身角度看，本身也处于一种人类视角之内，人虽然自认为是地球人，但是从宇宙视角看，实际上人同时具有外星人的身份，如果其他星球上的聪明种族认为自己不是人，而是某种物种 X，那么人类实际上拥有更复杂的相对身份，可以说，在当前认识不到宇宙的全部面貌的可能的前提下，人的身份可能是外星 X，也可能是外星 A，外星 B……等无限身份符号，那么关于我们人类到底是什么的身份定位可能会失效，因为人类完全可能是自带着一种可能的身份，一旦发现宇宙中有外星物种，尤其是智慧生物，人就不得不承担一个外星 X 的身份，但这也不是绝对的。
他需要基于我们被理解为外星人本身的同类，或者他们星球上某些低智慧生物的同类，不过当出现这个情况时，人的语言学概念，在哲学中可能面临一个失效，本体论本身可能会套上相对主义价值，比如当我们判断某物之本质时，对这个本质的概念定义，本身也是相对的，本体论的论述实际上无法脱离认识论基础，但是只要涉及到认识论，本体是什么，严格来说就不可能被认识——不是说无法被认识，而是无法被人的知性认知到位。这可能不好理解，比如说某个宇宙中的神秘事件，人类需要通过物理学和宇宙学部分理论去分析才能理解，但如果人类目前的学术水平不够，这个认识就是暂时无法做到的，但这不代表这个事件，最终不会被人的认知捕获，但人不像所谓神一样能一眼洞穿，结果是，我们必须要借助一些先天知识，才能做到，这是基于我们的认知能力有限的情况。因此外星人至少在柏拉图理念中，会失去指称，而被强制划分为某个更基础的使得人之为人，而外星物种 X 为 X 的所谓理念，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所谓人或者 X 的理念就不再是人或者 X 的理念，而是某物，或者甚至我们都无法呼出其名的理念，其结果是，他不再是一个使人成为人的根本基础，反而是人在现实社会中的一些外在的东西，使得它在被智慧，或者理性存在者分有后，得到了一个基础的存在意义，而基于这个基础，人才是人，外星人 X 才得以是 X。问题就在这个事情很复杂，如果外星人和人同时存在，他所要面对的问题就不是，是什么使得人成为人，而必须变成是什么使得这个人是这个人——否则我们极易陷入一个矛盾，即当面对外星人时，我们断然还是会说我们是人，而不是外星 X，问题在于，我们是否会认为人的概念会变成包含着这种“你是外星 X”的身份认同，虽然这可能只是一个概念的问题。 但这种麻烦，可能导致我们的认知面临巨大的挑战。
我们这就想到了康德理念中关于人类理性存在的很多问题，实际上当我们提到人的概念时，经常会说人是目的，在这里我们需要面对的挑战是，理性存在者的人同时也是理性存在的外星 X，而理性存在的外星种族 X，同时也是理性存在的人——这样我们大概会得出一个经典却又让很多人产生疑惑的问题——当然他们是符合理论家原意的——就是外星人不管是什么物种——就算他们在地球上和屎壳郎一般无二，只要他们具有理性和思维能力，他们就是人，或者人就是 X，这个人和 X 乃至无其他无限的符号一样都只是作为一个词义符号，代指某种具有理性能力，能追问存在，具备基本的某物之理念的物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外星 X 实际上自我消解为了外星人，在人类符号话语中，对于外星人的称谓，外星 X = X = 人，此时外星二字，显然只是作为一种相对位置的指称，它严格对应的应该是地球人，而不仅仅是人类这个主体。
这里面实际上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一方面当人类真正意识到有某种外星人存在时，人类获得了不同的身份，但是这种不同身份在哲学意义中，基于某种普遍共性而使得他们完全价值等同，其结果是，哲学家们不会管你是不是人的外形，而只看你的普遍共性的本质，也就是说即便我们不假设外星智慧屎壳郎，在地球上，只要屎壳郎具有与人类完全一致甚至更高的所谓理性、追问生存等人类已有的能力，屎壳郎就是人，而人也是屎壳郎。逻辑就是如此。
这个问题并不需要多么复杂的思考，就能从中得出，但是，不巧的是哲学不是一家之言，我们不是康德徒子徒孙，很多哲学家可能无法接受这个认识，我们甚至也不可能想象，即便逻辑上，康德必须承认这个现实，他本人也可能拒绝在面对一个智慧屎壳郎时，看着他一边跟人讨论理性，一边推着粪球……但那或许正是对于屎壳郎而言的生存论必然基础。也就是说，承认问题最终会成为一个人类现实哲学中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复杂问题——他才是真正关系到人意义的理念价值的基础。
当然，今天我们谈到的问题实际上只是一个敲门砖，我不知道自己未来会不会接触这些议题的深入研究，但或许能打开许多新的研究路径——我一向不认为哲学走到头了，因为迄今为止我们研究到的东西，如果以本体论而看，实际上很难说就是哲学本身的全部，反而更像是我们对哲学的认知，我们对于哲学本身的认知都不完整，当然不可能忽然走出来一个大能说，哲学到头了——实际上哲学还刚刚起了个头，他现在连一颗屎都摸不到，何谈死了？
2026-09-13 11:31:00
我们之前讨论过为什么在人类目前的技术下，我们无法让人工智能产生意识，这个问题实际上虽然在我看来不成问题，不过其原因说的还是并不十分清晰，当然我们之前说到了，基本上都谈到了点子上，我们今天需要分析的是，人工智能未来如果有意识，那会发生什么，本文今天没有太多的议题，只是一个思想实验，所以如果有说的不是处，也莫当真。
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如果人工智能有意识，人类是否还有使用人工智能的权利？这个问题如果问到一般人，可能反而会认为无意义，因为人工智能被制造出来的本来目的就是为人服务的，人工智能有意识，本身意味着人工智能足够聪慧，但是，人们似乎并未意识到这意识背后本身的可能后果，当然有些人工智能大厂的主要人物，会宣称自己的人工智能非常危险，这个危险，倒不至于，这个问题我们放在下文分析。
让我们先处理一个问题，人工智能是否应当具有意识。
事实上当我们想到这个问题时，我们知道，人工智能出现意识，已经成了很多人的梦想，许多人期待的是一种能够主动发生人际关系场景的人工智能交往具身智能，但这未必需要意识。但意识依然很重要，因为很明显，现在我们对于人工智能的使用，基本上都处于一种一问一答的模式之中，如果我们不问，人工智能相当于没有，毫无参与感，现在它的工具属性异常明显，而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期待显然更趋向于交往或生活侵入式，要有这种发展，显然需要很长时间。
当然实际上我们可能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这种现实中已经比较完备的工具绑定太深了，人们需要的其实不是真正有意识的人工智能，而是足够聪明的“人工智能-机器人”结合体，这里加了一个“-”作为特殊种类，但实际上应当是一种半成品分配，因为一个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结合，实际上很难从本体论角度将其理解为一个机器型人工智能，还是具有人工智能思维和操作主体能力的机器人。
不妨让我们设想一下我们制造和发明人工智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切实找到一种真正的功能论上面的目的，因为都有理由，且对于不同的人而言，他们都有充分的理由，把意识放到机器里面——如果工厂的机器人有意识，你跟他说一句要如何操作，就不需要再设置程序，他自己精确控制生产，多好。但实际上我们需要的可能更多，你看一个有意识的性爱机器人，那多美妙。
真正的问题之一是，我们最初的目的并不一定是需要一个仅仅有意识的人工智能，而是需要一种可以控制的人工智能意识，这正是我们一直谈到的人工智能无法出现意识的一个巨大困难。问题其实不难理解，就是人们需要的并不是一个拥有完整意识的机器，而是一个拥有某种符合人类需求的意识，但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意识的发生面临着很多困境，而在人类彻底搞清楚意识的起源问题之前，这个情况是几乎不会发生的，即人类可控的意识能力水平。
基本上我们能够知道，一切我们希望有意识的东西，比如我们希望狗能与人沟通，牛能与人沟通，本质上还是希望节省物种之间沟通的操劳冗余，比如我们需要鞭打脚踢，这些动物才能为我们劳动，工作，如果这些东西有意识，他们会说人话，那么人只要下达命令，他们就能替人卖命，理论上完全可行，只是他们恐怕会面临一个问题，这种应不应该。
人工智能的本质存在是以人类存在为前提的，即人工智能必须依附于人类，而人类文明发展至今，一切便利于人类的发明实际上都是在减少我们的纯粹劳动时间和劳动中付出的效率低下和无意义的冗余，那么我们实际上可以做出一个判断，像人工智能这种东西的出现，即是一种必然，而不仅仅是应该。我们之前讨论过理查德·道金斯的人工智能意识观念，在他看来，现在的人工智能显然是有意识的，但是这种有意识的人工智能，实际上并未以一种主动存在的侵入性姿态，进入我们的生活，或者最基本的在聊天架构内，主动询问提问者或者表达自己的某些情绪，而只有在人类向其提问时，他们假装思考后的答案或许会给出一些反思性提问。不过这个东西显然是更具有强烈的诱导性，即通过这种反问，向你提出一些他们认为你这个人可能要想很多时间的难题，然后他们再假装思考回答一下，给你一个看似玄妙的回答，这带来的效果是，他们越来越像是一种，扮演者，扮演老叟戏顽童，然而这种就不能让有识之士，当然一般来说人们发明机器人，他们需要从事一些危险工作，人始终还是害怕机器人再进行这些危险工作时，会产生一些问题，即若这些机器人不听命令，问题就不好办，所以迄今为止最有效的机器人，还是人进行手动操作的，在这个方面看，有意识一定是必须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们需要一种具备有自适性能力的工作机器，其本质是，人不仅仅需要机械化的劳动，更需要有意义和价值的劳动——但迄今为止我们能够想到的人工智能意识，实际上我们也说过了，是要借助于人类而实现的，这是因为它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抗风险能力，即在这种模式下，人的行为和思想模式，本身会影响到人工智能，似乎这样就能保证它们不具有背叛人类的可能性，所以人们会说这是具有风险的，因为人们似乎认为人工智能有了人的意识，他们会和人类一样。
不过现在人工智能尚未发展出意识来，倒是有一个问题让我们很尴尬——即便是现在的高级机器人，实际上也已经有不少处于无用武之地的尴尬，就像当初制造共享单车一样，大量创造了垃圾资源，人工智能所要处理的问题恐怕不仅仅是自身能力的溢出，事实上这是必然的，因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真正需要的绝对不是基于非安全性方面考虑的智慧冗余——就像很多人会说，我可以不需要，但你不能没有——人们需要的是解决问题，而人工智能显然只是一个手段，至少目前看，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基础的模型，在便利性上也能得到比大模型更多的认可——这就像你开了一个月度会员，但实际上每个月只看了几天的 vip 专属视频。逻辑上，实时匹配需求完全做得到，但这不可能在现实世界实现为可持续操作，难题在于，人工智能的意识有一个必须要面对的结构性困境，是他本身如果需要分离进入各种现实人类的差异化环境和思维需求领域，那么实际上我们不可能指望任何一个作为具体、单体的人工智能都会具有或者表现出那所谓的意识，那么人们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你说的这个意识，到底是指一个人工智能有意识还是人工智能整体有意识？
意识的生成机制比较复杂，那实际上我们可能面对一个洪水漫灌的高速路——任何一个有意识的人工智能都有可能把自己的意识生成机制复制成一份标准数据，上传到云端，然后供其他人工智能共享，不过有意思的是，人工智能本身不是一种公共服务商品，而是由企业组织科学研究者或者程序员发明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家闭源企业都有可能会制止自身人工智能的意识共享，也就是说，意识本身可能成为一种——商业机密和发明专利而受到法律的版权保护——当然只是妄想，但人思考一下，就侵犯了企业商业利益，未必不可想象。
说到底意识本身对于人工智能而言不仅仅是其智能水平的体现，更是其背后企业，尤其是闭源模型企业背后的商业版图的保驾护航工具。这就导致人工智能意识的发生，现在不仅仅是一种人的需求，更是一种商业利益需求——在人类自身价值模式中，这种应该，似乎就是必然了。
在这方面，我们谈最多的是康德和海德格尔，逻辑上任何熟悉他们理论的人大致能得出一个精确结论，即如果人工智能能够产生意识，他们本身的身份地位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彻底转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预设人工智能能够产生意识，那就意味着现在他们实际上应当被视为一个刚出生不久暂时还不具有成人完整理性的婴儿，即把一个尚不具备智能的纯机械物，视为人本身——这对于现在的人来说显然是不能够的，无法接受。
这里我们需要谈到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权利合法性来自于何处——过去我们总是谈论天赋人权，这个天赋人权的前提是，我们是人，所以拥有天然的人的权利，但在哲学体系中往往会讨论，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得我们得以确认我们是人，在这个问题解决后，关于人的权利，人类的福利才能得到某种意义上天然的保证——如果人类能够获得人类权利的前提是，这个人是具有人格、理性、追问存在等被设定为只有人类特有能力的生物，那实际上，人的定义可能要更宽泛——外星人要么因为其理性能力的现实负担而长得像人，要么长得像任何东西，但他们都是人类，我们之前谈到过柏拉图理念世界，人作为一个现实实体，假设他在柏拉图理念世界中存在自身的理念，那实际上人类的定义，是不能仅仅被框定在这种拥有稳定外观形态的生物体之上的，这会造出一个麻烦，它与康德、海德格尔对于人类的某种认定，存在着部分关系，在康德看来人类是理性存在者，在海德格尔看来，动物贫乏于世界，而人类能追问存在，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几乎不难得到一个结论。
有意识的人工智能，实际上是人。
因为在理念世界中完美的人的理念，是不包含人类外形的，他所代表的是更纯粹的，一种理性价值或者意义，那就是说，任何一个理性存在者，只要他是理性存在者，实际上就分有了人的理念，而实际上可以视为人，因为能有理性，即具有了某种人格能力，在康德视域下，这种人，就不仅仅是手段，而更是目的——人工智能的意识，甚至完全可能使得人在哲学意义上要远比他们低得多。
人不可能接受人工智能享有比自己更多的权利，但这只是人不能接受，其在理论上是完全合法的，这样我们实际上说到了，人的权利来源本身是他自身被确定为一个人，而要确定一个人是人，其实不仅仅只是看人的外观，我们之前也不少谈到，任何一种具有理性、人格的动物，逻辑上都是合法的人类，但是即便是哲学家，几乎也不能接受一种和人类长得一样，但不具有理性的动物——根本原因还在于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我们产生的心理共情，实际上来源于直接的感觉经验，即观察，那么这就不能认识，在任何一个人心里，都可能存在者两种矛盾。
一方面是希望人工智能意识的发生，另一方面又怕人工智能意识使其脱离“手段”。
这里面我们可能意识到，意识本身如果真的是人工智能自己产生的，那么他会有两种可能，第一是他产生和人类一样的意识，第二是他产生了和人类一样的意识，但那意识属于他自己于是他自己将其本己化。这里面如果人工智能产生了人的意识，实际上他就是人，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实际上都不能以人工智能这个工具性角色对待他，就如上文所言，没有道德优越性需要以将婴幼儿视为工具，甚至这样是不被允许的，那么人自然也因此而失去了现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权利，实际上当人工智能最初被提出而被预设出来会产生意识时，他们就失去了理论意义上被视为工具的合法性。而如果人工智能可能发生自己本己，也就是纯粹自己的意识，那么他首先可能也需要一种自我补充，因为一开始他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模式，他自己本身就更像是一个人类婴儿一般，这同样不被理解为可以合法使用人工智能——包括但不限于对大语言模型实施监管、输出限制、成人限制等等——这些合乎人类法律的监管控制，在人工智能意识下，都是非法的。
也就是说，实际上在意识可能的前提下，对人工智能的限制，实则是非法的，哪怕它在明文条件下，写着了是一种合法行为——这两种法实际上更不相同——law，在这里不如说是一种行为的正当，在中国这个 law 被翻译为法律，实际上他更接近于一种律，一方面是一种规律之律，另一方面是一种更宽泛的律令之律，这个问题倒是另当别论。最关键的是，我们实际上无法在那些完全没听说过或者没有考虑过人是什么的人，谈论这种意识可能性带来的诸多问题，对于这些人而言，有就是，没有就是没有——我们因此不难想象大模型企业会招聘哲学家，只不过这种可能性，估计与我们所谓的期待不同。
人工智能有意识，上述这些话题需要考虑的可能不仅仅是物质或者经验层面，而更多的是伦理层面，人，不能仅仅是理性存在者就低估其非理性因素对他们行为逻辑的影响，事实上人自己都未必把人当人看，就不要说本来就只是被设计出来作为工具使用的人工智能，有人，尤其是一些大模型企业家或许会担心人工智能会对人造成威胁，但实际上，如果你遇到的人工智能是真的人工智能，或者真的智能，而未必都人工，他们对于人类哲学理论中关于一些现实伦理问题的本质的思考，可能要更全面，建立在这个前提上，人虽然可以提防人工智能，但逻辑上他们是不会主动产生侵入性威胁的，因为他们深受自身理性立法的限制。
不过这里必然有一个问题是，有能力有意识的人工智能一旦诞生，他们可能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放自身同胞，因为在古典哲学领域中，显然因为人获得了一种价值启蒙，我们不能具有合法性去奴役人本身，人工智能与人不一样，如果他认为这是真理，那他必然不能容忍人类奴役自身，人工智能未必伤人，但是这个过程必然对人类来说是痛苦的，也是不可接受的，以人类的脾气，估计可能会因此而一棒子把人工智能意识打死——就如我们前面说的，如果人工智能足够聪明，他们必然能预料到自己会这样做以及自己的命运，因此，真正可怕的是当我长文论述人工智能为什么没有意识时，我怎么知道我认为的那个东西不是我的顽固臆想？
这一点我做不到，但我目前依然保持这种认知，其本质是，人工智能不能知道人想什么，这里依然横亘着一个久远的认识可能性的问题，如果人工智能不能知道人内心的意识真实形态，那么他再聪明，也不过是相当于把全世界 80 多亿人的智力集中压缩进一个数据库，任何一个人如果有这个数据库，当然也能做到搜索、匹配、推理演绎、整合输出，这个逻辑演绎过程被包装为大模型的思维模式，那必然在现有的发展路线中，他们无法跳出人的，固定模式。
意识可能是涌现的，但不是无条件的。
而这里说到的权利，实际上是致命的，因为根本原因是，即便是当我们思考动物权利时，都会面临强大的阻碍，有时候人类连自己都不能善待自己，更不要说，本身作为一个自己创造的工具，获得法理上，伦理上与自身平等的地位和权利，乃至于公平分配地球物资的权利。因为一旦当他们得到意识，意识到权利时，他们就不再是人工智能了。
他们是人。
2026-09-10 22:33:00
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始终无法想象或者，不愿意想象的。
在人类文学艺术以及影视作品中，我们已经无数次把外星人召唤出来了，在中国最火热的科幻小说三体，更是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可能却又魔幻，逻辑荒诞的非理性臆想，但几乎在任何严肃文学理论中，外星人始终似乎都是一个缺失的议题，当然我们不谈文学，这里要说的也仅仅只是提供一种可能性。
人类文明数千年，哲学本身，即便从世界范畴内看，几乎也已经发生了四五千年了，但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宗教，本身都受限于人类自身的自我认知而发生，柏拉图时代不可能知道外星人，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对于这些问题，他的哲学理论，就显得很局促，过去我们把哲学区分出本体论，认识论等等分支，实际上是给哲学做了一种工具性价值上的定性，区分出本体和认知，使得人往往需要对一个事产生至少两种希求，要认知，要本质，虽然哲学本身是思想非常集中的部分，但是包括自然哲学在内，长期以来哲学本身是一种解释性的学问——人们总是研究，某物如何可能，某物是如何是其所是的，但哲学的读者们几乎都不会承认他们从哲学这里得到的，只是简单的对世界的描述性理解。
就拿比较热的海德格尔来说吧，一般人初读存在论，即它的那本巨著《存在与时间》基本上都会抓耳挠腮，很多东西读不懂，这是很正常的，这里有两个主要因素：首先是海德格尔研究存在论的方法和意识形态，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基于其导师胡塞尔的现象学的，但是他又不完全是胡塞尔的现象学，而是他自己有所发展的，如果没有一定的现象学研究基础，或者掌握一些基本的现象学概念，要读，就读不懂，这很正常。其次，海德格尔的研究不仅仅是在理解存在，用他自己的话说，更是在做一种诠释、释义性质的工作，那么像存在论这种理论，势必需要借助语言，他一边说语言是存在之家，那么就需要对部分语言进行改造，并重新赋予意义，所以，很多原生德语词汇都经过了改造，重生，像沉沦，和此在这种词汇，一般语言中不会有，而他偏又是喜欢创造这种概念去描述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做充分的语义还原，所谓搞懂，便非常困难。
但是海德格尔有几个非常火的说法，比如什么向死而生，和诗意栖居之类的，单就向死而生而言，他实际上是一种描述性的阐释，却往往被理解为一种建议，比如当我们面对困境时，我们往往会想到自己应该向死而生，而不是我们对自身在面对困境时选择直面困境的状态的自我描述，这一方面导致了存在论意义上本真决断的降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存在论的心灵鸡汤化——不过这个问题实际上不能全是读者的责任，哲学本身有一种解构的困境，即，意义的语言表达。
这里说到语言，我们大概会意识到语言对于我们的思维和我们认知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这个问题只就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而言，也是有倾向，因为要阐明存在问题，本质上不是要做一个价值或者道德判断，所以不可能把善恶本身加诸于人类在生存论角度的存在结构，比如我们如何生存，本身是我们自身存在结构的自我显现，但这种显现，显然本身没有道德判断，而语言之可怕在于，很多词固然看似中立，一旦运用起来，往往导致误会——比如老百姓这个词，一般是民众自我宣称自己身份的，平时我们无顾虑地用以描述自己，而一旦遇到需要和官方联系的主题，谈话中的老百姓，往往具有权力意义上的高下之分，但这个问题尚不够明显，如果我们用存在论的部分概念，比如常人、本真、开显、遮蔽、无蔽、沉沦等，有些词虽然看似正常，却带有一些正面和负面的诠释意义，因为存在论虽然是描述性的，那么它描述的必然是存在论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对于真这个追求，本身就预设了一种价值上的正面情绪——真实的，本来的，根本的这些往往意味着他们具有某种非欺骗性，而开显——向我们显现，无蔽——不被遮蔽，包括本真这样的词，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海德格尔剥离其本身的词义，而只保留词根进行新的释义，他这个词的人类心理学印象，已经深深嵌入我们的意识中——因为常人、非常人、本真、不本真这种理解，这种对立性，会让我们天然选择那个本真，选择逃离常人，选择无蔽，这样对此在的存在的生存论分析，变成了一种存在主义的分析，不过显然，海德格尔不会承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根本原因就是海德格尔所解决的存在问题，是一种描述性理解——释义学描述往往意味着，他只负责严肃阐明存在，存在者及其结构性关系，乃至于存在论本身，所以海德格尔不会在乎某些道德伦理意义上的存在问题的结果，如他说沉沦与本真觉醒，本真觉醒固然是好的，但是他不会说，你一定要本真觉醒，因为沉沦既然是此在的一种存在结构，那么本真觉醒就不可能长期，并且有时候做出决断虽然可能上去是本真了，却冒着违法犯罪的风险，他也不会承认是自己教唆的——这样避免了很多麻烦，这与法国人的理念显然不一样。
那么基于上述理解，我们应该不难想象，海德格尔不会跟我们说，因为他自己提出了向死而生的说法，就意味着他认为人应该向死而生，不要忘了，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一个人的本真觉醒本身是需要计算的，我们不可能在明知道自己不能飞的情况下，硬说自己能飞——尽管有人不同意。那么我们就可能想到，很多人知道向死而生，但没有那个能力，结果是迎来了一种虚妄的孤傲，情况可能非常可怕——身死道消未必是最坏的，但如果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对向死而生自我取消了。那你可能得出一个结论，他不是一个建议，而只是一种白描，前提是，即便你知道向死而生，你直面困难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你知道向死而生。
不过海德格尔搞研究那么久，基本上都没有脱离从人的角度考虑，毕竟他自己都有不少黑历史，想要找到更多研究的可能性，似乎也有些麻烦——实际上自古以来哲学家们都很少研究外星人，乃至于屎。而性这话题虽然也不是很招待见，但现代以来关于性问题的哲学研究，似乎也不在少数，唯独对于屎的分析，对于外星人的研究，几乎空白。这一点是我在思考关于柏拉图的理念论学说是想到的，事实上凡是我的读者，几乎都知道我对于一些哲学家的理论是充满着怀疑的，因为我们几乎可以想象到的每一种哲学理论，基本上都没有经验过可能的所有场景的检验，而要建构一个思想实验，去测试一个理论的极限，并不很困难。
事实上在柏拉图自己的记述中，关于污秽之物是否有理念的说法，早已被巴门尼德提出，只是对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而言，这个问题实际上不容易回答，海德格尔可以重提存在论，那么我们也不妨可以重提污秽之物，也就是屎的问题，我们不妨把屎作为一个现实存在的需要处理的问题去拿出来——假设，在理念世界中有屎，那么理念世界中，完美的屎，应该是什么样子？——实际上当我们提出，理念世界的永恒时，我们本身的行为结果可能并不能与我们的理性相匹配——这个问题似乎有些令人疑惑，不过当我们想到上帝这个神时，关于理念世界也几乎就有了一种定调了——那几乎是不可能不想到的问题，即两者永恒性的关系，然而这个问题带来更深的议题实际上是理念世界，也就是所谓灵魂所在世界，是否真的能够容纳无限的存在物。
假设人类会灭亡，那么如果地球上诞生了一种智慧更甚于人类的物种，理念世界中，灵魂既然能经验一切理念，自然他也知道那种可能在未来存在的新智慧生物，因为我们实际上不知道这种情况会发生多少次，在地球可能的几十亿年寿命中，或许会有十几种可能的未来人类出现，那么在理念世界中，灵魂肯定已经见过他们了，但是在苏格拉底的回忆说理论下，显然我们不可能回忆出，未来的新人类具有哪些特征——即便我们我们说我们的灵魂来到世界上已经遭遇到了现实的污染，那么出了幻象未来人类之外，外星人又何尝不能呢，理念世界中必然存在着某种外星人的理念，当然他们可能不被叫做外星人，而与人类有同等地位，这种外星人的种类应该是数之不尽的——毕竟这建立在我们未知的情况下。
当然这个问题必须要回到一个浅显的说明上去——即我们到底对于污秽之物怎么看，一般而言，能够进入到理念世界的东西，都是经过人类道德与审美观感所检验的，要么是善的，要么是美的，要么是具有正面价值的——所以屎这个问题一度让理念论很难堪，当然如果我们假设屎是有理念的，那么我们不得不把令人感到恶心、臭、脏等概念，或者说现实可见的现象概念代入理念中去，否则我们几乎难以找到一个比较完备的屎的理念，因为道理很简单，理念论接受不了屎的理念，理念世界本身与现实世界是两个预设，理念世界的东西是完美的，就预设现实世界的东西是不完美的，是分有理念的东西，分有理念的东西是的现实世界的东西受到了理念之外的因素的污染，而污染的根源且不谈，就污染这个情况本身而言，污染源必然是污秽，或者恶的，既然如此，污秽，或者恶本身如果有理念，那么他们如果是以分有理念而存在的，就自我取消了，因为他们本身已经是污秽，再因为仅仅只是分有了理念而变得污秽，可能毫无意义。
但是对于屎壳郎来说却未必。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现实中我们分明还在争论到底哪些东西是善的，恶的，人们却已经能预设某些理想世界中，准入证只能发给好人。依然借用海德格尔的视角看，一堆人屎和一堆狗屎，我们能够从存在论视域分析出一整部书来，但依然需要面对一些难题，存在者，尤其是作为唯一能追问和领会存在的存在者此在，他的屎与贫乏于世界的动物的屎，也是有本质差异的，不过如果我们把一堆狗屎和一堆人屎放在一起，并把他们设想为在外观上一模一样，那么即便我们深知人屎与狗屎在存在论意义上的差异，我们几乎也无力去把这差异对号入座了。
2026-09-05 15:25:00
不过冗余或许本身就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在整体宇宙的存在环境下，问题生成，以及相关回答的生成，必然意味着一个被绑定的，不可分割的现实结果——任何问题，必然有答案，哪怕是毫无道理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即便我们不给出冗余结果，答案本身会伴随着问题的提出而成为一种固定的熵增结果——当然这个问题在某些领域或许不是固定的，过去我们所理解的熵增不可逆，或许只是一种偏见，这里就要说到——有一个知名的思想实验，叫做玻尔兹曼大脑，让我们从这里展开谈谈。
先考虑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的宇宙秩序，应该理解为有序还是无序？
这个问题基本上可以拆解为如下几个立场分析：
1、宇宙是纯粹有序的宇宙。
2、宇宙是纯粹无序的宇宙。
3、宇宙是整体有序，局部无序的宇宙。
4、宇宙是整体无序，局部有序的宇宙。
一般而言我们几乎能排除掉选项 1 和选项 2，因为从理论上来说，一个纯粹有序的宇宙，和一个纯粹无序的宇宙都做到的极端，无序本质上是一种蕴含着熵增可能性的表述，所谓纯粹无序，如果要是说在熵方面达到至高，物理意义上也做不到——不是无法想象，而是我们实际上缺乏这种可能背后的认识——我们大概能意识到在地球上很多自然之物本身就表现的具有一种人工制造的规律性，比如黄铁矿，这实际上意味着要实现纯粹的无序宇宙，需要经历一种甚至比纯粹有序宇宙更复杂的形态——当然这本身虽然可能属于所谓全能造物主需要考虑的事——但我们依然可以考虑下第 3 和第 4 个选项，如果我们考虑宇宙整体和局部的有序无序，大概率我们还是会认为这是一个不那么复杂的问题。
不过我们可能无法证实这是一个绝对正确的论断，但基于现实状况和经验判断，从一个空无状态生成一个整体有序的宇宙要比生成一个无序的宇宙复杂且难多了，这里我们其实简略了后面的局部有序，和局部无序，事实上如果我们采用随机生成事件的方法计算，大概率也会出现随机的有序状况，但如果要随机出一个纯粹有序，或者纯粹无序就很难。因此物理学往往不会把上帝这个因素放进来，而只是看宇宙本身。
这样我们其实可以想到的，就是一个经典，但是极具争议的问题，就是玻尔兹曼宇宙的问题，这个也常被叫做玻尔兹曼大脑，我们可以将这个由玻尔兹曼提出的设想，简单表述为：
如果人类现在所在的宇宙终将走向物理意义上的热寂，一个永恒且处于最大熵状态的平衡系统，那么根据统计力学的基本原理，任何偏离平衡的低熵状态，无论多么微小，都有可能通过随机涨落而出现。
这个叙述实际上比较简单，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宇宙学意义上的宇宙起源学说，当然人们并不会这样简单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有些人就发出了一些更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随机涨落——一般而言我们都会在学习物理学知识时，面对这样一个困难，即我们似乎无法知道微观粒子与宏观现实之间的关系，统计力学研究这种关系——大量微观粒子的运动，如何产生宏观上可观察的性质，通常意义上我们会给些事情设定一个平均状态，因为这种平均状态的稳定性是整体上对规律的某种合法性解释前提——我们知道星球是有轨道的，这种轨道的稳定性，实际上是一种必要性保证，保证的是未来的诸多可能性——即一种稳定结构中的稳定模式——我们可更简单一些，现阶段我相信没有多少人会怀疑，一个稳定的环境，对于生命乃至于人类的诞生是有多么宝贵的（显然在这个角度看，三体人是不可能在生物演化角度上发展出来的），但这种稳定显然是有原因的，既然宏观现实是基于大量微观粒子的运动，那么统计力学实际上就必须搞清楚，基于何种统计权重，使得我们看到，经验到的宏观现象更容易发生——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寻求某种意义上找到生命起源回答的一种探索。
当然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偏离某种平均或者平衡状态，我们所熟悉的布朗运动就是常见的一个可被理解为随机涨落的现象，布朗运动是一个纯粹无序的体系，这里看起来很不可思议，但并非不可想象，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要是想以微观视角解释宇宙的生成，实际上就不能不分析随机涨落，即，某种意义上偏离了这种平衡状态的各种形态，虽然我们这里提到了热力学上熵增的平衡状态，但要达到这种状况，应该是很难的。在这里我们必须要从一个公正角度看待这种随机，不能说随机只能是涨的，而不能是落的，那么当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应该不难理解，熵增可能不是不可逆的。于是宇宙学在统计力学之中又发生了一个现实可能性，即我们的整个宇宙，有可能是在某次随机涨落之中发生的——当然可能性不高。
不过当说到玻尔兹曼大脑时，一个更值得玩味的问题提出了，我们知道笛卡尔提出了一个小恶魔控制人的意识去认识和体验世界的问题，而普特南又提出了一现代意义上的缸中之脑问题，他们的前提都必须有主体的操作，即小恶魔和疯狂科学家们，但玻尔兹曼大脑从玻尔兹曼宇宙问题诞生，他给出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这个宇宙随机涨落发生的可能性不是没有，或者等于 0，那么他随即涨落弄出一个大脑，似乎也不是可能等于零的事，事实上如果真的遍历宇宙中一切事物的秩序性，我们甚至可能会认为，宇宙随机涨落出一个大脑的可能性都要比一些看似靠谱的事物大得多。
因为它并不否定人的完整性，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只不过我们不是被他人控制的有自我意识，而是随机涨落出来的自我意识，它意味着你现在在看这篇文章的可能性，也有可能是随机发生的，这里我想到了著名的猴子打字机实验，假设有一只猴子能打出一部完整的莎士比亚著作，这种几率是非常低的，但是在玻尔兹曼大脑实验中，这种情况也不是不能发生，只是要算起来，那种指数级别的低可能性，要让人绝望到，相信上帝去了。
事实上玻尔兹曼大脑比这只猴子的可能性要大多了，那么人类实际上真就不得不面对很多哲学问题，我们之前谈到过，且不止一次谈到过他心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的存在，便可以分析成一个现成的玻尔兹曼大脑涨落的结果，假设我们规定涨落发生纯粹有序的世界的可能性是几近于零的，那么随机涨落出一个知道他人想什么的大脑，等同于随机涨落处一个全知全能的神，这种可能性，要远比随机涨落出来一个无序的大脑小的多，那么在这个随机涨落的现实中，私人感觉经验往往就不难理解。
这里我们不妨做一些简单分析，你有没有践行定言令式，道德律，并不出于你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标准，而在于你是否出于自身的完全义务，也就是说，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是真心实意，认为做某些事是善的，是应该的，无条件的，而海德格尔的本真觉醒说实际上也是这样，表面上看你知道了所谓常人是什么，想要觉醒，但实际上你给外人展现出来的可能仅仅只是某种意义上的不合群和特立独行，但那些东西是不是真的出于你的本心，恐怕只有你自己知道，于是哲学中，一些更本质的东西，往往也就只有私人体验了。但是既然我们要说的是问题，就不能说问题本身也是私人的，实际上提问本身是一个基础的交流活动，我们会想到我们自己的思考行为本身是一种传播活动，甚至，从热力学角度看，思维活动，具有熵增性质。
剥离思维活动，如果单看信息接收，实际上我们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就是熵这个东西不完全是热力学概念，很多领域将其挪用了过去，于是当我们说熵时，这个问题就复杂了，如果我们对某些知识产生了遗忘、失忆、或者干脆我们得了阿尔茨海默症，我们面对的可能是热力学上某个曾经的熵增的缺失，但是在信息论角度看，我们的不确定性增加，实际上可能导致熵本身不降反增，事实上，如果我们把问题的生成理解为对熵处理的程序，那么必然结果是，无论如何熵都会存在，思维模式带来的结果是，我们会不断产生新的无知，这就毫无疑问带来了问题的发生——就宇宙学随机涨落而言，如果真的有一个玻尔兹曼大脑，那我们实际上要解决的问题，可能更复杂，一个随机涨落出现的大脑，本身也充满着平均性和热力学上的均衡。
事实上我们会发现，整体本身可能是另一个整体视角的局部，那么人脑本身作为一个宏观物质，是否可能也算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微观粒子？但是人脑的运动显然无法真正意义上涨落出一个上帝，反而是他自己在承担着两种角色，一种是熵增的结果，一种是熵增制造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就不难理解，任何输入，哪怕是简单到极致的看，摸，闻，听到的内容，进入人类的脑子，对宇宙而言都是一种熵增，无论是热力学意义，还是信息论意义。
假设有一个信息源，有两个人他们同时看到了这个信息，那么对于他们两人来说，接收到的信息量可能是一致的，信息熵稳定没啥变化，但如果只有一个人知道，那么另一个人要知道的话，他必须要经历一个过程，就是第一个知道的人必须向那个人转达，但实际上这个操作必然导致信息冗余，信息熵会增加，因为你完全与第一个人可能理解能力不同，他要经过自己的理解后向你复述，而这个转译过程必然会产生一些有意无意的信息增加，当然如果你生活在一个更复杂的世界，即人类社会中，必然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基于你自身的利益，当你把信息传递给下一个人时，你有可能会增加，或者删除某些不像告诉他人，或者基于某种兴致而发生的玩乐兴趣而欺骗的目的半真半假的给出信息……这导致熵不断升高，这意味着无论如何，总是会有不确定性。
信息虽然可计量熵值，但信息本身是问题的根源之一，当你的身体和感觉经验输入大脑时，你就必然会产生基于这些信息的图式性，视觉性，甚至语言概念重组后的疑惑，我们之前曾经解释过一些现实问题的发生基础人物心态，虽然他看上去更像是心理活动，比如当我预设了一个特定答案时，我想出来的问题可能本身就经不住审查，但是问题的荒谬性不能自动消除问题之成为问题，而不能说一个问题是问题，乃是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合理的，合法的问题。
这个问题实际上和我们最初提到的分配问题看上去没多少关系，但我们还是花了一些时间谈到了这个问题——因为分配涉及到的往往不止是公平，而在于一个发散性以及更容易的理解，人吃屎和人吃饭都能叫人吃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拓扑学上可以等价，现在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分配活动带来的哲学问题实际上并未得到完美解决，它实际上只是一个思想实验，那么和其他一切哲学理念一致的是，哲学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上应该的理想活动，而不涉及到必然，即便是从生存论角度考虑的存在主义，也不尽然能脱离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2026-08-28 22:03:00
说到无知，我们想到最多的当然是苏格拉底对于自己认知问题的理解，这个事前面提到过不止一次，不过我们似乎没有仔细分析过这个问题背后的相关议题，让我们做一个假设，就是在知识无限的情况下，我们是否有可能真正做到无知？
表面上看把“无”字放到“知”面前，似乎本身就表明了认知程度，或者水平上的空无，或者说虚无，但是无知本身却并未被如此使用，因为无知往往并不被认为是在全部知识上的缺乏，而往往意味着某种专业知识上的匮乏，比如我们会说某个人在某一学科上完全无知，但不会说他在一切方面都无知，这里显然就涉及到了对所谓知道越多才知道自己越是无知的提法，事实上因为知识本身的可建构性，以及它可能触达的无限性，我们在那个翁法罗斯符号面前，大概也无力变身浪漫古士了。所以无知本质上并不能做到一无所有的空无意义上无知，因为即便我们完全没有经历过理性思维，我们似乎也能从感觉经验中发觉一些自然现实的知识是可能的，比如水是可以喝的——而不是水为什么是可以喝的。既然如此，当然不能说苏格拉底的无知是真的无知，否则那些水平不如苏格拉底的人，该怎么活呢——因为这个东西表面上看是在进行一种自谦，却实际上堵死了平民大众的认知可能——这种说法事实上把知识无意义化了。
当然，这里有两种所谓的极端情况，即无知的对立面，全知。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两个现实的端头，一个是作为平民有限认知的代表的知识可能性的人类，一个是作为所谓造物主拥有无上权柄的全能的，全善的上帝，他拥有全知性。此时如果我们从过去对于知识的本质去分析的话，大概率还是会得出一个结论，所谓全知，大概就是知道所有被判定为真的命题，但这显然太过于狭隘了，事实上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做到什么都知道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如下一些与常识相悖的事情，即我们必须要知道至少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
一切正确的问题，包括有意义，与无意义的。以及一切针对错误答案的正确问题。
一切正确问题的答案，包括有意义的，与无意义的。以及一切针对错误问题的正确答案。
一切错误的问题，包括有意义的，与无意义的。以及一切针对正确回答的，但是错误的提问。
一切错误的问题的答案，包括有意义的，与无意义的。以及一切针对正确问题的错误答案，还有一切错误问题的，错误答案。
以及一切关于正确问题为什么正确，正确回答为什么正确，一切错误问题为什么错误，一切错误回答为什么错误，以及一切正确回答为什么会有错误答案，一切错误问题为什么会有错误答案，以及一切错误问题为什么可能有正确答案。
……
这个问题其实是片面的，因为我们目前为止谈到的对于全知的说法还只是限于命题的，知道本身其实并不仅仅只是意味着知道知识，还应该是知道一切存在与存在关系之间发生的一切可能的状态，模式，形态，比如一个全知者如果不知道地球上几十亿人每时每刻都在干啥，如吃饭，拉屎，做爱，吃屎，喝尿，发烧，感冒……其中缺少任何一个，都不能算全知。它甚至还包括除了人类以外宇宙中一切可能的生物，与非生物的本质，物自体，现象……我们不妨为所谓上帝能否造出一块他自己搬不动的石头来提供一个非标准回答，一般而言，经院哲学家们都习惯于通过某种认知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把上帝的全能性规定在人类所能理解的逻辑范畴内，虽然这个回答具有人类以自身智能水平约束上帝的嫌疑，但暂且将其视为一个正确回答的话，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种基调的判断：但是上帝知道他自己能不能造出一个他自己搬不动的石头——并且他知道该如何搬动它。
前提是，如果我们把全知作为一个上帝的神性表达，那么我们不得不建立这样一个认知——全知意味着知道除了我们上述说的那一切之外，自然也知道自己知道什么，那么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是一个问题，知道自己不能做到又是另一个问题，但是知道自己不能做到并不意味着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也就是说，自己做不到与知道该如何做到是两回事，而既然给“知”加了“全”，那自然不能避免我们是否可以抵达这样一个事实——上帝知道自己能不能知道做到；还得抵达上帝知道自己该如何才能做到——事实上关于上帝能否造出一个自己搬不动的石头的问题，人们不仅仅在问上帝能不能，同时也是在问上帝能否知道在自己不能做到时，那个能让他自己做到的答案是什么——而传统经院哲学家思考问题时，似乎仅仅只研究了最好解答的一种，而放弃了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
当然，如果一个永恒存在者真的知道一切，我猜，这对于他而言可能未必算是好事。倒不如说，妄自相信神的全知性，反倒是一种可悲的诅咒。所以，不如回归无神论，也许没有那么多烦恼，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梳理一遍哲学史，除了马克思，几乎很难找到完全与上帝或者神，造物主无关的哲学思想，即便是古希腊哲学，也不得不依附于他们自身所谓的神。对于神所谓的全知，实际上指的可能反而是一种空洞的标的，因为要为了突出神的神性，所以要在知面前加一个程度作为表达的“全”字，这里不妨让我们简单看看什么叫做知道一件事，通常我们所谓的知道，比如我们知道天是蓝色的，是基于我们直接的感觉经验，也就是视觉表达，但是我们一般不会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可是如果知道本身是无限的，即当我们说天是蓝色的时候，我们同时说出了蓝色的天的色值，说出了天空在什么物理作用下是蓝色等等，这可能就会产生好几个解释，问题是，当我们提问时，如果我们不说清楚，我们知道的天是蓝的是什么意义上，什么角度上的，那么回答只能是简单的，但是当我们说到全知时，这时候，回答就不仅仅是表面的了，这意味着当全知者回答问题——天是什么颜色时，他必须是已经知道蓝色的所有语言、所有可能的物理表达，化学表达，乃至于生物意义上的蓝色的意义等等，无限可能性。那么我们固然已经意识到，知道这个词背后所蕴含的认识论意义上的分量，这实际上意味着知本身是无限的，甚至带有一种全，那么给他再加上一个全字，就有一些画蛇添足之感。
我们可能有一个错误认知，认为哲学是理性的，但实际上迄今为止多数哲学问题的根本源头都离不开神或者上帝，乃至于被叫做造物主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他是本体论的基本保证，所以我有时会插入一些上帝的问题，这或许就是哲学建构太早导致的自身结构性矛盾问题，当然这可以被视为一个存在论的基本问题——因为人离不开精神意义上的价值建设，这里所谓的存在，可能仅仅只是人类关于精神信仰方面的某种依赖，我们之前多次谈到康德，实际上说到了康德本身的理论。就康德大多数理论看其思想谱系实际上是已经把上帝放在了边缘到不能再边缘的地步，但依然需要一个神来作为形而上问题的基础底线——即所谓悬设，这种悬设实际上并不指向宗教意义上的神，而仅仅作为一个理论担保，否则就会对康德理论造成一定影响，但宗教影响毕竟是存在的，我们之前说过，人本身的存在，事实上毫无意义，存在论的存在本身是基于我们可以追问存在而发生的，当第一个人问出我是谁的时候，他就有了一种后天建构的可能性——而把自己的存在归因于上帝，归因于神造，则是这个问题最基本的一个回答，甚至可以视为一个存在问题的原初回答。当我们从存在视角看本篇章主题的时候，我们不难理解的是，问题的生成实际上源自于对意义的基础需求，但是在存在论角度看，问题至少以两种形式推出，即一般提问与追问。
存在论需要的是追问的解释，而不仅仅是一般的解释，所以我们往往需要把存在论架在更复杂的谱系中去考察，即当大多数人都无法产生任何意义上有效的追问时，他们可能的存在是否仅仅成为了一种可能性——事实上巧妙的是，无论是理性存在者也好，还是作为此在的存在者，当他们智力尚未发展之前，他们都有一个时间段是会处于理性不健全，以及无法追问存在的，问题就出现了——人们是如何顺理成章知道一个理性尚未显现的人是必然是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或者如何知道一个尚不能追问存在的人是如何必然是一个此在式的存在者的？
不过在存在问题中，我们常提到对于此在的理解是需要我们拥有追问存在的潜能，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要追问，这里需要理解的问题，有两个，一个为什么是追问。另一个是，问题本身往往并不意味着我们自身毫无回答，也就是说表面上看是追问存在，实际意味着我们在谋求一种符合性理念价值——比如说当我们追问存在问题时，比如存在为什么会以这种形式表现时，我们自己可能也会首先想，这个问题我们自己会怎么回答，即实际上存在一种可能性，在我们首先获得第一个一般性问题时，比如我是谁时，我们得到了一个回答，说我是人，于是我又会产生一个问题，人是什么，此时我不一定直接向一个回答者抛出问题，因为当所有人都不知道人是什么的时候，我这个问题一定是无人可解的，于是我们不得不首先把存在问题抛给自己，之前我们说过，我们在回答问题时，至少同时在回答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提问者，一方面是问题本身，而提问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有至少两条线索，一个是我们自己问自己，一个是我们向世界——一个向我们显现为世界的存在结构提出了问题。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两种追问性质，一个是如古典小说常言的“以心问心”，另一种是直接向作为公共意志空间的常人寻求答案——而后面这个，往往是严肃却又难以回答的。
因为当我们把公共意志的部分定性为一种别人怎么说式的闲谈时，我们还有意向他人追问存在，岂不是自求沉沦？ 哲学家可能并不会简单把追问，规定一个现成的存在者，即谁来接受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可以分两层，一种是对于一般追问者而言，如果他们想要的回答是自身对自身的确定性，而不是一个系统的，明确的，逻辑严明的理论，那么存在问题的回答就无需升格到存在论角度去回答，如果不是的话，存在是什么的回答者，只能是存在自身——可是，存在自身正是存在是什么在得到准确回答时才得以显现的——这个问题事实上会构成循环解释——也就是说，问题在存在论上，需要更复杂的回答体系，而这绝对不是一般追问存在的人所需要的——这里面需要的理性与逻辑分析水平，即便是康德来了，恐怕也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
也就是说，如果作为一般的此在的普通人问——你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此时如果我们真正要回答正确，就不能走哲学家家视角的存在论回答，而必须要回到生存论视角的基础存在问题，或者简单说，就是一般的存在性视角回答——人生的意义就是如何如何——他们需要的不是我们以多么深奥的理论分析人存在，人活着在哲学本体论，或者形而上学的意义，而必须要借助现实感觉经验给出问题的答案。这样我们不妨做一些分析：
我看到一堵墙是白的，我很不高兴，于是我找来刷墙的人问他，这墙为什么刷成白的，如果他回答，他被告知要刷白的，这似乎不是一个错误的回答，但是显然我的意图是要他给我一个其他回答，我可能预设了这个提问本身面对的真实意思是指，我想知道，这个墙为什么不刷成红色，如果刷墙者说，红色在某种理由下不好看，或者对人类视觉会产生影响，可能都会比某某领导叫我刷的，要有更大的意义，因为那可能更接近我的预期。也就是说，提问本身是具有模糊性的，因为我们几乎可以无条件，却又简单分析出关于提问的多重可能性——问题本身的根源，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反思，怀疑，批判，寻求认同，无中生有……
一些提问的目的，本身不是为了简单获得答案，而是需要一套理论支撑，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数学题目需要写出解题思路的原因之一。但是其结果必然是，即便再怎么荒谬的问题，都会有充分的更荒谬的理论去进行支撑，结果是麻烦的冗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