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5-17 00:08:23
在2026年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本文两位残障作者诉说了别样的故事——如果残障者拒绝被视为需要帮助的对象，我们要如何相信与挖掘自身的行动能量和彼此间的相互支持？
志军，27岁新疆籍轮椅青年，自称”残障生命实践者”，经历32次骨折，拥有9年独立生活经验，致力于残障叙事写作；知世，1999年出生的安徽农村女性，轮椅使用者，曾长期被困在家中，后通过不断移动和实践重新定义自己的人生可能性。两位作者深入探讨了残障者如何通过真实的生命交流制造彼此的”附近”——不再依赖抽象的同情或制度化的”蛋糕分配”，而是通过具体的相遇、对话和共同行动建立联结。
这篇对话体文章是一次关系性写作的创新尝试。通过两个人的交流记录，展现了残障青年如何在和彼此的对话中看到各自的世界。如同志军所说，“我呼吸的每一秒都在抵抗单一化标准”，又如知世所说，“那种既能被他人支持，又能支撑他人的感觉，让我感到深深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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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张志军、知世
编录 / Emma、蓝熊
志军：我是张志军，一名新生代轮椅青年，经常自称为”残障生命实践者“，以及不断游离在主流社会和边缘群体之间，通过自身的行动去找寻生命的可能性和答案。
再讲述一些具体信息，我今年27岁，骨折32次，拥有残障、罕见病和熊猫血身份，来自新疆北部，18岁走出家门，独立生活9年时间，全职残障及罕见病工作9年时间。
知世：我是知世，1999年出生在安徽北部的一个农村，是一名轮椅使用者。
过去的四年里，我辗转于三个一线城市，在不断移动中探索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我喜欢用文字记录身体感知，也关注女性处境。
因为在此之前，我的青春记忆是空白的——生活停留在同一个空间、同一种状态里，没有变化，也没有向外延伸的可能。
六年级那年，我辍学了，跟着父母去了天津。白天他们上班，晚上吃完饭便各自休息，我几乎没有与人交流的机会。我没有同龄的朋友。三年里，我只出过一次门。就连剪头发，也是父母把理发师请到家里来。房间里的床、窗户，以及日复一日的生活节奏，几乎就是我全部的世界。
我经常躺在床上看电视，一看就是一整天。那时电视里流行偶像剧，一群朋友在一起，青春洋溢。他们会出门上学、上班，会一起吃饭、逛街，会谈恋爱、吵架、和好。我也常常幻想，如果我穿越到他们身上，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我是不是也可以有朋友，可以一起吃喝玩乐，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有时我甚至会担心：如果我“变成了她”，那她原本的人生要怎么办？
或许是因为太孤独，我养成了一个奇怪的习惯：在角色说台词时，我会一句一句去数，是单数还是双数，然后跟着学。自言自语，成了我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志军：知世是我2020年认识的朋友，我当时处于边上班+自考的状态，所以她在一个残障交流群里，看见我在微信群里分享自考经验，随即添加了我的微信。
她身上的经历与我相似，但细看会有很多不同，比如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拥有独生子女的身份，父母的支持相对会更多一些，而知世有两个弟弟，并且拥有在乡村长期生活的经历，还有在天津一个卧室里生活了3年时间，通过观看电视节目，数主持人说了多少字，最终形成了较为标准的普通话，这段时间里，她只出门了一次。每当我想到知世的经历，头脑里总是浮现“隔离”这个词，也让我产生了许多共鸣，我曾经形容自己的18年人生，是坐在轮椅上，看着卧室窗台外景色，感知“春夏秋冬”经过。
知世具有女性和残障身份的交叉特质，丰富了看待残障的视角，这个交叉特质是我不具备的，且不能妄自去表达的。那么这样的行动者产生，会有更多观点和视角上的互补，让彼此开展残障行动时，尽量降低新的污名产生。
知世：我和志军是在2020年通过残障社群认识的。当时我想了解自考的经验，加了他的微信。
我们聊彼此的经历，也聊在家中的处境。志军会说起他身上骨折了多少次——骨折是我生命经验中不曾有过的，我只是觉得疼。真正让我有共鸣的，是我们相似却又不同的童年。
或许因为性别不同，我比志军更陷入无助的状态。志军的父母给他买了婚房，十几岁时他就有自己的电脑，能学PS接商单，还建了一个200多人的社群。虽然他和我一样，童年没有走出过家门，但他的世界是敞开的——他有“成功”的经验可循。而我在2019年之前，甚至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别的残障者存在。那时候的我，连这些信息的入口都没有。我不只是被困在房间里，更像是被困在一种没有路径的人生里。
知世：想要问志军，在独自探索的过程中，你没有遇到其他残障行动者吗？会感到孤独吗？
志军：在这里，我先解释一下何为行动者，在我的理解里，行动者是具有残障生命经验，并不断觉察日常生活里的细节，在此基础上做一些自己愿意做且好玩的，与残障相关的行动，行动的更深含义，是主体的行为，导致发生动态的变化。行动本身不一定要大规模，要有明显的成效，通过自己的存在价值和在不同的场合现身，表达“我”的经历和视角，尽可能的影响一点点人和事，就够了。
但，残障青年成为行动者，可能是需要一些契机和缘分的，所以我们认识的前四年里没有太多对残障行动层面的交流，我独自探索。
独自探索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残障青年行动者，但还是回归到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信任其他残障青年行动者，怎么看待名为“资源”的蛋糕，也就是当一个残障青年行动者在某个领域出现，可能基于残障的身份，得到更多名声和影响力，那么这时候遇到其他残障青年行动者，对方询问我的经验和方法论时，我的表达是否需要足够坦诚？当我坦诚以后，我的方式会不会被借鉴，那我的独特价值还有没有？我会不会被对方替代，最终导致我在某个领域的影响力和名声逐渐走低，不受重视？这些问题会让残障青年行动者之间变得小心翼翼，要让我一句话表达，应该是“表面上的你好我好”，维持体面，难以产生合作关系。
那么孤独的问题，则需要链接更多人来解决，他们需要具备不同身份，处在不同领域，我要做的是专业互补，让残障这个事儿变得好玩一些，我们除了残障身份以外，还有一个核心身份是青年，所以应该去体验没有体验过的，完成各种人生第一次。
当然，我意识到团结更多人推动残障议题，也是2024年下旬以后了，主要发现自己对残障议题很上头，什么都想做，但实际上精力有限，额外行动甚至会透支生命，这也是我后来常说“命只有一条”的原因。那么找寻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儿，则是我的核心目标。
知世：在和志军的聊天中，我经常听他提到“资源”这个词。但那时候我还长期封闭在家，感觉这两个字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以为，那是身处社会中、想要往上走的人才会用到的东西。
后来我进入社会，却常常陷入一种“孤立无援”的心态，依然觉得自己毫无资源，也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支持体系。我把这归咎于自己的迷茫——因为没有明确的目标，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去积攒资源。
有一次，我把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资源，分享给了一位残障伙伴。后来，这份资源被他反过来用来巩固自己的优势。这件事让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落差感,一是，我本来就什么都没有，仅有的那一点善意分享，却换来了被剥夺的感觉；二是，我并没有选择像他那样做，因为觉得那有悖于自己的价值观，而对方却可以利用资源为自己谋利。我不禁开始怀疑是不是我太天真了？
与此同时，我也在不断思考：到底什么是资源？身边的朋友、家人算资源吗？在残障领域，我需要拥有什么，才算是拥有资源？当我从一个封闭的农村环境走到更大的世界，我并不知道如何去理解或使用资源，也没有人教过我这件事。其实当你站在匮乏的位置上，连“学会怎么摆脱匮乏”的机会，都是匮乏的。
很长时间里，志军成了我的“对标账号”。我只能躺在床上的时候，听着他分享自己的工作，分享与哪个朋友见了面，加入了哪个圈子。我们两个像是相融又对立的人——我很羡慕他的状态，能独自生活，能拥有那么多朋友。
时间长了，我发现我很依赖志军给的信息，甚至不敢反驳他，因为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对的。这种情况困扰了我很久。我也不想碰残障圈，因为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怕被人吐槽。
志军：关于敞开，我的理解是人生阶段不同，那时候知世处于居家状态，我已经在外独立生活了，我们经历的每一天会有差异，虽然都是白天到黑夜，再加上知世也想多一些线下社交，认识更多伙伴，那么她对我的生活状态，会有敞开的理解。
我能够感知到知世的不敢反驳，但我当时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通过行动来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喜欢输出主观看法，导致出现强势的态度，俗称没什么人情味，只认为自己是对的。
我在2022年经历了人生重大变化，经历了骨折+抑郁+离开罕见病议题以后，让我开始思考自身性格，意识到过于强势只会拉远与他人的关系，我的生命应该是柔软的。
知世：转折发生在我知道实务学堂之后。2023年我去广州找志军玩，聊起我的迷茫——我想要一份能让自己成长的工作，但没有学历和能力，也不敢离职。志军给我推荐了实务学堂，说那里是新式教育，校长人很好，感觉我现在的状态很适合去学习。我通过公众号了解了学堂的很多信息和价值观，觉得确实适合自己。最终，我辞掉了改变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去了广州。
在实务学堂的日子，和我之前的所有经历都不一样。我不再只是“听”，而是开始“做”。我尝试多与人交流，写公众号，剪辑视频，做主持人，参加读书会分享，每次打车我也刻意锻炼自己跟司机聊天。每一次小小的完成，都让我多一点点相信：我是可以的。更重要的是，我慢慢开始有了自己的声音。
当我在实务学堂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实践经验，再回头看残障社群里的讨论时，我发现我不再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人了。我开始敢表达自己的看法，敢在志军面前说出不一样的意见。不是为了反驳而反驳，而是我真的有了一些属于自己的判断。
那种感觉很奇怪，也很踏实。通过不断的实践，我不再需要把志军的话当作“标准答案”，因为我自己也有了走过的路、做过的决定、失败和成功过的经验。
我很感谢志军给我的那些信息和支持，让我不断地突破自己；我也感谢后来拥有的那份敢于质疑、敢于表达的自己，我需要先走出去，自己去试一试，才能从那个只能仰头看着别人的位置，走到可以并肩说话的位置。而如今我们一起做着残障行动就是最好的证明。
志军：2024年，当知世不断提及自己对残障女性议题的好奇，我意识到对方可能是我的同行者，所以分享了相应的文献、书籍内容，供她进行初步了解。毕竟，我的理解里，残障议题如同大海一般，深不可测，做行动需要不断做知识储备，才能逐渐找到着力点，以及那个“我真正感兴趣和想要做的是什么”的问题答案。
那残障知识该如何找寻搜集？似乎成为了一个新的门槛。另外，我发现不是所有人会对深入的残障知识感到好奇，以及坚持阅读，还有，每位残障青年行动者侧重点、面对的人群不同，行动也会有差异，比如有些行动者更关注物理无障碍推进，有些行动者更关注残障与艺术的融合，虽然宏观上说是在做残障行动，但所具备的经验和方法、策略会有明显不同。
这里会衍生出另一个问题，残障青年行动者们是否会彼此合作，可能也因为所具备的经验和方法、策略不同，降低了合作几率，刨根到底，可能在核心理念上就有明显差异，并且现有的资源蛋糕较少，蛋糕怎样分配，也成为了问题。
我有邀请知世可以自行梳理自己对残障女性议题里面的哪个细分，感到好奇。当然，不久后我意识到这样的梳理不一定适合每个人，行动才能带来真知，以及找到锚点。
知世在西安、广州、成都等城市的流动，开展了相应的残障行动，她能亲身感受残障青年社群的处境和文化，了解到大家在经历什么。我们基于一些行动实践，不时地进行线上对话，把脑海当中模糊的观点，逐步清晰。
2025年7月，我看见了知世在叙事表达上的变化，表达了“残障身体与舞蹈，以及身体不可能”的观点，以及在每一篇个人公众号文章内，都蕴含了自己温柔且坚定的抒写风格，我认为时机已到，邀请知世加入残障青年访谈项目，在西安跟一位罕见病青年对话，探讨家庭照护、生命倒计时、个人可能性等话题，进行文字抒写。
2025年9月，知世的抒写陷入了困难，她对于跟那位罕见病青年对话的问题，有一些拿不准，以及在第一次对话后，整理的文字素材涉及到多个残障议题，想要在一篇文章上完整呈现，难度系数很大。”一步步来，这次抒写也没有什么严格的截止日期，我们可以先逐步串出来一条主线，再润色文章内容“这是我当时的回应，我们在接下来一个月半的时间里，每周进行一次线上抒写支持。
当完整的故事出现在我和知世眼前的时候，那一天我的嘴角就没下来过，我开心的是看见一篇真实又独特的故事产生，也收到了知世的反馈”抒写也是一个了解自己的过程，解答了自己对残障身份的一些疑问“，抒写让我们的残障生命经验沉的更深，内心也更加安定。
过去的岁月里，我曾多次反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做残障叙事？我想给公众带来什么？我是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我自己，还是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我们？这些问题破除了我的迷茫，也在我和知世基于抒写的对话里，不断提及，叩问本心。
知世：志军是在我成长过程中一直给予我支持的朋友。他在我还未走出家门时，就已经有多年在社会上独自生活和工作的经验。
在我看来，他是一个目标非常清晰的人。他会主动寻找资源，阅读大量关于残障的书籍，认识来自不同领域的人。很多时候，当我对一些问题还停留在模糊感受时，他已经能够用系统化的方式去理解和分析。很多关于残障的知识，都是他分享给我的——书籍、文献、公众号文章。正是这些分享，慢慢打开了我接触残障议题和写作的入口。前几天聊天时我还对他说，他给我的这些资源，是普通残障伙伴很难接触到的。
这两年，当我开始向他表达出想做点什么事的苗头，他便给我相关资源，支持我去成为残障行动者。我一开始有些困惑——我经常听到志军说残障圈子里“人多肉少”，资源有限，为什么他会愿意分享他辛苦得到的资讯？后来通过聊天我才明白，他想要的是大家一起去做事情，去打破现有的模式。
我们也开始一起做新的尝试，比如写残障叙述的文章。写作过程中，我常常越写越乱，找不到重点，而志军总会用他的逻辑帮我整理文章框架。对他而言，这也是一次尝试，想看看残障叙述是否真的能“成功”；对我而言，困难但很有帮助的是，我需要不断回溯过去，整理自己的内心。
像这篇文章，对我来说很新颖——平常我很少有机会去思考这些问题。而每一次书写完成，都让我对自己多一分了解，也对选择多一分清晰。
很多时候，我们的讨论其实是在帮助彼此回答一些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想要什么？又准备走向哪里？
不过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志军已经在路上，而我还站在路口张望。
有一次，我跟他说，我想做和残障女性有关的事情。他问我：“残障女性也有很多不同领域，你想做哪一个？”我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但他提的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头。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会慢慢找到答案。
在这些交流中，我发现志军更像一个思考者。他通过阅读、研究和讨论，建立起自己对残障议题的理解框架。而我不同——我是从生活和关系出发的。我先在社群里认识人、参与活动、组织活动，然后在一次次具体实践中，看见自己在残障方面能做哪些事。
想问志军，为什么想要更多人了解我们，从你个人出发会有什么不同的收获吗？
志军：大家活得太透明了，我总说“活着的透明玻璃”，这种不可见太普遍了，试想你和我出门，每次能见到多少残障人士呢？这其中有多少残障青年呢？我可以用寥寥无几来形容，甚至除了“我”以外，我看不见其他残障人士，似乎“我变成了例外”，我并不喜欢这种例外感，我希望迎面走来的是拥有不同差异的人。
从个人出发有什么不同收获，我会觉得行动能带来红利，也就是你属于少数，所以你的行动会带来更多名声和影响力，但实际上需要的是这些吗？似乎名声和影响力只是行动过程会产生的，而不是结果，或者说核心目的。
我最近几年也在尽量“去中心化”，说真的，我是一个所谓的社会定义的重度残障人士形象，以这个形象出现，无论做什么活动，达到什么成效，都会被夸，似乎我“行动”本身就已经很棒了，但我不想要这种夸赞，而是凭着本事能力，把自己想做的残障行动做好，自己满意。
另外，这种夸赞可能也让我自满，我觉得自满是最可怕的，这样就无法进步了，所以自己会一直警惕自满的产生。
让更多人了解我们，还有一个我个人的收获，就是我能通过接触大家，了解到大家是怎样看待和理解残障定义、残障人群的，这对我来说非常好玩，也能了解到一些人对我的反应，为什么是这样的。
志军：抒写为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残障行动动力。
对于初入残障议题的我来说，我不清楚要朝什么方向发展，也不知道在残障生态里我想要处于什么位置。偶然在社媒平台刷到一篇罕见病人士写的非虚构文章，让我产生了一个想法“要不要以自己为研究对象，观察自己的生活，进行抒写”。用朋友们的话来说，张志军性格是想到就行动，我确实在随后的三个月时间内，写了近三万字个人成长经历，在一个非虚构平台上发布，收获破万的阅读量和近百条阅读反馈，部分阅读反馈与我想要给公众呈现的叙事目的相契合“不励志，也不苦难”。
其实，我不是很反对励志或苦难叙事，我尊重每一位残障人士的主体表达，大家所处的环境、接受的教育、外界评价是不同的，造就了独一无二的生命体验，每当有残障人士在我面前说以上叙事时，我很能理解，不会去反驳，不会让对方一定要接受残障自信、残障接纳等观点。
因为我总觉得，我们只谈残障人士要接纳自己的时候，会形成另一种话语霸权，忽视了个体的独有生命经历所造就的思想。
后来，我陆续抒写了残障与性、残障自我认同、残障打车等文章，进一步理清我自己是谁，我不需要用社会男性身份去定义自己，也不用去代言哪个残障群体，通过标榜所谓的独特见解来获得荣誉。我仅代表我自己，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我拥有罕见病、残障、熊猫血等特征，我希望将年轻的生命，所遭遇的经历都表达出来，而不是被名为”时间“的河流淹没。
另外，我逐渐关注到很多残障青年的声音是隐形的，所以我开始陆续访谈了与我年纪相仿的残障青年，大家到底是怎样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么产生了残障时尚与身份认同、残障青年流动性等主题文章，我很感谢每一位接受采访的残障青年给予信任，让我能够走进大家的生命里，并分享自己的生命，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对话，探讨生命、残障、与其他身份的交织性，在过程中丰富彼此的生命，知世也是我其中一篇文章的主人公。
知世：对我来说，最滋养生命的事情，就是建立与自己、与他人的链接。而书写，也是我实现这种链接的一种方式。
从我开始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在不断探索如何与人产生真实的连接，如何满足内心“被看见”的需求。幸运的是，这一路是被我的女性朋友们推着向前走的。
她们大多活跃在残障领域，或从事与残障相关的工作。在我尝试新事物时，她们会肯定我的想法，给予我支持；在我害怕或不敢表达时，她们会鼓励我，主动把我介绍给社群里的其他伙伴。正是她们的推动，我才慢慢敢说话、敢尝试，也真正开始接触社群，并在残障领域有了越来越多的实践。
在参与残障女性社群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虽然大家经常一起参加活动，但活动结束后，关系往往容易淡化。真正有价值的，是有人在你的生活中持续出现——就像这些女性朋友一直陪在我身边一样，让我感到被托住、被理解、被支持。
于是，我发起了一个小小的女性小组。我们六个残障女性，每周见一次面，一起吃饭、看电影、聊天，也讨论许多作为残障女性共同面对的议题。我们会为对方在要不要离职时出主意，也会倾听彼此讲领导如何刁难。渐渐地，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近，而我，也在这个城市里慢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和归属感。
我也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身上有一种凝聚力。那种既能被他人支持，又能支撑他人的感觉，让我感到深深的满足。
志军：在建立女性小组以后，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事儿，或者有共鸣的经验？为什么印象深刻，为什么有共鸣？
知世：在一次小组聚会中，我们聊到一位姐妹想考研的事。我好奇问她为什么想考研，她说考研为了不结婚。她今年才24岁，但几年前就开始被家人催婚。她是本科毕业，可家人给她介绍的相亲对象，不是比她大很多，就是初中学历。我听了很有感触，因为过年回家时，我也被催婚了。我们两家人的说辞几乎一模一样：“找个年纪大一点的、长得不那么好看的、家里穷一点的，但能照顾你的。”
就在我们两个互相共鸣的时候，现场另一位姐妹却说，她的经历和我们完全不同。她的家人从来不催婚，甚至在谈论其他孩子的婚姻问题时，会刻意避开她，仿佛她的人生选项里就不该有婚姻。三个人的故事摆在一起，让我们意识到一个更深的问题：无论是被极端地催婚，还是被刻意地回避“婚姻”这个话题，本质上都在扼杀我们作为残障女性的主体性。前者剥夺了我们选择的权利，后者剥夺了我们被承认有欲望、有未来、有自主决定权的可能。
我之所以对这件事印象特别深刻，是源于我对残障女性这个身份的高度敏感。我16岁时，就有亲戚给我爷爷打电话，想给我安排相亲。当时我感到非常恶心，我还未成年，也不禁在想：难道我人生的价值，就是结婚生子吗？跟姐妹们那次交流让我明白：不管是催婚，还是刻意避开婚姻这个话题——我们要的，从来不是“结婚”或“不结婚”，而是“有选择的权利”。
志军：残障行动，让我摆脱了单一的残障生命视角，增加了观察视角，观察自己是怎样完成独立生活和独立出行的，过程中的细节再进行拆解，比如我会不定期做手术，那固定的肢体部位会带来新的穿衣动作，以及新的上下轮椅动作。这些观察到的身体变化，让我开始对自身的遭遇产生了新的表达，叫做“有意思”。
另外，我可以感知到随着开展残障行动，而逐渐积累的使命感，我在很多场合都是唯一的残障青年，很多时候表达是“不得不”，整体表达风格变得更加清晰和有逻辑、坚定。曾有其他少数议题的行动者询问，难道残障领域的行动者都是你这样的表达吗？为什么如此坚定？可能，我的表达只是想邀请公众不能停留在宏观的8502万数字，我们不是活着的透明玻璃，我们是鲜活的人。
最重要的是，我的身份认同已经发生变化，我认为自己不只是个行动者，也是在文章开头所说的”残障生命实践者“，我就是拥有差异化的生命状态，可能下一秒因为摔倒而发生骨折，第二天戴着石膏出行，继续过着自己的生活。同时，我更加明白差异化个体的重要性，我呼吸的每一秒都在抵抗单一化标准。
知世：24年开始做残障行动之后，包括残障叙述的书写、组织活动、在社群中行动。我首先感受到的是：我有了更多尝试的勇气。它打破了我“不可能”“我做不到”的心理限制，让我越来越相信，自己是有能力去做一些事情的。同时，在与残障伙伴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彼此看见，增加了生命的广度。了解相似又不同的人生经历，也让我不断对照和回看自己的生命，对自己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如果要我用两个词概括“残障行动”对我的意义，我会说：是链接，是看见。
但说实话，我并没有坚定地去“搞残障行动”，也从未把它当成人生使命。我理解的“残障行动”，好像是宏大的事情——政策倡导、社会运动、制度变革——需要坚定的信念和专业的知识。而我，好像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残障女性，做着一些普通的事情。我会犹豫，会迷茫，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也会反复问自己：我能靠这些事情养活自己吗？还是该去做更赚钱的事，让生活更好过？
所以，“成为残障行动者”这件事，对我来说目前还是模糊的。它只是偶尔会冒出苗头，并不构成一个清晰的职业或身份标签。可是，每当我和残障女性相处，听到她们面临的困境时，我都会忍不住想：如果有人曾经像我一样，困在房间里，困在内心里，那么她们是不是也需要一个机会？一个去认识朋友、去参与事情、去发现自己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机会。
志军：近两年，我愈发关注身心损伤带来的影响和重要性，不再单纯强调社会障碍的含义。说真的，我经历了32次骨折和7次手术后，我会思考那些和我一样有大量身体疼痛、管理经验的人，Ta们在哪里？我想，我接下来的行动要找寻更多拥有相似经验的人，一起聊聊我们与疾病的关系，我们是怎样理解和管理疼痛的，我希望整理大家独有的经验，让我们一起对着世界，大声喊喊话，我们存在，需要更多人知道。
知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脑海里出现了越来越多残障女性的身影：历经艰难生育孩子的残障女性，被家庭压力催促结婚的残障女性，小时候遭受过家暴的听障姑姑，以及那些被拐卖、被迫生育的残障女性。有时候，我也会想起当年那个困在房间里的自己。如果没有走出家门，没有认识那些残障伙伴，也许我的生活，会和现在完全不同。
关于未来我还要做什么——就像志军问我的那个问题一样——我其实没有完全清晰的答案。但至少现在，我希望让更多不被看见的残障女性，被看见、被听见，让她们的故事被记录下来。如果可能，也希望更多像当年的我一样的残障女孩，能走出房间，认识朋友，拥有试错和成长的机会，在自己的人生中获得一点点掌控权。
2026-03-15 23:17:00
编者按
学术会议往往被视为知识生产的中心舞台，但在聚光灯与纷扰的学术社交场之外，参会者们如何安放他们的身体、田野与生命经验？
作者可仔记录了自己第一次前往首尔参加人类学会议的“非正式”之旅。旅程中真正具有“修复性”的相遇并未发生在流程化、表演性的会场，而是降临在临时合租房、菜市场地下室的昏暗格子间里。一场在深夜休息室里意外展开的“采耳”与相互抚触，牵引出了被在英文学术报告中被压缩、隐匿的田野感官记忆。那些关于照护、残障与边缘栖居的微小叙事，温柔地抵抗着那种将现实转化为理论的“知识提取”。
请跟随可仔的笔触，在知识生产的缝隙中，在亲密感官的交换与触觉震动中，透过沿途中“不同世界的窗户”，去发现这趟旅程中不止于人类学的意义。
作者 / 可仔（黎越可）
编辑 / 孟竹
引言
去首尔的会议是我第一次参加“正式”的人类学学术会议。在结绳志看到招募之后，我开始在网上发帖，寻找发言小组的成员。响应的朋友人数远远超出了预期。会议开放了“独立研究者”的通道，做各类实践艺术，行动的伙伴们也像灯光下的小飞虫一样逐渐靠近，一起思考怎样将自己的生活翻译成“学术”语言。尽管有时这样的翻译免不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词语包装，也常常需要将经验的毛边削足适履，我们仍能够在其中读出对共同发出声音的渴望。
会议设置了“独立研究者”的申请通道，一些处在间隔年的硕博申请者，在学院头衔之外进行知识生产，用研究的视角从事行动和实践，或是处于创作和研究交叉身份中的人们，选择用“独立研究者”的身份参会。尽管在议程上，通道看似开放给了所有人，而昂贵的会议和差旅费往往成为一道隐形门槛。学院中的学者通常可以在经费支持下报销注册费和部分差旅，独立研究者则缺少这样的经费支持。后者也因为不熟悉学院内部的知识网络，时常被排斥在学院内习以为常的知识交流场域之外。
为了节省住宿的开销，朋友们相约打地铺，或者四五个人挤在同一处民宿——这也是我们作为独立研究者时做田野时的日常。
三天的议程中，和参会者们一起表达、生活的经历让我感知到，即便在一个规模庞大，流程规整的学术会议中，更重要的修复性事件可能发生在会场外，延伸到与会场相关的空间中。这些空间容纳了触觉、视觉及各种感官上的修复，也使承载在我们身上的思想变得可及，生命和学术语言之间的裂痕开始被缓慢缝合。这些经验使我们跨越地理界限，通过观看去触摸未被触及的事物，去珍重在正式空间缝隙中传递出的“非正式”的感官交换。
烟台的窗户
去往首尔的人类学会议的飞机经停了烟台的天空。一颗小光点在我的头脑的地图中闪烁。掠过烟台，剩下的蓝色区域是黄海。山东半岛的形状在机舱的显示屏中像一个还未发育成形便轻轻伸展出，等待被触碰的手。将手的印记延展，跨越其中漫长的水域，飞机将云层拨开之后就是首尔。
在烟台生活的4年，我念完了我的大学本科，开始从地理学转而接触人类学。眼中的世界像初生运动的地壳，在“手”的依托中缓慢成型。那时的烟台的海岸在“山东半岛城镇化”的浪潮中，开始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改造工程。韩资企业被吸引涌入这座小城的开发区地段，将近5万韩国人在此定居。在烟台的候机厅，人们相互说着韩语挥手分别。
大学三年级下学期，我在烟台租下第一个自己的房间，在实际的人生地理版图中有了一小片新天地。搬家的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准备人类学的考研。房间的租金300块，是很难得的价格，即便如此，当时仍会被租金的问题困扰，在谨慎的询问和反复的确认中最终和房东签下了一年的合同。在首尔的航班显示即将暂时停靠烟台的时候，我想象飞机上空蒸腾的气流会降落在曾经居住过的房间上的红色屋檐，在窗户留下很快被风干的水迹。
当时租下房间的动机一部分也是因为窗景。烟台房间的窗户是阁楼的三角形，隔着灰尘的玻璃被烟台夏季的特有的蓝色天空填满，旁边有一处起伏的绿色山丘。风慷慨地吹进我的房间，有时也把晒在阳台外的衣服吹到楼下，最后和躺在水泥地上的衣物重新历经一遍洗涤的漩涡。整个房子被有窗户的隔板切分成六个房间，有的房间窗户可以让人们呼吸到夏季的天空，有的房间窗户仅足够让人们在旧家具的霉味中短暂透气。我们在各自的窗户里日日夜夜准备各种各样的考试，搬家、迁徙的生活节点常常是考试当天结束的日子。不同的脸庞也会偶尔正式地打上照面，在难得放松的日子分享各自的家乡食物。依靠从窗缝溜出来的和家里人打电话的声音，偶尔传来的叹息，甚至睡觉时说梦话的声音，我们偶尔即兴地勾勒出另一扇窗户中的生活。
这些声音曾经在大学一年级六人间的宿舍被视作亲密，令人兴奋的玩笑，在隔板间中却显得有点多余和难为情。那时候我开始懂得，世界上某种对“家”的想象中，包含了对这些声音的逐渐熄灭，当墙壁足够厚实，其中的声音被完整体面地包裹在室内时，一种人生轨迹中的“家”最终成型，如同补齐一颗在讲话时总是漏风的牙齿。但住在隔板间里的我们，只能想象这样的家的六分之一，剩下的空白处的声音一直漂浮在我们透明的窗之间，好像退潮过后还在房间的各个角落中沉积下来的海水。我们从埋头看书到吃饭睡觉的距离间，如同两栖动物不断在水边和陆地往返。
图：Google地图上的烟台与韩国
会场的缝隙:首尔的临时房间
落地首尔之后，发言小组的心语帮我们提前订好房间，办理了入住。心语也提前翻译了各处的基础设施：怎样转乘公交，韩国的纸币应该怎样兑换，如何按照地图的指示找到住处…这些像铺地毯一样的细节工作，让我在深夜时的异乡没有感到慌张。
在这处房间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之前一直线上联系的可煜和Eliza。心语关心国内中老年女性的身心抑郁经验，可煜在儿童的临终关怀机构一边做志愿者一边做民族志，Eliza则做关于国内罕见病和照护的时间性的研究。我和她们每个人都曾在线上交换过对于照护、身心残障的想象，但这是第一次借会议真正地生活在一起。我们选择进入照护议题，都源于自己和身边人显性或隐性的残障经验。商量住宿时，有人需要完整的休憩空间，有人对声音、光线和气味更敏感。在此之前我们并不熟悉彼此的生活习惯，也不确定是否能完全照顾到彼此的休息。在紧张的会议日程里，我们的触须仍然伸展开，试探各自的身体在空间中的边界。
会议第一天结束后，人们在不同的小组讨论中奔波，接收了海量的信息，很早回到房间休息。挨个洗漱过后，可煜提议我们一起做相互按摩。她也带了采耳的工具——一种在我家乡川渝地区流行的按摩放松手法。在家乡，采耳常出现在街头或社区门店。既有本地的低收入者，也有成都周边的彝族打工者从事相关的按摩工作。采耳有时是让外地游客感到稀奇的文化，有时也被认为不洁（因为采耳工具的重复使用，人们总质疑工具在每次使用前是否被认真清洗）。总之，我从未想过采耳工具会在人类学会议的后台出现。
当可煜将不同形状的羽毛柄（一种采耳工具）轻扫过我的脸颊和耳边时，我的神经像几簇被轻轻弹拨的弦，因为信息过载而紧张的身体迅速放松下来。不同羽毛的质地，和按摩者触碰的不同位置，像不同形状的水波纹一样在体内勾勒出不同的语言。被触的时候，Eliza形容这是一种“让大脑完全放空”的感受——英语中“blow my mind”可以用来形容对事物的震撼，很多输入脑中作为“信息”的知识也像被吹拂(blow)进了一个立体的世界。我们身体的不同部位，交杂着曾经被灌入脑海的概念，开始像摇晃的风铃一样不断鸣响。过去关于照护（Care）的知识，通过它身上的结构和纹理，开始真正在此刻抚触我们。
明天的会议报告还没有写完。用英文做报告对我来说有些压力。报道人们在日常中鲜活的口语，需要转换成英文里我尚未熟悉的表达。我想到Sophie Chao 写过的，人类学理论被认为是“由全球北方‘生产’的（并为全球北方服务），其论据却常常提取自全球南方的民族志现实。传统会议中的报告也承载了这种分裂的知识形态。在短促的口头报告中，我们需要将来自不同世界的讯息压缩成为文字，最后将总结性的发言推入知识生产的滚轴中。田野中的哭泣、抚摸、呐喊和絮语，在“正式”的邀请中消隐，藏身进流程规范的幕布中。
透过和朋友们的交互抚触，我卸下一些需要在报告里提出漂亮的问题和结论的压力。我的神思偷偷溜走，想起以往和报道人共同生活的场景。在做残障劳动者的研究时，我曾去到报道人小燕 生活的上海城中村做客。小燕是一名老家在贵州的女性工人，小时候因为背部的疾病影响了生长发育，使得小燕的身形比普通人更矮小。小燕从结完婚之后便来到上海打工，至今已经十余年。某天，小燕引导我协助她洗头。因为家里没有淋浴设备，平日小燕洗头需要一只手用小桶浇水，另一只手搭着倾斜的头部。我记得她如何一步步指示我——怎样把热水和冷水混融到她觉得适宜的温度，怎样用小桶一点点给她的头发浇水，浇到什么时候为止。她用手势指引我将水桶绕过她感觉不适的背部，将水桶倾斜成固定的角度，浇到让她更舒适的靠前部位的头发上。我想到小燕如何在每个细微的动作中让我们的亲密变得可及（accessible）。
每次想到过去的田野 在不同障别残障劳动者的生活空间，在海南的城中村和雨林，在四川地震的废墟上被重新耕作的土地，总是第一时间想到这些和触觉有关的回忆。可煜说，她会喜欢更多用身体而不是思想做田野。通过采耳建立起来的酷儿亲密，我也能够触碰些许会议小组的朋友们在报告中讲述的田野记忆。此刻的休息室，我尝试在自己雀跃的身体中想象她们如何与不同的报道人缓慢地搭建起联系。皮肤的触觉传递出一种持续的鼓励：知识在与日常生活“持续接触”的状态下被锻造，并在日常实践的转化过程中被不断打磨。
图：最后一天离开房间时，我们一起留言和拍照作为留念
会场之外：首尔的窗户
触觉既可能传达一种贴近生命的关系形态，也可能携带侵入的力量，使我们反观那些在当下未曾触及的事物。触摸作为一个动词，也携带着殖民、种族和性别的层叠记忆。如果无法在实际意义上触碰，我们还可能用眼神和言语触及这些皮肤吗？用视线去触摸，或许不仅是对内容的归纳，还包含了对它们内在质地的辨别。在烟台和首尔，我也曾尝试走近这样的目光。
“你的研究是关于什么呢？”
首尔会议的会后旅行，我们和本土学者一起参观首尔的城市设计，带领我们参观的一位首尔本地女孩L询问我做的研究课题。她的英语很流畅，脸上随时带着本地人接待外地来客的礼貌和热情。
我向她讲述了研究生时期不成熟的好奇心：看到家乡的残障者在城市的边缘中生活，从小到成人一直在家中接受亲属照管，我好奇他们如今怎样走出家门，在变动的城市中栖居，她们又怎样作为人生活。低头讲述的时候，我几次撞见她出于客气而显得认真的眼神。或许不是对我的想法有丰富的兴趣，但也很仔细地在听，像小鸡啄虫一样衔住我每段冗长的句子。这样倾听的姿势让我在陌生城市里有了短暂的安心。我们在聊天中一路走过了一处首尔本地菜市场，一起品尝用肉桂和蜂蜜馅做成的甜饼。
即便彼此抱持着交流的耐心，笨拙的英语单词在首尔潮湿闷热的天气中凝结成我们头上的汗珠，最后在疲惫的沉默中消失。逛完菜市场，我们进入了有很多发光广告牌的楼梯间，来到菜市场的地下室。L帮我拎了一部分笨重的行李，还帮忙寄存到地下室的空间。
地下的走廊很长，格子间混杂了卖小商品，布料的铺面和一些艺术家工作室。本土的艺术家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面用不同材料做着彩色的装置和雕塑，将自己的得意之作放在格子间通风的位置。L告诉我们，这里的人们正计划着未来的搬迁。我们侧着身体，小心翼翼地通过窄玻璃门，进入艺术家们平时工作、休憩的地方。在帘布背后的台灯前忙碌着的艺术家们探出头，羞涩地向我们介绍日日夜夜反复打磨，浑身布满了自己的指纹的作品。和小摊贩们布满整个格子间的闪烁的瓷器，各种质感的布匹一起，这些在生活里面缝制、雕刻出来的纹路，像努力想关得严实但还是总是漏风的窗户，我总想反复像美食家面对一盘刚烤出的新面包一样吸吮其中的气息。不同的气息环绕在不透风，灯光昏暗的格子间中，有时相互退让，争吵，有时也彼此抚触和应和，甚至从地下升腾到人们行走的路面上，凝聚成生活中时刻跃动，在风中鼓胀的情感颗粒，弥散在我删改无数次的词和词之间。
图：首尔本土的艺术家们用透镜印刷的方式记录下曾经在我们地下市场生活过的商贩们
沿着地下空间的楼梯上行时，交谈的空气开始重新振动，L开始讲起自己学业生涯间的插曲。我对她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在下一站之后就要别过，她的语言里却流露出想要叩响更多回声的笃定。
L聊到了自己正在做的关于在韩国的黑人女性的田野，还聊到了在首尔国立大学时期一段短暂休学的经历。“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段时间就是不想走出房间。把自己一直关在昏暗的房子里面，学校的老师们和母亲都无可奈何…听到你说还没走出家门的残障者的时候，我一下想到了这段日子。”
L说的时候，我想到来到首尔的日子里路过的那些地下室的窗户。这些冷战时期遗留下来，原本作为防空地下室的空间，它们和摊贩一起依偎在城市的角落，一些侧面生锈的门已经上锁，另一些木门半开半掩。或许大部分住户们已经去到了更窗明几净的地方。2022年，首尔的暴雨使很多地下室被水淹湿。暴雨蓄积的水量灌入租户的半地下室，让避之不及的一家三口溺亡在市中心。在此之后，地下室的居住空间才被大举淘汰，或被改造成为社区设施。当地政府开始禁止新建的地下室作为居住空间。然而，首尔目前新的安置房并不足够容纳全部的地下租户的人口生活。
图：首尔地下室的窗户，图源网络。这处窗户的形状非常接近我们在首尔一楼住所的地下室的形状。在我们居住期间，地下室已经全部搬空。
我想到那些住户的生活变迁。一些地下室的玻璃被切割成微小的形状，有的常年只能透过三分之一的光，现在这些光与暗的部分又被主流世界重新拼接在一起，成为宽阔的现代落地窗，一部分仍然不知去向。在困惑的日子里，L会不会曾经也在从前的地下室思考过人生的去向？或许有行人路过的脚步声，她过往的同学透过窗户里亮光递来的零食，或者是母亲悄悄进来，放在她桌面前的水果，像湖面上不断扩散开的波纹，让她回返到生活里面，将窗户重新打开。
之后的日子，我和更多不同形状，在各自内部倾注了不同情感的首尔窗户们擦肩而过。一位做家庭住宿的母亲，将自己房子的另一间卧室开放出来，由远在城市另一端的女儿来线上经营，在下班和上班的时候总会先称一次体重秤。在我生病时分，急匆匆给我带来烘干机，在临走的时候连连用韩语说抱歉，没有好好招待的阿姨。每周在做战争和韩国慰安妇问题研究和倡议，在博物馆中思考着东亚女性历史的的女生。激情谈论着Kpop的美国男生和谈论着美国经典摇滚乐队的首尔男生。在饭后畅聊着自己的愿景，希望未来能够乘火车从南韩到朝鲜，再一路坐到沈阳的本地活动家。他们的面孔生动而美丽，像漂浮在黯淡建筑中的金粉色彩带，在城市上空唱着不息的和声。
那些拼命奔跑也追赶不上，被屏幕前的主流故事抛在脑后的事物，那些被迅速的，伶牙俐齿的造型切割机遗漏下来的碎屑，即便散落在不同的角落，也总会有宽宏的文字将它们原地存留下来，并想象它们和更多人的肌肤之间可能会触发的温度。在这些时刻，文字总像一个随时往后一靠，松软又弹性的椅子，好像即便我们的家只剩下这一把椅子，也是一个可以长存和居住的空间。或许世界上依然有人无比珍视文字，用它们标示出生命的划痕，是因为她们都曾经在地下室，或者有隔板的房间劳作过，并在其中久久凝视过那些窗户。
在书籍报刊中，我见过的韩国女性作者形象也常常如此。她们的眼神总是像在凝视一个方向，特别得几乎像一种独属于亚洲女性的眼神。那些好像对一些不存在的事物透露着慈悲的目光似乎在说，只要不断创造出色彩变换的心灵空间，视线就可以穿透到我们从未到达的无穷远处。
“所以，你的研究是关于什么呢？”想到这样的问题时候，我总是想自己还可以有怎样的回答。
当问题堆叠在一起，在其中迷失了线索的时候，我会在房间中不自主朝着眼前的透明世界打一声招呼：首尔的窗户们，你们如今好吗？
图：二战韩国慰安妇纪念雕像，背后的翅膀象征着受难者的灵魂得到解脱重生。
会场之后
在首尔会后，我回到家乡做了一场手术。在术后恢复的时间，我去到云南的县城拜访可煜，此时她正在做农村精神健康问题的社会工作。半年后，我在新西兰北岛重新见到了心语，她开始了新西兰原住民生育健康的新研究。
首尔的会场像一个信号的发射台，我站在那里，不断向朋友送出不同波段的信号。人们随着时间携带着不同频率的震动返回——无论这些频率是否跟人类学有关。这些在会场之外的空间，撑起了我对“发射出更多信号”的耐心，让生命中的追问和回答变得连贯。
在首尔会议报告的最后，yukun 作为评议引用了我去年写的一首诗。当学术语言有时将我们对“健康”和“照护”的想象压缩时，我感受到这首诗将会议间隙涌动的信号带回了前台：
盲人按摩之家
为sj，珂濛，lava lake，山岫
女孩，在此刻拂过我手心，
在盲人按摩之家，
触觉是这里唯一的通行货币。
那些皮肤褶皱里的言语
如同在空气中无限鼓胀的手风琴
我们会像对待枕头边的小鸟一样，
将它们抖落的音符一一梳洗。
现在你只需躺在膝头，听从我命令：
我已串通好世界上所有的按摩师傅，
将我的灵魂藏进她们手掌厚实的茧中
因此，你不用花一分钱，
就能成为这里永久的贵客。
进入盲人按摩之家，
四周的呼吸攀缘上身体的小径
像成群结对的深海鱼一样涌入光的缺口。
我们的毛孔张开触须，
在宇宙任意穿行的洞穴中
将不同时刻的躯体停靠在
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
或一处四面透风的庙宇。
当世界上的明眼人
将自己的目光反锁进抽屉，
我们抚触的手印就站立成拐杖，
搀扶起更多雨天屋檐下坠落的水滴
缓慢地，我们游入彼此感觉的水域
皮肤的丛林中
仍游荡着无数头迷路的猛犸象，
我拿出在碰碰车的乐园中驰骋的野心
将载满惊叹号的诗句驶入正被触碰的肚皮。
一个刚吃过肯德基
还在翻滚着炸鸡余味的肚皮。
这是盲人按摩之家的最高服务宗旨：
要率先勾勒出客人尊贵的脂肪，
将鲜美的肥胖纹铺展成一起游戏的蹦蹦床。
然后，我们从山顶瞬间滑入骨头缝隙的沼泽地
这些钢铸造的，被遗忘的锈迹
还闪烁着痛觉的遗存。
不必担心在泥水中陷落，
我们的指尖生来是最精妙的考古工具——
一群触碰像绵延不绝的铃铛，
给予下一串触碰指引
在层叠的浪中踩空，
会有从深渊中跃出的另一具躯体将我们承托
取出骨骼里被时间拧紧的发条，
我们像一团冰淇淋融化在童年的沙发上
体内不断涌出指纹的岩浆，
在流经之地熔铸成新大陆。
而有一处岛屿，
它从未被抚触
却不断吐出爱与忧郁的丝网
那是一切诞生的事物都尚未光临的地方，
是小时候留在压箱底的玩具
——扔掉了所有眼睛之后，
我们终于快要找到这里
图：匿名游客在首尔战争与女性博物馆前的留言
注释:
Ahmed, S., & Stacey, J. (Eds.). (2001). Thinking through the skin (p. 5). London: Routledge.
de La Bellacasa, M. P. (2017). Matters of care: Speculative ethics in more than human worlds (Vol. 41). U of Minnesota Press.
Chao, S. (2018). In the shadow of the palm: dispersed ontologies among Marind, West Papua. Cultural Anthropology, 33(4), 621-649.
Marks, L. U., & Polan, D. (2020). The skin of the film: Intercultural cinema, embodiment, and the sens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可仔（黎越可）: 诗人，关心一切长在身体里的人类学。最近在做中国南方和新西兰南岛两地的社区种植的比较研究。最近的愿望是自己种植一片食物森林。公众号：可仔工作室
2026-01-18 18:02:38
· 编按 ·
你有没有在买机票时见过一个选项：只要多付几块钱，你就能“碳抵消”“碳补偿”这趟飞行，有时还会获得一张电子证书。这种环保“赎罪券”的原理是：既然此时此地的排放（如坐飞机、企业生产）难以避免，那么就可以通过购买彼时彼地的减排项目（如种树、护林）来达成平衡。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界的实体与过程被转化为可计算、可交易、可流通的金融资产，因而也可以在纸面上达成“抵消”与“补偿”。但是，这笔钱去哪了呢？真的抵消了碳排放吗？又是怎么做到的呢？《湿地的一年》将带我们进入这一逻辑的另一种变体——“水汇”——项目的前线。大型跨国企业 D 为了抵消自己的环境足迹，出资支持环保组织，在乡村建起了用来生产“水汇”的湿地 。作者Qieyi深度参与了这个农田小微湿地项目，却发现：当环保目标被转译为可量化的指标，项目便不得不服从数据制造的节奏；当“自然”被当作解决方案时，自然带来的却是不断的意外、妥协与纠缠。
我们刊发这篇充满“失败”与“意外”的田野记录，并非为了否定环保行动本身的意义——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局部的、个人的修补依然珍贵。但我们希望提示：只有超越绿色赎罪券，直面行动内部具体的张力与困境，才可能艰难地抵达真正的保护。
作者 / Qieyi
编辑 / 叶葳
2024年初，我来到以生态保护、乡村振兴著称的绿水村，加入了本地环境保护组织绿水自然中心。绿水自然中心早年间致力于全村饮用水水源地（一座小型水库）的水污染治理，近些年则将关注范围扩大到整村、整个小流域的水保护。考虑到农业是乡村地区的主要水污染源之一，绿水自然中心计划开展农田小微湿地项目，用于处理农业污水。
绿水自然中心的同事向我介绍，近两年，为了保护耕地、保障粮食安全，绿水村大面积的苗木林、经济作物被清退还耕，恢复水稻种植。水稻种植过程中又大量施用化肥农药，而化肥中的氮、磷等营养物质无法完全被作物吸收，随着稻田排水进入河道，造成水污染。在稻田中建湿地则能起到天然“净水器”的作用：湿地里水生植物的根茎、土壤中的微生物都能吸附氮、磷，湿地可以作为农业污水入河、湖前的预处理。
这一湿地项目由大型企业D资助。D企业产品的生产过程，会消耗大量水并造成水污染 【1】。为了塑造更加环保可持续的企业形象，D企业在全球推行了“水战略”，即通过积累可量化的“水汇”来弥补企业生产造成的水资源破坏。D企业购买水汇来抵消水足迹，类似于高耗能企业购买碳汇来抵消碳足迹。碳汇项目会通过植树造林、保护森林等行动让植物和土壤吸收更多的温室气体，形成可以核算、交易的碳汇；类似地，节水农业、污水处理、水源涵养等水保护项目都可以产生水汇。湿地水净化是世界资源研究所（一家大型国际NGO，D企业是其资助方及项目合作伙伴）认可的、可量化估值出水汇的水保护方法之一【2】。
小微湿地项目完全符合绿水村的生态保护特色，又能将D企业的活动项目、乡村文旅赋能等其他类型资源引入。因此，当地政府对湿地项目给予了较大支持。在政府、媒体宣传中，湿地项目里企业、社会组织的协同参与，被描绘为国家近些年倡导的“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典范。
湿地项目拟采取的技术路线也是成熟可靠的。绿水自然中心最初由美国环保组织T倡议发起，也一向追随T机构科学家主推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概念【3】。 这一概念最早提出时叫做“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Natural Climate Solution）”，主要应用于碳汇领域，获得许多大型企业的支持。其背后逻辑是：大自然本身提供吸收温室气体、自我净化、提供生物栖息地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于是当人类面临气候变化、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问题，应该做的是将自然还归自然、依循自然之道来解决问题。具体到农田小微湿地项目，T机构曾在伊利诺伊州一家农场实施类似的实验，证实了水体中的氮、磷能通过人工湿地得到削减。此外，在国内建造人工湿地来处理水污染，也已有很多先例，例如北京翠湖人工湿地、武汉三角湖等。
总之，从资金保障、政府支持、科学依据等多方面来看，湿地项目都值得期待。
由于前期负责该项目的同事离职，2024年9月起我开始参与项目的推进，直到2025年4月完成结项。目前，绿水自然中心继续进行湿地的维护工作，期望在未来几年内，通过湿地的运营，持续为D企业制造水汇、并获得D企业对项目的资助。然而，无论是在项目实施的过程，还是项目产生的结果之中，都存在更复杂和值得商榷的面向，并没有被写入项目汇报书或宣传文章，也未能得到充分讨论。
建造湿地宛若搭建起一个舞台，需要在舞台上演完既定的脚本——在一年项目周期内实现项目目标。只是登台的演员——包括人类与非人类——常常超出导演的预期，使得整场表演不得不应对不断冒出的突发状况，最终的呈现也包含大量的折衷，甚至违背初衷之处。最后，尽管项目的水汇目标“实现”了，我却很难明确宣称项目许诺的生态图景也“实现”了。背后的原因既有项目具体实施中面临的资源桎梏，也涉及项目逻辑本身。
为什么向善的自然保护使命，在企业资助、环保组织执行的模式下投入运行时，却浮现出种种裂隙？下文中我将分享我在工作中产生的疑问和思考：首先，自然可以被形塑成为“解决方案”吗？可以被“利用”来解决（人类所导致的）生态问题吗？我将讨论湿地项目试图“利用”自然所带来的一系列意料之外的结果。我认为，将自然视为可利用的工具来实现人类的目标，这种思维方式复制了造成生态问题的技术至上主义和控制自然的欲望，而忽视了自然本身超出人类计算的多元和能动性。
其次，“自然保护”可以被抽象为碳汇、水汇等单一维度的量化指标吗？湿地项目需要实现的最终目标是D企业要求的“水汇”，为此要最大化湿地净化处理的总水量和主要污染物的削减系数，用数据证明项目的成效。这种高度简化的模型预先指定了一个系统内什么可以被看见和不被看见，偏离了对本土环境作为的一个整体的关怀。而当环保项目成为企业布局环保可持续战略的一环，往往使得环保组织成为企业“洗绿”的共谋，遮蔽了真正需要解决的生态问题和值得实践的行动。
绿水村地处山区河谷，有天然的地形落差。一套网状的沟渠系统将上游水库、山塘的灌溉用水，输送至下游各个田块。每年的水稻种植过程会重复多次灌水、排水的过程，排出来的水同样进入沟渠，最终汇入绿水村的主要河道——绿水溪。
农田小微湿地的的设计是：依托灌溉沟渠，收集上游稻田的排水，首先流经湿地、得到净化处理，之后再排入绿水溪。因此，项目在绿水溪沿岸选择两块地势较低的稻田，改造为人工湿地。两块小微湿地占地面积分别为3亩（位于更上游的位置，下文简称一号湿地）和6亩（下文简称二号湿地），都是村集体已经流转给种粮大户的耕地，绿水自然中心每年支付每亩1300元的租金给大户。湿地的设计和建设承包给了施工方，主要是用机械挖掘若干口彼此联通的水塘，并在水塘内种植水生植物——它们是削减污染物质的主力。
水塘内种植的是苗圃采购来的水生植物苗，具体的植物选择杂糅了多方考虑。由于各地公园景观池塘、湖泊造景需要，水生植物是一个很大的产业，以观赏性植物为主导，大部分并非本土原生物种，常见的有鸢尾、美人蕉、再力花、梭鱼草等，这些“大路货”在湿地项目中都有使用。我们也种了很多沉水植物——沉水植物是指植物体沉于水下的大型水生植物，其吸附污染物质的效果很强。常用于水体净化工程的沉水植物包括伊乐藻、狐尾藻、苦草等，其中伊乐藻、狐尾藻原产美洲，属于外来物种，甚至有一定入侵性；但为了实现净水效果，我们也种植了这些外来物种。另外，为了在耕地保护问题上打擦边球，我们还种植了很多茭白、茨菰、菱角等可食用的水生植物。其实，这些俗称“水八仙”的本土水生植物可能对于乡村生态和社区有更多价值，例如调动本地农户的种植经验与生态智慧、为特定的鸟类和昆虫提供栖息地，但在施工方承包种植的工程中，这些潜能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水塘四周是土堆的田埂，主要的一条路上铺了碎石子，其余地方施工方播撒了野花组合。田间播种野花条带是近些年流行的农田生态修复手段之一，据称可以吸引昆虫，从而帮助农田防治病虫害、减少杀虫剂用量，也可以提升农田生物多样性。最初我们要求施工方在田埂上种本土植物——蓬蘽、马兜龄、蒲儿根等等。但等到夏天，当田埂上的植物长了出来，我们才发现，施工方也许是图省事，播撒的还是波斯菊、格桑花一类非本土的园艺品种【4】 。当然，即使不刻意种植，田埂上本土的野草长得也十分茂密。
绿水村的一位观鸟爱好者认为，绿水自然中心建湿地后，鸟都走了。这种说法或许也有一定依据：湿地项目中使用了大量外来的观赏性植物，这类植物具有速生、适应性强、花色美丽的特点，且相对容易买到、价格便宜，是对以水净化为目的的人工湿地项目来说“好用”的植物，但鸟儿们可能有不同的想法。我们有必要意识到：看上去的绿草鲜花和净水，未必意味着整全的生态。浮萍与水绵
随着转年春夏气温升高，我们期待植物可以生长起来、发挥净水作用。不过，问题开始一波波出现。
两个湿地里首先爆发了水绵（丝状藻），这是水体富营养化的指证。这可能是因为施工、种植时的低泥翻动，释放了其中的营养物质。之后，二号湿地屡次爆发浮萍，同样与水体富营养化有关，可能是因为上游有一家养鸡场和一座鱼塘，动物粪便中的氮、磷浓度都很高。最初选址时，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上游的禽畜养殖情况，但当时我们认为更多类型的污染源并不是劣势，反而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讲述项目故事：小微湿地不仅处理粮食种植带来的污染，还处理禽畜养殖的污水。
湿地建设就是为了处理氮、磷等污染问题的，但氮、磷浓度太高，超出了湿地的净化能力，却带来问题。水体富营养化使得水绵、浮萍滋生，大面积覆盖水面、遮蔽阳光，会导致水下缺氧，有净水能力的沉水植物无法正常生长。为了治理湿地水面，我们请来村民师傅用网打捞，但跟不上它们四处漂浮、繁殖的速度。只要遗留下一点，第二天又会覆盖整口水塘。下水作业十分辛苦，哪怕工钱不低（一天250-300元），前后请来的两三个村民师傅都不愿继续。
为了彻底治理水面，我们施用了几次商品名为“青苔净”、“浮萍净”的除草剂，它们是颜色橙黄或鲜黄、味道刺鼻的粘稠液体。兑水喷洒之后，大片的水绵、浮萍由绿色转为枯黄焦黑，再人工打捞上来，同时水中残留的药剂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抑制它们生长。除草剂大多具有一定的毒性，虽然声称专杀特定的植物物种，不危害高等植物、鱼虾等动物，但也有观点认为其长期残留、累积会对土壤、水生态造成负面影响，甚至间接危害人体健康。如此，建设湿地本是为了处理化肥带来的水污染，却又成为了施用农药的污染源。
据说治理浮萍也可以用生物方法——鸭子或者草鱼都吃浮萍，但操作起来有难度。养鸭需要每天早晨赶鸭下水，傍晚再唤回鸭棚，费人力，也是个技术活，鸭粪也可能带来更多的水污染。养鱼则担心会被村民捉走。一号湿地里有不少从上游顺着水流进入的鱼，于是就有村民去放鱼笼，我们也很难劝退：放一夜鱼笼，第二天收获的杂鱼就能去市场上卖几百块钱，是可观的收入来源。绿水溪里也常见到夜间用电瓶电鱼的人，这并不合法，但在乡村很难管控。
由于二号湿地的浮萍仍旧不断复发，在几次人工打捞之余，我们最近又请水产养殖专家制定了一份养鱼方案，计划启动用食草性鱼类控制浮萍的实验。
福寿螺
另一位不请自来的角色是来自南美洲的外来入侵生物福寿螺。福寿螺最早作为食物引进国内，后来随着景观工程、水产养殖等人类活动，附着在水生动植物上，广为扩散。近几年，福寿螺也开始出现在绿水溪。由于一号湿地从绿水溪直接引了一股水，福寿螺也跟着大规模进入湿地，大块朵颐施工方种下的水生植物幼苗，还爬上茭白、鸢尾等植物挺出水面的茎杆，产下红色的卵块，极其迅速地广泛繁殖。这使得一号湿地里新种的水生植物——尤其是叶子较软的沉水植物——几乎没能生长起来，水塘显得颇为空荡。
缺乏植物一来让项目看上去不那么美观，二来也不利于实现水质净化的目标。我们请来另一家施工方，对水生植物进行整体改造并补种。施工方建议选择叶子漂浮在水面的植物和茎杆细的植物，放弃沉水植物，也少种茎杆高大的植物——茎干要是有一定宽度，就方便了福寿螺产卵。然而，新种下的一塘黄花荇菜，福寿螺依旧吃得嘎嘎香，几天就仅留一口空塘。睡莲看上去叶子很硬，不是那么好吃，但后来福寿螺没别的东西可吃，竟然也开始啃食，施工方说在其他湿地项目中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情景。
本地水稻种植户也受到福寿螺困扰——毕竟水稻田也是人工湿地，水稻是先民驯化的本土水生植物。处于秧苗期的水稻茎叶幼嫩，是福寿螺的好食物，有的种植户甚至遭遇过育秧田全被吃光。种植户采取的主要方法是在关键期施用化学药剂。好在水稻拔节茁壮之后，福寿螺难以啃食，对后续生长和收成影响较小。
我们咨询的各方专家都说没有防治福寿螺的好办法，人工捡拾福寿螺和卵块也再次输给了福寿螺繁殖的速度。最后我们也用了几次化学药剂“杀螺胺”，这种农药可以杀死福寿螺，但同时会杀死水中的鱼虾、螺蚌。整个夏天，化学药剂配合人工捡拾，一号湿地里的植物生长状态不算太好，但总算不是特别空旷。
二号湿地因为不直接从绿水溪引水、上游水路较长，初始进入的福寿螺相对较少，但因其繁殖速度奇快，逐渐也成规模。由于植物此时已经生长起来，被福寿螺团灭的情况没有发生。
湿地维护工作量很大且密集，除了打捞浮萍和水绵、用药剂和人工方式除螺，夏秋水生植物生长茂盛以及冬季枯黄时，需要加以割除，从而移除植物自身吸收的氮、磷物质。绿水自然中心雇佣了两名村民师傅，分别负责两个湿地的日常维护工作。
浮萍与福寿螺在说什么？
面对湿地里层出不穷的事件，项目团队想尽各种办法，追加资金和人力投入做出修补和调整，试图让每个角色井井有条、各司其职。然而湿地项目映射出自然的多元和能动性，远远超出人类的规划、计算。这让我想起Timothy Mitchell的专著Rule of Experts (2002)中著名的第一章”Can the Mosquito Speak”【5】。他讲述了1942年，一种外来入侵的蚊子，借助以阿斯旺大坝为首的一系列改造尼罗河的水利工程，进入埃及南部，使得疟疾肆虐，十多万人死亡。另一例是何其亮在《人民的西湖》一书中对20世纪50年代西湖疏浚工程的回顾。这项工程以巨大的资金和人力代价实现了增加湖深的目标，但也带来了微生物消失、自净能力变差、赤潮爆发的问题。这两个故事里没有单一的因果链条，而是无数角色的行动汇聚在一起，复杂交织而产生的一波波震荡，其中蚊子、淤泥、微生物等非人类角色的能动性不可忽略，而且“正是人类的辛勤努力，激活了非人类的能动性”【6】；是人类相信并追求对自然的控制、工程化的治理，导致一连串不可预见又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环境后果、影响人类自身的疾病和灾害。
农田小微湿地项目的规模远远小于阿斯旺大坝和西湖疏浚，然而过程中同样显现出来的是自然的不顺从。被邀请和不被邀请的角色都被重塑自然的工程激活，展开它们各自的行动；所有的角色相遇、互相影响，引发新的行动，又进一步互相作用……这些行动不会全部按照项目预先的设计来发展。比如，湿地项目设计当然没有“为福寿螺提供栖息地”的目标，然而，近些年一轮轮的建设工程、产业开发、环境美化将外来入侵生物带进乡村，福寿螺又“恰好”在湿地找到了大批食物和适宜产卵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最终多次使用化学药剂去解决福寿螺和浮萍，可能给这片水土引入了新的污染；在之后补种水生植物时，我们为了保证存活率，也并未坚持选种本土原生物种。
作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湿地项目试图模仿天然湿地的生态功能、借助水生植物的力量净化水。然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概念本身就暗含了自然的工具化，自然被简化成“生态系统服务”、“绿色基础设施”，“服务”的对象是人类和社会经济【7】。虽然强调用自然手段取代人工手段（灰色基础设施，例如污水处理厂），自然仍仅仅被视作工具，通过人类工程的改造和模块化的安置，来实现某个特定的目标。
在这样的治理模式下，虽说这些乡村田间、用于处理污染的湿地是“基于自然”的改造，但看起来与城市公园供人欣赏游乐的人工水体差不多：两者都是为了美化景观、净化水质等目的，经历工程设计后被全盘改造而成的地景。在这里，人类玩弄起“神的把戏（god’s trick）”，试图将自然规划地井井有条、为之所用。然而，自然不是简单的输入–输出系统，工具化地去理解“自然”忽视了其更加整全、复杂、无法被分割的面向。如果说正是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控制、利用导致了无数环境破坏的问题，那么可能正如俗语所说，“我们不能用制造问题时的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
D企业之所以对湿地项目提供赞助支持，是因为建设湿地可以解决乡村水污染问题，产生“水汇”，弥补D企业在生产中造成的水资源破坏。对于D企业而言，最终衡量湿地项目成效的就是“水汇”，这一数据也成为了项目建设与维护湿地时最受关注的指标。水汇的计算公式是：
水汇=湿地处理的总水量×主要污染物的削减系数
因此，我们工作的重心往往围绕着计算公式中的两个元素——湿地处理的总水量、污染物削减率来进行。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让“湿地水净化”显得坚实可靠，水汇的核算采用类似科学实验的方法：设立基线或对照组，进行各项指标的监测，来量化项目产生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通过监测“处理前”和“处理后”的污染物浓度，获取污染物的削减系数。
湿地处理的总水量
首先要有足够多的水流进湿地，流动的水对于湿地自身的健康也较为重要。我们在两个湿地入水口安装了太阳能流量计，每天都十分关注上面显示的瞬时流量数字。流量计有时也会不准——当设备探头下面有杂草等杂物，数字会忽然从几十升高到几百。
湿地设计、建造的出发点是通过灌溉沟渠系统，收集、净化上游稻田排水，但沟渠里并非始终有水。一号湿地在沟渠之外还直接从绿水溪中引来一股水（就是上文提到的带来了大量福寿螺的水流），因此进水量不成问题。二号湿地只从沟渠引水，上游稻田在春夏季会有几次灌水期，农户将上游沟渠拦住，引水淹泡稻田，那几天湿地几乎完全没有进水量。8月底进入旱季，连绿水溪里的水都变得很少，沟渠更是见底，我们只能用柴油水泵从绿水溪把水泵进沟渠，使得二号湿地不至于完全断流。
湿地的水量需要被保障和维护，但是这种需求有时又会与社区生计的用水、排水需求产生矛盾。这导致引水设施常常会被改动或破坏。比如在8月缺水的日子里，有一天，我们发现二号湿地有一整个水塘干了，同时岸边草丛有水管压过的痕迹，我们推测很有可能是缺水的村民抽走了整塘的水。
又比如，引水沟渠进入一号湿地前先经过一片竹林，我们在竹林旁设置了一块闸板，将水分成环绕竹林的两股，流入湿地。这块闸板也屡次被扔掉、砸掉，因为竹林主人认为分出来的一股水流进竹林，会导致竹笋减产。而没了闸板，一号湿地有一口水塘基本处于不流动、不与其他塘联通的死水状态。很难简单地将这样的举动定性为“破坏”。环保工程凭借着测绘图纸去改造土地，但作为不从事种植的外来者，我们离土地的距离很远，忽视了家家户户地块的细微差异与照顾土地的巨大努力。目前，我们只能用购买竹笋的方式暂时性地弥补竹林主人的损失。
除了对引水设施的扰动，沟渠还经常被垃圾堵住——上游工程施工或者开荒种菜时清除杂草杂木，有时就直接丢进沟里，堵在沟渠拐弯的地方。因此，机构需要雇佣村民师傅进行湿地维护，而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巡护引水沟渠、闸板，确保水流通畅。
主要污染物的削减系数
水汇的另一个因子是“主要污染物的削减系数”。这个数字的计算公式并不是直觉上的削减率（削减率=(处理后浓度-处理前浓度)
处理前浓度），而是：
主要污染物的削减系数=(处理后浓度-处理前浓度)(处理前浓度-目标浓度)
如果有不止一个主要污染物，则要进行加总平均再得出削减系数。围绕着这一计算公式，选择哪些污染物来计算、以及如何设定目标浓度，变成了获得更佳“污染物削减系数”的重要策略。而这两个参数，事实上往往是由项目执行方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有很大的变通空间。在这次的项目中，D企业建议我们设定一个更保守的目标浓度，这样才能更容易实现目标浓度、最大化污染物削减系数。
因为湿地项目的初衷是处理化肥带来的水污染，而化肥的主要成分是氮、磷，我们在绿水溪多个点位测量了几次与水体中氮、磷含量相关的总氮、氨氮、总磷、溶解氧这4个指标，来了解水污染的情况和后续的净化效果。几个采样点的总氮浓度都比较高，根据国家地表水质量标准，属于最差的五类到劣五类，但总磷、氨氮、溶解氧都在二类至四类之间，由于并非饮用水，谈不上严重污染。于是，我们将总氮设置为主要污染物，目标浓度设定在比五类提升一类的四类。
每个月，我会从两块湿地的入水口和出水口分别取一瓶水，送去做水质检测，分别代表湿地处理前和处理后的污染物浓度。无论是在一号还是二号湿地，水质检测获得的数据都没有什么规律，出水口的总氮始终没有削减到目标浓度，徘徊在五类到劣五类。有些月份出水口的总氮浓度低于进水口，意味着有所削减，有些月份则比进水口还要高，意味着污染反而更重了。总氮之外的其他3个指标也存在类似的波动现象，始终无法明确证明湿地的水质净化作用。
污染物没有明显削减有很多可能原因：湿地建成不久，植物系统还没有稳定形成，一号湿地的水生植物甚至被福寿螺吃光了；村民在水塘四周田埂上开荒种菜，施用的化肥流入湿地产生了二度污染；由于湿地就在水稻田中央，种粮大户用无人机喷洒化肥、农药，也可能产生了一些影响……就种菜导致的化肥流入问题，我们一方面想办法找到种菜的村民，尽力劝退；一方面将田埂全部铺成碎石子路，以绝后患。同时，我们也联系种粮大户，请操作无人机喷洒的工人尽量避开湿地区域。
最终，结项报告分别选择了两块湿地污染物削减系数数据最大的一个月，而不是取各个月份的平均值，来计算水汇。虽然主要污染物的削减系数没有达到100%（没有实现四类水这一“目标浓度”），但在乘以湿地处理的总水量后，最后得出的水汇也达到了立项时的目标。报告不需要附上第三方认证的全部原始数据，对于“选择了数据最好的一个月”这件事也就语焉不详。这份报告提交给了D企业委托的咨询公司进行核查，咨询公司询问了我们为何只选择总氮这一项指标作为主要污染物，但并没有对具体数据提出问题，随后通过了核查。
湿地项目并不处于真空的环境，受条件所限，数据被干扰、波动几乎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假设湿地能够充分运转——按照过往研究综述，可以将水体中的氮、磷削减大约30-40%——因其面积较小，对于绿水溪这条乡村河道的整体水质影响也很微小。
绿水自然中心的负责人认为环保组织的角色正是在于探索试点，并且在探索中积累经验和方法，从而影响政府政策或促进进一步推广。然而，两块湿地总占地9亩，理想情况下收集了约300亩水稻田的排水；整条绿水溪沿岸有3000多亩水稻田，按3%的占地比例，需要有总共90多亩的农田改造为湿地，才能将化肥对一条乡村小溪产生的水污染削减30-40%。无论从高昂的建设维护成本还是占用农田的角度，“退耕还湿地”的可推广性都很成疑（尽管是很有生态愿景的畅想）。
考虑到项目自身的实际效益和可推广性都有限，大费周章建造湿地、安装设备监测流量、定期取水送去实验室检测水质、雇佣村民时常维护，似乎都只为了产生D企业需要的水汇。
量化的水汇指标看上去很严谨、可追踪问责，水保护的事业于是仿佛完全可以设计、控制和衡量。也因为高度抽象，这一方法和核算公式可以在全球任意地点移植，帮助跨国企业将水消耗、水污染转移到水汇成本更低的地方。然而，对技术工程工具、实验模型的迷恋，意味着过滤掉与计算公式无关的细节。建成的人工湿地是有益于本地生态和社区的吗？现代农业带来的无数生态问题能用一个一个的湿地及其他“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逐个击破吗？这些问题反而鲜少得到讨论。
新自由主义保护模式的局限
学界对于时下环保组织的新自由主义保护模式（neoliberal conservation）已有诸多批判：环保组织的资金大量来自于大型企业，特别是化石能源、矿产开采、大型农业集团等，然而这些企业的生产和商品的全球流通严重依赖自然资源，正是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下降等生态危机的最大推手。面对激烈的筹资竞争，环保组织纷纷兜售“解决方案”——具有普遍性、可复制或全球推广的工具箱或方法论，声称这些简洁优美的思路可以解决“资本主义增长以自然为代价可能毁灭自身”【8】这一深刻的矛盾。然而，“灵丹妙药”往往意味着对具体地区实际情况的简化，掩盖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和边缘人群的声音，也经常进一步带来（并策略性地忽略或隐瞒）不可预测的、负面的副作用【9】。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这样的提法听起来绿色、健康，却遮蔽了“Cui bono——谁真正受益？”【10】的问题。欧洲活动家Jutta Kill认为，碳汇、水汇这类生态补偿工具被大型企业利用来维持现状，从而逃避真正需要采取的行动。例如，面对气候变化，比起种树，更应该做的是停止开采、减少使用化石能源；然而，购买碳汇的大型企业往往持续扩张经营，能源消耗不降反增。还有不少企业在资助碳汇项目的同时，继续扩大单一作物大规模种植（导致毁林）、继续进行化石能源及矿产采掘。由此，生态补偿成为企业利润链条上的一环，帮助企业“洗绿”、提高市场声望，并从而得以进一步扩大生产、实现增长【11】。2024年一篇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的文章更指出，大量大企业买单的生态补偿项目质量堪忧，未能达到所宣称的减排效果【12】。
绿水自然中心的湿地项目也是如此，它并未帮助D企业的供应链实现实质有效的节水或水污染削减，而是在D企业预先设定的水汇框架下腾挪。项目以实现水汇为优先目标，疏于评估这些手段可能对本地社区以及生态产生的其他综合影响。而且，尽管项目声称要削减农业造成的水污染（D企业的原材料大量来自农业部门），却并不介入本地农业对农药、化肥、激素与抗生素的大量使用，也未发起或支持替代性的尝试，而是以“修修补补”的心态，只在“水汇”这一单向度上做文章。地理学学者Jessica Dempsey基于三十多年对环保行业的观察指出，尽管市场化、金融化日益成为自然保护领域的主流话语，由于资本的增长、扩张依赖免费的或廉价的自然，对生态价值的尊重仍游走真实政治经济运作的边缘，环保组织对现有生产消费体系和资本流动的影响堪称微弱。她质问生态学家和环保人士：政府、企业、国际组织并不是展开合作的唯一对象。为什么不和全球南方地区的社会运动、社区组织联合起来？为什么不与实践着富于生物多样性的耕作方式的中农、小农站在一起？为什么不追究精英阶层和大型企业对持续生态破坏行为的责任？【13】
在过去，无论是北方旱地还是南方稻田之中，都会留出若干坑塘。例如北方田间有“涝池”，用于储水、灌溉等人类生活所需，同时也提供多重生态效益。尽管那时人们不会阐述“湿地”的生态服务功能，不会测算水质、生物多样性指数，乡村居民自身拥有与土地、水共生的知识，也通过日常生活劳作，适度让自然“为我所用”。20世纪中叶以来高强度的开垦造田、70年代之后化学农业的席卷替换了曾经的乡村景象，人与土地愈发割裂，来自外部环保组织反过来以“农田小微湿地”的科学话语试图重塑田园。
如果说“农田小微湿地”让人怀旧地联想起旧日的俗民生态智慧，当它以项目的形式重新在田间“恢复”，却已经有了不同的内核。我意识到“自然作为解决方案”的逻辑本身与“人类征服自然”叙事蕴含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技术崇拜同构，其背后是一种机械论、还原主义的自然观：认为自然界类似机器，由独立部件组成，任何部件可以单独拎出来被人类利用，出现任何问题也可以隔离出来修理。这一设想中，具备全知（omniscience）的人类可以通过生态学的计算最优化地分配资源，建构人类与非人类间中立客观、高效、井井有条的关系，并通过自然资源金融化、商品化的计算来让企业或政府买单。
于是，作为具体的执行者，环保组织通过一个一个的项目试图修理自然这台伤痕累累的“机器”。我们的每个项目都需要立项、结项，理论上这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制订目标-实现目标的过程，通过细分的目标、产出，来验证解决方案的成就、铺垫下一步的复制推广。但是，当项目的内容涉及更广泛的人和非人类，这个看似一环扣一环的结构和抽象的量化指标完全无法容纳复杂的行动主体及其超出预测且彼此影响的行动方向。现存问题、项目目标和实际效果之间经常并不存在清晰的因果或线性关系，这一串看似顺畅的逻辑关系更多是环保组织熟练运用的叙事框架。而且，为了符合基金会或企业资助方的目标（例如产生碳汇、水汇），环保组织更倾向于回避生态危机和气候议题的系统性和复杂性，专注某一特定手段可以实现的效果，忽视了自然是不能被“分而治之”的整体。
围绕湿地项目产生的种种“回响”可能是一个提示：当关注的主体是自然，用理性计算和技术官僚化的手段去试图治理是高度傲慢也极有可能失效的。生态的复杂性意味着始终存在着人类无法掌控的地带，需要长期细致地关注整体、具体地方性和复杂性。套用通用的简化模型或片面追求单一的目标往往导致预料之外的后果。而当环保组织必须通过项目可量化的成效来说服利益相关方，以自然保护为初衷的项目反而演变成了对于项目计划书的强制展演。
但我提出疑问和反思，并不是为了鼓吹做多错多，不如什么也不做。有很多环保项目实现了栖息地恢复、环境教育等积极的影响。面对宏大的生态危机，局部的、小而美的改变仍然是鼓舞人心的，困难和错误也在所难免。但值得警惕的是展演成就的同时模糊掉矛盾、冲突，将生态危机简单导向技术化的解决工具（techno-fixes）。批判（critique）不等同于负面评价，而是试图拆解惯常叙事的拼装和矫饰，还原真实世界的复杂。我们需要更多反思和批判，也需要新的组织形式、新的行动、新的叙事，在人类活动造成环境退化的当下探索替代性存在方式的可能性。
注释：
作者简介
Qieyi：曾在多伦多开办动物互助社（主营宠物照看），现为小狗Jumpy的人类、酸面包制作人。关心自然和乡村，喜欢自发的和靠近土地的事物。
2025-11-16 02:39:02
· 编者按 ·
Song of the Small Island is a cycle of fictional stories grounded in the lived realities of Ryukyuan Chinese communities, who endured multiple colonialisms and devastating wars across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小岛歌》是一组虚构故事，所立足的现实是琉球华人在十九和二十世纪遭受的多重殖民和酷烈战争。
Situated in the western Pacific, at the center of the First Island Chain, the Ryukyus Islands lie about 640 kilometers from Japan’s Kyushu, 500 kilometers from Taiwan, and roughly 650–680 kilometers from the coast of mainland China. This geography once made the islands a flourishing hub of culture and commerce in East Asia’s pre-modern tributary world. Yet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 and wars, this location also rendered them a scar overlapped with external violence. In 1609, the Satsuma Domain invaded with the Tokugawa shogunate’s approval; in 1854, Commodore Perry’s “Black Ships,” on their return voyage, forced the Ryukyu Kingdom to sign the Ryukyu–U.S. Treaty of Amity. The Meiji government twice “disposed” of the Ryukyus (in 1872 and 1879), abolishing its royal court, transforming the kingdom into Okinawa Prefecture. In 1945, the Battle of Okinawa, one of the bloodiest of the Pacific War, killed tens of thousands of civilians. Beyond the ground, air, and sea combat between Japanese and U.S. forces, Imperial troops also coerced local people into mass suicides by cliff-leaping or grenade explosions. After the war, Okinawa entered nearly three decades of U.S. military occupation (1945–1972). Kadena Air Base, located in central Okinawa, remains the largest U.S. air base in the Far East. The island’s ongoing anti-US military base movements have since made Ryukyu/Okinawa a frontline of Asia-Pacific antiwar and decolonial struggles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present.
琉球位于太平洋西垂，第一岛链中心。琉球本岛距日本九州约640公里，距台湾约500公里，距中国大陆沿海最近处约650-680公里。这一位置带来了琉球在东亚朝贡史上文化和商业的繁盛，而在殖民和战争的时代，也是外来霸权暴力的叠加点。1609年萨摩藩在德川幕府的许可下入侵琉球；1854年，佩里的黑船在返程中逼迫琉球签署了《琉美修好条约》；日本政府在明治维新后的1872年与1879年进行了两次琉球处分，废除琉球王室，在琉球废藩置县，改称冲绳。1945年，太平洋战争中惨烈的冲绳战役爆发，数万名琉球平民丧生，美军和日军的陆海空拉锯之外，更有日军强迫当地平民集体跳崖或引爆炸弹自杀。战后的冲绳经历了接近三十年的美国占领时期（1945-1972年）。位于琉球本岛中部的嘉手纳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远东最大的空军基地。而当地民众持续至今的反军事基地运动也让琉球/冲绳成为了冷战至今亚太反战解殖运动的前线。
This is where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ends, and the novel begins.
这是历史叙述的结尾，也是小说开始的地方。
The Ryukyuan Chinese family at the heart of Song of the Small Island traces its lineage to the “Thirty-Six Clans of Shipbuilders from Fujian” who migrated to the Ryukyu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hese settlers established Kumemura, a community near Naha, where generations of officials cultivated Chinese learning and served as cultural mediators between the Ryukyu Kingdom and the imperial courts of China. When Japan’s encroachment intensified, many in Kumemura advocated resistance. After the islands were annexed by Japan, numerous residents returned to the mainland, among them the novel’s protagonists, Zhang Luzhi and Cheng Qianqiu. Yet their return offered no anchorage. On the mainland, they encountered brutal violenc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long with enduring threads of connection and loss that bound them again to the small islands of Ryukyu.
《小岛歌》所聚焦的琉球华人家族始于明代移居琉球的“闽中舟工三十六姓”。这批移民在那霸附近的浮岛上建立了久米村，世代为官，尊崇汉文，在琉球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在日本对琉球的侵袭和殖民中力主抵抗。在琉球最终被日本占领后，许多久米村民陆续返回了大陆，比如小说的男女主人公章路之和程千秋。返回大陆的他们没有收获锚定，而是在接下来发生的二战里亲历了更加剧烈的暴力，还有其中与小岛的关系、羁绊、经纬和藕断丝连后的再次编织。
Song of the Small Island moves with the gait of ethnography. Its author, Ge Nü, draws not only from her anthropological background or Ryukyu’s singular cultural history, but from an ethnographic sharpness that probes the interpretive power of “culture” and “history” in the face of lived catastrophe. Especially striking is the novel’s third protagonist, the shamanic girl Xiaoxing from the Ryukyus. After the island’s cultural devastation, “the god leaps off the cliff; the ship leaves home,” Xiaoxing travels to the mainland, where she meets Qianqiu and Luzhi. She speaks in fractured syntax, performs rituals that no longer work, sings songs whose meanings are bent by geopolitics, and endures a grief that finds no resting place among humans. These sorrows ripple through the protagonists and their descendants, continuing across the dispersions of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like the book Song of the Small Island, itself.
《小岛歌》有着人类学的彳亍。与其说这来自于鸽女的人类学背景，或者琉球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不如说是鸽女以民族志的芒角来试探“文化”与“历史”之于人生境遇的解释力。尤其锋利的是小说的第三主角，来自琉球的神女小行。在琉球遭遇文化断绝——“神跳下悬崖、船离开家”——之后，小行来到大陆，与千秋和路之相遇，说着语序奇怪的话，做着不再灵验的仪式，唱着意义被地缘政治所左右的歌，经受着几乎无法在人间安放的痛苦。而这些痛苦伴随着主人公和他们的后代，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已降的离散中继续涟漪，如同这本《小岛歌》。
受访 / 天涯鸽女 Tian Ya Ge Nü
采访、编辑 / 毓坤 Yukun
故事
毓坤:这本书在形式上是一个故事讲了三遍，能请你再简略地讲一遍吗？
鸽女:《小岛歌》是一组虚构故事，我是个不负责任的编故事选手。核心篇章由三个角色组成，男主角章路之，女主角程千秋、程的妹妹程小行。番外则由章的后人在新的年代、以不同立场，向历史发问或给出新诠释。
我希望分享给读者的，是每个渺小而脆弱的人，在世事变迁里，自知或不自知地做出令自己与他人无法承受的事情，再也不能挽回——离散不仅在于外部的时与空，更在于内部的自己与自己的关系，自己离弃了自己、又无法脱出自己之外。
从男主视角出发的叙事：出身岛屿富庶家庭的章，自幼随族人迁居陆地，并被送往大都市接受现代医学教育。远离亲族、无法在地的生活里，章迫切渴望确定感和被接纳。未婚妻（千秋）的疏离冷漠难以理解，他转而向心智特殊的妻妹（小行）寻求亲密。世界战争爆发，章拼力幸存归来，却发现被未婚妻与妻妹“背叛”。盛怒之下，他下令处罚小行。而终于获知“背叛”的真相时，他所赢得的一切——医学技术、胜利者身份、高高在上的军衔——都不能补救自己亲手造成的残忍了。
从女主视角出发的叙事：本以为会留在岛屿世界、成为神宫女官的千秋，突然被父母带回陆地“故乡”，从而对“抛弃岛屿”有了强烈的负罪感。在遇到从岛屿逃来陆地的小行后，她害怕这个身心脆弱的小妹妹被父母嫁与他人、更无法忍受自己再次失败于保护岛屿，因而说动父母，带妹妹到未婚夫（章）所在的大城市生活。在城市里，千秋一边攻读课程一边照顾小行，却无力应对小行遭受创伤后的种种病态行为。在心力交瘁的孤独和战争恐怖之下，千秋逐渐被外来宗教吸引。小行突然走失，直到战争结束才被重新发现——此时她是被战犯营处置过、奄奄一息的敌国歌女，而命令来自千秋的未婚夫。千秋强忍悲伤帮小行完成岛屿信仰仪式，却不知道是不是正是她和她的信仰加速了自己最爱的小妹妹的死亡。
之所用不用视角重写故事，起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应该要”：我不认可一个社会优势角色的叙事能够代表一切。在同一事件面前，不同人感受到、记得住、勇于复述出的内容往往非常不同，我认为我有责任把它们放到一起“对账”、有责任把“对不上账”的情状呈现给读者。另一个则是“我想要”：我很爱这个故事，舍不得写完它、和它说再见，所以我就不停地重新讲述它。直到今天，我还在和它对话，接续和修改我想象里的它。
冲绳那霸早晨五点，图源：作者
姐妹、家族、与神明
毓坤：谈谈书中的人物吧，我先抛出一种人类学的梳理，书中有两组比较紧密的社会关系：姐妹和家族，互补但也冲突。小行和千秋并不是血缘上的姐妹，但在小行迷路后交换的那些歌无法被家庭所破译，无论是程家的父母还是章。姐妹往往诞生于家族的尽头，小行作为琉球世袭巫女家族的后人，本身也有她的在岛上的亲人，她的丈夫。她某种程度上是神族的末裔。因为日军入侵，亲族集体自杀，而神学和文化体系也“神跳下悬崖，船离开家”，小行来到大陆，而与千秋成为姐妹。而天主教中的姐妹也是这个意味。千秋与章的妻子索菲也是如此吧？书尾篇章提到的基布兹则可能是反面。
鸽女：不论是东方式的传统父系社会，还是被“西方化”的、相对现代的父系社会，都会围剿姐妹关系，因为这种关系的建立使得剥削、榨干每一个被原子化的女性不那么容易了。在这种意义上，构建姐妹关系——角色们自发地生成它、我在故事外刻意地书写它，是我能想到的对父权制度的反抗，也是我从现实生活中观察到、体验到、非我原创的普遍实践。
故事里有几对女性关系。看似很浅的，是千秋与章的妻子索菲。虽然她们一生中只见过两面，我仍旧相信她们之间的真诚和力量流动。女性趋近“天然”的链接让她们分享/分担了无法和男性直白表达的内容。对索菲而言，千秋是那个解开她有关丈夫的疑惑和隐忧的人。对千秋而言，索菲是她能够在生命最末表达出痛苦和愿望的人。她们向彼此承担了再无第二人可替代的“功能”。
千秋和小行的姐妹关系是明确、强烈的，强烈到我在潜意识里就已经觉得她们要情深不寿。但潜意识的感觉无法完成写作，还是要回到现象、生命体验、基于这些而生成的人类逻辑。我想起从很小时候就开始有的感觉——最亲密的人际关系、或者最私密的家庭关系，就是要放在那里被“入侵”的，也许一开始是被某个强有力的角色入侵，但最终，入侵者是亲密和隐私毫无抵挡能力的制度、系统、意识形态和时间流变。千秋和小行的关系被她们身处的世界系统撕裂：她们拦不住全球化浪潮、做不到不让拿着热兵器的现代人殖民岛屿；她们拦不住成建制的外来宗教传播，也不可能说动原住神明接纳异邦元素；她们更没有可能阻止战争爆发，没有可能与军衔、军事法庭面对面沟通、辩解、或者仅仅是表达哀求……这些入侵不仅停留在这对姐妹的居室之外，也已经渗透进她们的身体里。小行无法代谢掉精神创伤，持续地向外喷吐恐怖记忆、消耗照护者（千秋）的精力、失能于学习新技能、完成社会化。千秋不自知地习得了色厉内荏的威权家长的强力控制和占有欲、以及对不确定和开放性的绝对不宽容。这使得她们两个的关系也有toxic的一面，让她们更脆弱于外部暴力的冲击。生命的崩解和关系的崩解一步步地发育成了必然。
毓坤：让这个图景更复杂的是神，是千秋也无法完全找到的小行，是千秋最后在修道院退去的地方吗？也是儒家父权所“子不语”的东西吗？书里的神是复数的，是脆弱的，是隐秘的。这样讲对吗？
鸽女：粗暴而言，岛屿是多神信仰，而陆地现代世界则有科学唯物主义和一神论两个系统。我尽量在角色的语言里区分多神和一神。当小行提到岛屿的神，她说的是“神明”或“神明们”，而当千秋提到基督信仰的神，她只会说“神”。
我对岛屿神明的想象（这并不是对琉球神道的有考据的重现，而只是我的编造）是，祂们并不会强烈地与尘俗世界互动——隐蔽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只授意于特定血统的人，不喜欢被人类提问，也不太会指导人应对现实世界的变动。基督信仰的神则是祂们的反面。
当具有神性的小行被抛入人类世界，她确实非常脆弱。但我想，从根本上，在人类世界生活十五年，感受疼痛、恐惧和人类之爱，对于神明而言，到底有多重要、有多痛呢？我为她停留短短十五年而感到发自内心的高兴，只要不想到在她离开后千秋还要吞咽几十年的悔痛和孤单。可惜我做不到不想起这件事。
另外，我认为不同信仰系统的一个核心差别是它们对时间的理解/构建。在我对基督宗教的有限知识里，它的时间是线性、有始有终的。所以在《尾巴之歌》里，千秋告诉变回神明模样的小行，如果她去到那个世界，就再也回不来、再也什么都没有了。而小行回去的岛屿神明世界里，时间是非线性的，过去和现在和未来同时并存，万事万物因此永恒变动又永恒不变。之所以有这个设计，是我觉得，人所经历的痛苦，如果放在线形的世界里，是不论如何也无法被安慰到的，而只有在已经发生等同于从未发生的非线性时间里，痛苦才可能有所解脱。
天涯鸽女 2025，小岛歌，重音社
毓坤：如果不按姐妹、家族、和神明，书中的人物你还会想怎么排列？
鸽女：很喜欢如何重新排列人物这个问题，这是我自己如何也想不出要问的。但是除了这些维度还能有什么划分方式呢？我想了好几天，最后决定粗暴自私一把：我最想/最不想体验谁的人生？
第一想要体验的，是男主角的人生。理由很简单，我不是男性，想象和分析不论如何都无法让我真的感受到他，所以只有幻想一下。
第二想要体验的，是小行的人生。我羡慕她不需要漫长地活着、不需要面对非常巨大、庞杂、无边无际的现当代世界。只是活一下就可以死掉，这对我非常吸引。
最排斥于体验的，是千秋的人生。但是实际上，我几乎每天——不论是小说成稿前、还是出版后——都会在日常里想象她的情境与心情，我好像已经在“过着”她的人生、或者起码“和她一起”生活了。
岛与陆
毓坤：这本叫《小岛歌》的书中，小岛从来没有在小岛里唱歌，小行是琉球的神女家族后裔，离开岛后意外地与返回大陆的久米村人相遇，这种相遇构成了最小规模的巡演，在千秋那里，在更大规模一点的岛民聚会上，在那位神秘的老师课上，在日本人那里。小岛在大陆唱歌，甚至是大陆也最动荡而没有那么像大陆的时刻。再后来，小岛的故事在一片更安定的大陆继续。
谈谈这本书中的岛和陆吧。
鸽女：“她就算有恶意，以她的年纪、她的见识、她的体力，她能有配得上您安排的恶行吗？”（《小岛歌》78页）
岛因为足够小，就恰好无法变得强大、无法成为文化霸权和武力殖民的发起方，就恰好避免了“造成伤害、成为有罪的一方”的历史命运。它被允许做一个相对单纯的受害者。比它大的陆地，在这个问题上，都无以幸免（但当然，小岛也不是伊甸园，它因为弱小、贫瘠，也必然使得自身之内的岛民遭受痛苦）。
岛和陆地如此，人也是如此。有力量活下去的人，就可以造成伤害。更有力量的人，就可以造成更大的伤害。能活得少、死得早，是一种豁免于双手沾血的祝福。
人这种生命能承担住自己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吗？这是我想用“岛屿”和“陆地”、“罹难者”和“幸存者”来讨论的问题。
毓坤：这种视角和当下冲绳研究强调冲绳“在地”“前线”“临界”“占领”的冷战面貌很不一样（孙歌 2020，Matsumura 2015, Nelson 2008），因为你写的岛都在岛外。好奇你怎么看“岛外”“离散”与“在地”的关系。
鸽女：首先还是要说，我写的只是一个虚构故事，借用了琉球/冲绳的历史脉络和文化质感。这算不算一种文化偷窃呢，我不知道，也不是很知道如何可以知道、知道了之后应该要怎么办。这个问题我很想和大家请教。
对我来说，“离散”和“在地”最重要的是人能不能在自己觉得安全、舒适、渴望的关系网里——人与物质空间、人与他人、人与自己的关系之网。如果身在其中且心觉安宁，我就会认为这是一种在地，反之就趋近于离散。自己做了自己不能接受的事情，今天的自己让明天的自己感觉悔恨，未来的自己想要弃绝过去的自己——在空间移动、时间流转与社会价值变迁中，这几乎无可避免——这是我正经历着的离散。
故事里的岛屿，更准确的，是故事里的人们所怀念、所相信、而非所经历的岛屿，相比陆地世界，变化更少、更近于持衡，因此它似乎就可以是离散的反面。只不过，只要实事求是地看到、听到而非想到、信到，哪怕是在故事里、哪怕是在岛屿上，离散也逃不脱。
语言与文字
毓坤：书中有许多对语言的精细地处理，比如小行专有的（后面千秋也学习过）语序，比如唐诗和儒家经典，比如医学和宗教词汇，比如小岛的歌谣。其中有诸多曲直：比如琉球语是否和古日语同源？儒家经典如何面对怪力乱神？科学、巫术、宗教这一人类学里的经典三角如何彼此勾股。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本书中的语言和语体（register）吧。
鸽女：故事里有几种语言并存，岛屿语言、唐诗语言、医学语言和圣经语言，以此呈现出这是一个由何种社会文化脉络共同构成的世界。多语言并存和持续摆脱不开的“讲话不够地道/不够正统”的感觉，也是“经典”的被殖民体验，这不仅在十九、二十世纪以降的西方殖民非西方里可见，朝贡系统下朝鲜、琉球、越南等习用汉文的地区也有类似情况。故事里千秋教小行读唐诗，就是一种非常日常的、对庞大的文化殖民的复制再生产，而且她再生产的并不好（不够正统）——她并不知道诗原本是唱出来的。
用汉字命名的宫殿部件（见后文），图源：作者
故事里的岛语是虚构的谓宾主结构（VOS）语言。之所以有这样的虚构，是我想语言来表达我对主体性的理解。大家可以在小说的106页找到语言结构和主体性关系的答案。
琉球是不是古日本、琉球语是不是古日语，对我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殖民的问题：某一个主体的存在性要用另一个主体的存在性来解释/否定或框定存在范围。现实世界里，伊波普猷那一代琉球学者好像也真的有在做这件事？我的知识不太足够充分回答，很期待有读者来讨论。仅就架空故事而言，我基本上没有讨论岛屿和日本的关系，不过这里不仅有我知识不足够的原因、也有内化在体内的审查制度影响——我无法说服自己的身体，让它在这件事里感觉到安全。
毓坤：写对话很难，你是如何下笔并让笔下有说服力的？
鸽女：我尽量在写的时候让自己进入情境，让脑子直接“上演”对话情节，它怎么演、我就怎么写。
毓坤：显而易见，本书的许多痛点都在语言没有办法触及到的地方，既然如此，费这么大功夫写语言是为了什么呢？
鸽女：我想用这个故事讲述人经受自己主体性时的无能为力嘛。那我想，语言——人表达自我的第一工具，就很适合来呈现这个问题。小行的部分主要讲的，是失去母语权、不得不后天学习和使用新语言、因而有很多的“说不出”而因此而起的脆弱与委屈，这也是越来越多的大家能够感受到的。但主体性的问题也不仅局限于此。章和千秋的故事在讨论人和自己的母语的关系。这种关系无限趋近于人和自己的关系，人在自己母语里感受到的无能为力，以及人有意识、无意识地遮掩、逃避、不用母语表达，对我而言这既是人对自我的不悦纳，但也是人到最后也逃不脱自己。
声音与歌
毓坤：那声音呢？比起“行文”，书中的声音更加属灵而让人跃跃欲试想要回应，哪怕徒劳。比如全书开头的 “神跳下悬崖，船离开家”。比如结尾的“尾巴之歌”。
谈谈声音吧，谈谈最初诞生的声音是怎样的？是有人把小岛歌唱给你听吗？
鸽女：哎呀，我好喜欢这个问题。如果一定要有一个现实世界的声音线索，是十几年前我在大学宿舍上网、听到琉球王庭乐曲《纱窗外》。我很喜欢它，一下记住了它。
起笔前的几年，我一直处于孤独的状态。而20年搬回南方前后，又因为当时特定的情况，经历了非常安静、疏离、“不寻常”的家乡和香港。那个春天我还在北方，开始失眠和进食紊乱，同时恶补医学史文献。有几个晚上我读Locating Medical History读得不知道是醒是梦，恍惚回到Rijksmuseum Boerhaave（荷兰莱顿的布尔哈夫博物馆，一座有重建的近代解剖学教室和若干标本、仪器馆藏的医学史和科学史博物馆），走在木地板上听到“咚咚”声、一呼一吸是潮湿的金属和药油味道，稍一清醒回来手机里的新闻和炸号哀嚎，稍一闭眼又重新走进解剖教室，我在来回的时空错乱里感受到自己的主体性越来越渺小。
夏天我搬进了学校宿舍，背后是薄扶林坟场，每晚都听到下山的野猪发出叫声、被野猪惊到的村狗反击狂吠。动物的声音让我觉得自己所处的宿舍格子间格外空旷。有些时候我睡到一半莫名其妙惊醒，好像被异世界的某种存在造访。那是安静、诡异的体验。所有这些体验都在我身体里发酵，直到恰好想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又想起来《纱窗外》。它很清冽，甚至有一种活泼，可以穿透我那些灰蒙蒙、过于庞大、似真似幻的回忆、想象、错觉。
毓坤：音乐很难写，你是怎么写的呢？
鸽女：音乐真的很难写啊！
我不擅长音乐。恰恰相反，我是那种即没有接受过音乐教育、也持续被人告知五音不全的人。就是在语言学习领域，我也明确知道自己听不出很多语言特有的元音，辨识不出很多声调语言的音调（这对于我现在所处的语言文化环境是很致命的硬伤）。所以我觉得实在是……很难说我有在写音乐吧，能写的只是音乐传递给我的时空和文化质感。
我很喜欢琉球传统音乐和冲绳民乐，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失眠的时候、包括写论文的时候都在来回地听。但是我听到了什么呢？我是不懂如何用音乐逻辑理解、分析我听到的声音的。我的脑子只是知道，哦，现在这个乐器的音质有把我带回那个时间、那个地方。换一个脉络的音乐，我大概可以想象着去到另一个地方/时间。
一个基本的语言逻辑是，如果听不到，就说/写不出。所以大概我并没有在写音乐，而只是特定时空与文化框架之下、特定人际关系与机遇遭逢之间的质感。小说引用到四种现实世界中有的音乐：琉球传统音乐，比如《纱窗外》、《太平歌》，代表中华朝贡体系情境，以及前现代社会的情感审美和价值体系；秋瑾的《勉女权歌》，代表革命和自由面向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华语社会，以及女性议题；天主教圣歌，全球化进程里成建制的基督宗教扩散，或者直白的“西方世界进入东方世界”，以及女性议题的另一个方向；还有只提到名字的日本和美国国歌，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现代战争、现代政治身份认同。它们的共存就是这个故事所处的情境：多层、多维度、多方向的世界线穿插交并，而人是其中渺小脆弱、认知局限、能力局限、选择机会局限的人。
著名的琉球园林识名园，图源：作者
人类学与历史
毓坤：这本书有些非常人类学的问题意识，比如文化断绝（cultural devastation, Lear 2006），比如仪式和身体如何展现暴力。要把这些写下来，除了想象力外也免不了做功课。与此同时，写琉球写二战写战后当然也少不了研读历史。
谈谈你是如何从查资料到写成书的吧？
鸽女：因为只是想写一个虚构的故事，所以在故事设计的阶段（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阶段），没有做文献检索。
写着写着，这个故事对我的生活重要性越来越高，同时我的想象也越来越不足够写出情节合理、情绪适切的文字，只好跑回书里找感觉、找办法，这时候就看了几本东亚地区的区域史、尤其是近现代史，一点关于天主教修女制度和修女生活的书，还有关于冲绳的民族志（Murray 2017; Nelson 2008）、冲绳地区的动植物资料（我在成稿之前没有去过冲绳，需要用动植物志来让自己对那个环境有些具身化的体验）。这个过程实在是没有什么方法论而言，随机随性随好奇（我想这是很“经典”的糟糕文献检索方式了，导师看到要抓狂的）。
毓坤：历史与人类学的相遇有时会让人绝望。比如二战中，被强迫玉碎的冲绳人一度被理解为菊与刀精神的代表。冲绳民众的集体自杀对美军冲击强烈，最终导致盟军不愿意直接登陆进攻日本本土。但一系列战后的调查和反思指出，所谓的集体自杀来自日军的胁迫（大江健三郎 2017）。
说说你是如何破除人类学和历史对写作的胁迫的吧。
鸽女：什么是历史呢？是写在历史书上的、未经刻意修改就不会变动的，还是发生过、发生着、要发生、以不可知和不确定为核心属性的体验？
历史是（必然要）过去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无法被改变。历史是被诠释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必然被每一个新的今天改变。如果一个人十几岁谈一场恋爱就死了，她/他是忠贞不渝。如果一个人被迫活九十岁，她/他要建立多少段关系、对多少人不忠，又要经历多少场社会价值观的变化、推翻他/她对忠诚的理解和践行？想要忠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所信奉，除了不活到明天、不让未知的明天改变自己今天的价值体系和知识范畴，是否还有别的方法呢？
因为我活着、还死不了，所以我就切身地感受到被历史必然的逼迫——我是非常害怕活到每一个明天的，因为每多新一天，发现过去的某一天做错了的机会就增加一分，而同时每过到新一天，旧的一天就更加遥远、更加无法被补偿。破除呢，我没有办法，只好把我的没有办法写下来。这让我想到最近很流行的《纯情蟑螂火辣辣》，人类打不过蟑螂，就把自己很惨的打不过唱出来、唱得尽量有意思一点，我觉得我也是这个思路（真的好惨啊，但我真的好喜欢那首歌啊）。
我学到的人类学首先是一门关于体验的学科。人活着是什么感觉，什么构建了人的感觉系统，让这个人感觉这件事是这样、让那个人感觉那件事是那样，人怎么影响对感官的构建系统，凡此等等。这个思路很大程度上统御了我的写作，我写角色活着的感觉、为什么他们有如此感觉、他们的行为在具体的社会结构和时间点上为自己招来了什么感觉。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完全没有想过要破除人类学对写作的影响。
抽象地想像一下，如果可以破除（我理解的）人类学对写作的胁迫，写一个没有lived experiences的故事，应该会很酷吧！
人类学教给我的另外一点，则是对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关切。我在重音社的采访里这样说：“十九、二十世纪这一场变革，是所谓的现代科学剿杀泛灵论与多主体性的过程。从这个时代开始，只有人才能有主体性，其他的一切都是静止、可以被随便奴役的客体。而人不能没有主体性——如果他觉得自己是完全献给神明的，别人起码要嘲笑他；人又只能有一个主体性，而且人与人的主体性一定是以身体为绝对区隔的——如果谁相信自己里面有两个或者多个‘我’，或者相信他的自己与别人的自己相连，他就是病了，病得很重，要被打针、灌药、捆缚、电击、切除脑白质。 所以我想，以‘有多少主体性’为切入点，能很好地传递现代与前现代的矛盾，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傲慢和暴力……故事里的女性角色比男性角色更愿意接纳前现代的主体认知，比如她们可以不出声——不打破身体区隔——就听到彼此、明白彼此，她们的主体性是互相可溶解的。尤其是千秋这个角色，虽然她接受了现代科学教育，却仍旧能够做到承认、尊重和悦纳另一种宇宙观。她所呈现的，并非居高临下的‘宽容’，而是主观真诚、客观真实的爱。”
这个萌物是琉球獅子，据说来自福建的风狮爷，图源：作者
缘起
毓坤：谈谈这本书的缘起吧，琉球距北京1850公里，离香港也有1435公里。二战结束于80年前，离冲绳更近的大江健三郎都曾说过“因为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冲绳只是作为概念存在，我无法把握它的实体”。你是如何最早构想这本书的故事，或者怎样“窥见”冲绳/琉球“的？
鸽女：关于起点，可能是因为讲过几次也写过几次，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难“回去”当时的一开始。今天在这个问题下面，我首先想起的是2013年去福州，在福州琉球墓园里一块碑一块碑地走过（福州是琉球对中国朝贡贸易的重要港口）。那个场景里，琉球是“家庭分离至死未有重逢”，是“岛屿死在陆地上”。
而之所以一定要在旅行中去看“琉球”遗存，是因为小时候听的相声。在刘宝瑞的《斗法》里，琉球被呈现为一个不自量力的蕞尔小邦，有看似花里胡哨实则纸老虎一戳就破的可笑法术。我推想，小时候听相声的自己应该不会对文化沙文主义有什么不适感，只是记住了“琉球”这个词，知道它遥远，就觉得放不下、越来越多对它的想象。
这种文化成见的另一头是确实遥远但有所牵挂的冲绳。小时候，家里每年都会收到日本绢人娃娃和挂历之类的礼物。很精美、很贵，家里人会用塑料纸包起来，怕我碰脏碰坏了。这些礼物是从冲绳寄来的，寄礼物的人是我爸的大学同学的妹妹。
我爸在大学里有个同专业同寝室的好朋友，他的妹妹也考学到北京、在另一间大学。这个阿姨在学校里认识了一位从日本冲绳来中国学针灸的叔叔，当时在她们学校补习中文。两个人结了婚，完成学业后回去冲绳。在我爸一次又一次地讲述里，“回去冲绳”十分遥远。那时候没有北京直飞的航线，又要省钱，所以先是北京坐火车到上海，然后上海坐飞机到东京，东京坐船到那霸。他们家不在冲绳本岛，还要再从那霸坐船向西，好几天才能到。这个阿姨生的小孩得了慢性中耳炎，到那霸也看不好、到东京也看不好。她没有办法，写信回家求助，三问四问，居然从我爸问到我外婆，我外婆给了他们一个偏方，治好了这个小孩。作为答谢，这家阿姨叔叔就每年给我们寄礼物。我不知道冲绳在哪，只知道家里人跟我说，以后不要嫁得太远，万一你的小孩有什么病，我们没法保证再给你问到一个偏方。我也不知道冲绳和日本到底是什么关系，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一个冲绳的家庭每年选的礼物都是东京样式？
等到能问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差不多开始写这个故事了。
先写后遇
毓坤：谈谈你最近一次和琉球的相遇吧，那是在首里城大火之后吗？这次旅行点燃、抢救或者修复了什么吗？也谈谈这种先写后遇的感觉吧。
鸽女：2016年，我刚刚交完最后一份课程作业，听着窗外街上的游行声，刷到了首里城大火的新闻。我现在还记着自己当时感觉的强度，但已经不确定它的质感、无法描述出。大概是很难过吧。
2024年冬天，小说定稿送印之后，我第一次到冲绳旅行。降落在那霸，我发现自己随便预订的酒店就在原来的久米村（琉球华人居地）附近、马路对面就是福州园和孔庙。怎么说呢，可能是有点缘分？第二天去了首里城和玉陵，爬山走过很多民宅和穿插其间的墓园、甚至遇到第一尚氏王朝尚德王的坟冢。当时我觉得，哎呀这里一定风水好好，王朝更迭时代变迁，还是活人死人都喜欢住在这儿。
首里城的正殿还在修复中。不知道是不是中华朝贡体系里的宫殿都有这个习惯，用动物的名称来命名宫殿的不同部分——鳞、爪、眼、尾等等。罩在玻璃罩里的宫殿好像一只正在看兽医的超大型橘猫（因为瓦片是偏深橘红色的），动也不能动、缩又没的缩，可怜又可爱。
“罩在玻璃罩里的宫殿好像一只正在看兽医的超大型橘猫”，图源：作者
在首里城山上看到远处的市镇和海洋，在宫墙脚遇到枯死又萌发新芽的榕树（我的小说里有虚构这个情节），都让我感觉到Déjà vu。但我又不想说，我和这个地方真的有什么链接。毕竟我从小听到很多事情，毕竟我们在信息时代里总是不经意地接触到很多东西。未必是什么命中注定，可能只是我之前遇到过、学到过，而又恰好忘了具体的由来。有点Déjà vu的好处是让我觉得《小岛歌》没有编得太离谱、太可笑，这对我来说很足够了。而旅行里切身的体感又成了写新故事的动力，这也是很好很好——旅行帮我代谢掉了不少枯竭感。《小岛歌》我酝酿了十几年，那我现在的主要任务可能就是活到下一个十多年，别崩溃，然后再写下一个故事。
如何跳下悬崖
毓坤：同样和主流冲绳视角聚焦在冷战的逼仄不同，这本书写的是热战的角落，到此为止，人的流动和离散多少还算熟悉，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小说中展现出的情感流动，不断冲击国族叙事的那种流动。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马龙白兰度主演的关于在冲绳美军的喜剧《秋月茶室》，试图以幽默感来讽刺美军，左翼视角更熟悉的则是控诉和抗争。但这些线头的终点大概是这本书的起点吧。比如书中不断引用的《征怨》（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 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看起来是大家熟悉的唐朝边塞诗，但其中的气象并不如高岑那般壮丽清晰，而是巨浪后的困顿和怨怒。比如章对小行假以“大义”的施暴，对这种“大义”的拒绝是这本书的动力，但即便是千秋，什么程度上可以理解小行去学琴，去给日本人唱歌，去把自己的命运再次交给已经跳下悬崖的神？
讲讲吧，书中你最想描述的那种情感是什么？从哪里跳下？要去往何处去？
鸽女：真的蛮难的，我是说，我写的时候真的没有构想、分析这么多，只是随着对情境的想象和感觉写出来。尤其是“神跳下悬崖，船离开家”这句话，它只是在某一天恰好来到我里面，在我的大脑皮层上发出声音、被我听到，我就写下来。你问我它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解释，可能要问神明自己吧。
最想描写的，是真诚、舒然，不会觉得尴尬、不堪、羞耻的亲密感情。在这个维度上，千秋和小行是我能想象到的最好的partnership，不论这段关系里有多少束缚、自私、有意或无意的伤害传递。如果询问这段关系里的两个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她们自己恐怕也没有答案。从千秋的角度出发，她不放心让小行一个人出门学琴、不认可小行去做敌对国的歌女，也非常不想帮小行挑战神明权威——这意味着要失去她了。但是千秋还是会允许小行出门、在出事后照顾她，并帮她完成最后心愿。同样，小行也在她的认知范围之内为千秋做出了这类事情。越过自己的主体性，接纳对方想要做的事情，帮助完成对方想要做的事情，这是爱吗，这是好的爱吗？我并不敢回答这个问题，但这是我感受到的她们。
（最近也有朋友和我讨论到千秋的阴暗面。从某些角度思考，阴暗确实存在、甚至可以说强烈。不过这里我想还是不要剧透太多、结论太多、留待大家感受。）
同时，也想写出这种感情的反面，章和千秋的感情就是不论如何都很别扭。千秋可以在小行面前做她自己、如她所愿地称呼自己为“姐姐”，但是在面对章的时候则尴尬到不知道怎么摆放自己的眼神。同样地，章也不知道怎么和她互动，到后来甚至发展到了无法用“你”来叫她、而只能用职业称呼（当面叫她“程千秋护士”）来互动的情况。他们的关系里频繁出现判断、出现应该如何又做不到如何。我对这种尴尬和艰涩没有理论化的理解，只是一直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它、为它所苦，所以就非常想要把它写出来。
神明到底为什么要跳下悬崖呢？我猜测，这是对我经历的太多的突发暴力的抽象（又似乎很具体的）映现。我经常能在安静的独处里回想起某个人大声叫喊我的名字，告诉我我在不经意间做了什么在她/他眼里非常糟糕的错事，或者某个人突然通知我，我正在好好准备的事情被她/他决定完全不可以继续了，我正在如常感受到的自己全盘错误、必须受到惩罚或处置。除了切身经历，我也记得、能感受到很多其他人遭受到的类似、以及更严重的情况——历史暴力突然刺入在呼吸、在思考、在感受现在、在憧憬未来的人的身体里面的感觉。跳下去，既是暴力的发生，也是遭受暴力的一方的反应——你入侵我，那么好了，我不继续了，你随便吧，我是这样一个态度。不合谋也不反抗，不继续了。不过故事里也不是人人如此，那些热爱活着、想要活得长、活得好的人，有在合谋的、有在反抗的、也有在妥协的、在修正的，等等等等。大家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吧。
选读
毓坤：也给我们选读一段吧！
鸽女：你好喔，故事的作者，
姐姐告诉我，你写了我们的故事。为什么你想写它呀？写故事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吗？希望你觉得有趣。
姐姐和我决定给你写信，因为我们想问一点问题。姐姐讲她不喜欢写信，所以就由我来写了。这是我第一次写信、第一个和一个叫“作者”的人讲话，感觉很奇怪，我的尾巴痒痒的，耳朵也是。
……
星星穿过我们的身体，流水穿过我们的身体，这里很安静，我们可以一直唱歌，除了歌，谁也听不到我们。我问姐姐想不想要留下来。
妈说人是没法留下来的，除非他们的灵魂放弃身体，又有神明愿意收留他们。
姐姐小小声贴在我耳朵边讲，放弃很简单，但“想要”很难。她想要的事情总也不能如她所想的发生，所以她觉得好累、也好荒唐。也许去到那个结尾之后什么也没有的世界就不会这么累、这么荒唐了，那里的那位神明会让她休息。
可是她又哭了。
我问她去了那个世界是不是就不会难过也不用哭了，如果那样的话我和妈可以送她过去，希望她不用再走三十年那么远的路，或者起码在路上不太孤独，因为她没法变得比头巾更白了。她一直哭，我用尾巴帮她擦眼泪，眼泪从尾巴湿到我的下巴、再湿到耳朵尖上。也许她不想去的其实。
我问妈愿不愿意收留她，妈说她已经有我了。我又问她是怎么有我的，她说有一天她想生一个蛋，于是她就生了一个蛋，我在蛋里。也许你也可以生一个蛋，妈说，让她到你的蛋里来。
我可以生一个浅蓝色的蛋，或者白色的，姐姐喜欢白色。从蛋里出来，她就是我的小孩了。我们两个都有尾巴，我们每天都抱着、贴在一起睡觉、让同一缕风穿过我们的身体。
但姐姐还是做不到“想要”，她讲她能够想要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来这里和我们告别。她太累了，她希望在那个时间是一条线、有一位神明的世界里，再也不用她想要任何事情。
可是已经很累的她哭得越来越大声了，我从没听她发出过那么大的声音，大到这里所有的歌都听到她了，她在歌里一块骨头一块骨头、一根血管一根血管地哭。
她哭着讲，也许我们可以问一下你。如果你想要姐姐留下来，我就生一个蛋，让姐姐到蛋里去，再从蛋里孵出来，我们就一直一直待在一起了。
姐姐已经上来过两次了，这次是第三次，只要她想，或者你想，她就可以留下的，对吧？
浅蓝色或者白色的蛋可以吗？如果你喜欢别的颜色也可以的，我可以生一只别的颜色的蛋。我想要蛋很圆很大，这样姐姐待在里面的时候会很舒服。不过如果你想要别的形状或者大小，我们也是可以的，只要灵魂能待在里面就好了，嗯。
就是这件事了。谢谢你写我们的故事，希望你觉得它有趣，没有像我们这样难过。
不过万一难过了也没关系的，你可以用我的尾巴擦眼泪，你能抓到我的尾巴吧？希望你能。
我们在这里没有名字，但是姐姐讲写信一定要署名，这样才能收到回信。我们决定写上你给我们取的名字。
祝你听到歌声，如歌声听到你。
程小行，程千秋
月亮滑向太阳的一天
玉陵，即琉球第二尚氏王朝的王家陵墓，图源：作者
又问到了我，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请帮帮我。
余音
毓坤：有什么想问我和其他读者的吗？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吗？
鸽女：写小说的第一年，我来回读了几次《医者的故事》（The Healer’s Tale），很喜欢问自己：已知抗生素才能治疗细菌感染，那么我们能把抗生素发明前的医生都判定为做错了、应该被刨出来重新枪毙一遍吗？已知我们很可能在今后觉得现在的做法是错的，那我们应该停止尝试和创造新实践、构建新未来、从而招致对现在和过往的必然否定吗？已知人类在任何时间都会面临无法解决的问题和痛苦，我们能把新生命生出来、把无辜的它们抛进我们明确知道自己无能为力的世界里吗？
活着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人的认知能力、创造能力、解决/挽回能力，远远小于感受能力。人能知道很多事情做得不对、做得不好，或者自己不喜欢，但是人没办法把它们消失或者改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如果人能在思考好这个问题之后才去选择开启新行动、创造新未来、乃至于创造新生命，也许是更向善的吧。
没有一个生命是脆弱的，如果你知道它必然被迫经历多少残忍的话。
没有一个生命活该必须经历生命本身的残忍。
受访作者
天涯鸽女，人类学半途选手，和恐惧缠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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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大江健三郎. 2017. 《冲绳札记》, 陈言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孙歌. 2020. 《从那霸到上海：在临界状态中生活》.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Huisman, F., & Warner, J. H. eds. 2004. Locating Medical History: The Stories and their Meaning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Kaufman, S. R. 1993. The Healer’s Tale: Transforming Medicine and Culture.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Lear, J.. 2006. Radical Hope: Ethics in the Face of Cultural Devas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tsumura, W. 2015. The Limits of Okinawa: Japanese Capitalism, Living Labor, and Theorizations of Commun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
Murray, A. E. 2017. Footprints in Paradise: Ecotourism, local knowledge, and nature therapies in Okinawa. Berghahn Books.
Nelson, C. 2008. Dancing with the Dead: Memory, Performance, and Everyday Life in Postwar Okinawa. Duk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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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04 12:58:09
何为“义”？我们如何理解自己和所在群落所经历的公平和冤屈？义是否有高低，它如何在情与法之间获得平衡？本文作者Xuting就这些思考，带读者进入李海燕2023年出版的《一定的正义：中国法律想象的生态学（A Certain Justice: Toward an Ecology of the Chinese Legal Imagination）》。
讨论正义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自成脉络，对于当下面对时代巨浪、试图创造变化的人们也依旧重要。结绳志在过去的几年发布的文章里，涉及了不同行动者和学术关注的领域。巴勒斯坦战乱中的女性与聋人社群，原住民报道背后的知识正义，亦或是困在算法系统中为生计和劳动价值维权的骑手，都代表着不同境况里的人们对于正义的理解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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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Xuting
编录 / 蓝熊
当澳大利亚学者德莉娅·林（Delia Lin）为论文集《正义：中国经验》（Justice: the China experience）撰文时，她呼吁英文学术界在讨论这个话题前，先留意“justice”一词在中文语境里的多义性。她写道，“每当我们要谈论中国的‘justice’问题，我们就立刻被困在语言与哲学的巴别塔里。在中文里，有许多词汇可以表达‘justice’和‘injustice’，例如：义、不义、正义、公义、公、公正、公平、冤和屈。”德莉娅·林指出，“义”与“公”处在两个不同的正义层次，也可被分别称为“高义”（high justice）和“低义”（low justice）。“义”指的是圣贤君子高于生命利益的道德准则，如儒家经典中的“舍生取义”、“义利之辨”，而“公”则更接近今天的司法公正性，强调处理民间纠纷时“不偏不倚”（impartial）、“秉公执法”。德莉娅·林认为在儒法传统中，当“义”与“公”相悖时，对“义”的追求总能压过“公”，也即“高义”胜过“低义”。
“义胜于公”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并不罕见。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李海燕注意到，在关汉卿谱写的元杂剧《包侍制三勘蝴蝶梦》里，包拯就遇到了一个“义”与“公”冲突的命案：王家三个儿子为父报仇，过失杀了恶霸葛彪。王母向包公求情，愿拿亲生儿子抵罪偿命，宽恕王父前妻所生的两个儿子。听了王母一席话，包拯动了恻隐之心，于是拿一个叫赵顽驴的盗贼抵命。最终母子团圆，王母还被加封为贤德夫人。从“低义”的角度看，包公的判案绝对称得上“不公”，还搭上了一个无辜者的性命。然而从“高义”上看，包拯却捍卫了儒家人情伦理，令读者横亘心头的道德重压得以释放。
“高义”与“低义”、“情”与“法”的对峙构成了中国古典断案故事的基本矛盾。然而对比来看，构成西方法律文学基本戏剧冲突的另一对矛盾——“法庭真相”（courtroom truth）和“实质真相”（real truth）——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却不见踪影。法律史学者黄宗智（Philip Huang）写道，“现代西方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法庭只能依据在法定程序下证明的事实来做出判决。因为，那是在人为的制度下所可能做到的极限，而‘绝对的真实’则只有‘上帝’才能知晓……中国古代法律长期以来都一直拒绝程序主义，而认为调解人和法官是能够并掌握实质真实的。”读者也无法忍受悬而未决的法庭事实，要的是“真相大白”，最好嫌犯自己“认罪伏诛”。如果说“法庭真相”与“实质真相”构成了基于法庭边界内与外的“水平结构”（horizontal），那么“高义”与“低义”则形成了特殊的垂直结构（vertical）。基于德莉娅·林、黄宗智等学者对中西方法律的比较研究，李海燕教授在其由芝大出版社发行的新著《一定的正义：中国法律想象的生态学》（A Certain Justice: Toward an Ecology of the Chinese Legal Imagin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译注：原文标题“A Certain Justice”一语双关，既有“必然得到的正义”，又有“只能得到某一部分但不确定”的暧昧性。因此，笔者将书名暂译为《一定的正义》，用“一定”的多义性（“必定”和“一定程度上”）翻译“certain”。】中，将这一跨文化比较延展至中国现代史与当代文学影视领域，并指出“高义胜过低义”的文化逻辑仍弥漫于中国人的有关法律的想象之中。
在第一章《高义》中，比较文学出身的李海燕将目光转向了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侦探题材与谍战类型在中国文化史的此消彼长。除了在二十世纪初作为舶来品的短暂兴盛，侦探小说长期在中国被边缘化，长久以来让位于谍战类型（spy thriller）。不管是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永不消逝的电波》，还是民间流行的小说手抄本，潜伏下来的外部敌人取代了普通罪犯（common criminals），正面的战场冲突转向了地下。正如文学史家金介甫（Jeffrey Kinkley）所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大陆的虚构作品和新闻报道不再关心关于普通公民（ordinary citizens）的犯罪。当代中国法律史也可佐证这一观点：直至一九七九年，新中国才颁布了第一部成体系的刑法典，而不再以政策判定违法行为。
法国社会学家波坦斯基（Boltanski）认为，侦探小说的兴起是与自由资本主义法治国家的发展同步进行的。悬疑题材假定了一个基本和平的社会现实，现实之下是人们错综复杂的动机（motives），而犯罪行为是对这一现实的短暂干扰。侦探小说必须怀疑所有出场人物（casting everyone under suspicion），这种基于犯罪可能性的“人人平等”（equality with respect to crime）也可以被看作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的延伸。而谍战题材往往两大阵营敌我分明，在战争对立状态下，人们的内心情感被恐惧主导，行为动机也十分简单，无需分析社会内部彼此交织的道德动机。
然而，真正令当代文化学者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谍战这一冷战题材又在近些年重生并广受欢迎？戴锦华将这一现象置于全球化语境，认为后冷战时期复杂的身份认同问题催生了《色戒》中王佳芝的忠诚与背叛、《风声》里日伪、军统与地下党的多重身份标注、《谍影重重》里“我是谁”的不断追问。李海燕则将中国式谍战题材（例如后文将提到的麦家小说《暗算》）与詹姆斯·邦德系列进行了对比：詹姆斯·邦德式的皇家特工往往单枪匹马闯入敌营，少不了和亦敌亦友的“邦女郎”有一番情感纠葛。早期谍战片以冷战阵营划分敌我，而后冷战时期谍战题材将敌人设置于深层政府内部（deep state），最终邦德式主人公以个人英雄式的英勇行为打败坏人，捍卫自由——这种诉诸个人智力和武力的解决方式，也可以被看作是“低义”（low justice）在个人维度的伸张。而《暗算》里的主人公安在天，永远坚忍沉着，不为任何情感波澜所动（imperturbably stoic and asexual）。我们不仅看不到安在天个人的打斗场面，甚至连敌人都没有具体面目：特别单位701面对的是看不见的无线电码，和只能抽象理解的复杂的数学解密谜题。
《暗算》中有两个人物和永远理性、镇静的安在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是盲人阿炳（电视剧中由王宝强饰演），他天赋异禀，能靠一双耳朵捕捉到无线电敌台，被安在天从乡间发掘后履立奇功。然而阿炳有智力和生理上的缺陷，在立功被嘉奖和护士林小芳成婚后，他从婴儿的啼哭中悲愤地发现自己的孩子并不是亲生的，最后自杀身亡。而在另一章《看风》中，安在天遇到了天才归国数学家、冯·诺伊曼的学生黄依依。她在701成功破解了“光密”，却无法得到安在天的爱。安在天可以做她的父亲、兄长、朋友、拯救者，但唯独不能和她成为伴侣。单恋无果的黄依依苦闷之下和同单位的有妇之夫出轨，最后被其妻子设计害死。一个传奇女数学家最后头部受重伤，悄无声息地倒在了一个厕所隔间。在电视剧版《暗算》中，导演柳云龙还更改了黄依依的结局，让她受伤后变成了植物人，被安在天照顾后半生。
尽管大部分读者会将阿炳和黄依依视作令人惋惜的、有缺陷的天才（gifted but defective），李海燕却直言：阿炳和黄依依的人物塑造本身就带有性别和身体歧视性（cast in a blatantly ableist and sexist mold respectively）。“阿炳超自然的听力被搭配上智力缺陷和性功能障碍。黄依依的身体需求则接近病态程度，她似乎必须要有一种缺陷，才得能削弱她的拔群智力。黄依依更像是一个需要被保护和照料的儿童，而不是一个有自己尊严的成熟女人。”
如果说本就有“缺陷”的阿炳和黄依依是被动地卷入了破译事业从而发生了悲剧，读者又是如何在黑暗与不安中找到整个故事的道德锚定（moral gravity）？李海燕认为，“机密”就是《暗算》神圣且不容置疑的道德重心。她引用哲学家西西拉·包克（Sissela Bok）的“帝国机密”（arcana imperii）概念解释“秘密”在现代政治中的地位。包克指出，“保密”实际上将原属于宗教机构的神圣光环（aura of sacredness）移到了世俗机构上。机密本身即是神圣的。因此，在一个充满伦理困境的故事中，当阿炳和黄依依置身于秘密的黑暗之中，他们的坎坷命运就有了为高义悲怆“牺牲”的合理性。李海燕写到，在这个“高义”故事里，被引发的情感是“近乎宗教般的虔诚、敬畏、恐惧和赋魅（enchantment）”。安在天（特别是在电视剧版中看护黄依依的形象）又何尝不类似一个放弃了爱与自主性（renouncing love and autonomy）的牧师？
草根行动的道德路径
在第二章探讨底层正义的《低义》中，李海燕对文牧野执导的电影《我不是药神》进行了文本细读。主人公程勇原本是一名印度神油商人，由于种种经济和家庭上的困难，开始做起了印度仿制药走私贩售的生意，这也缓解了不少无力担负高价正版药的白血病患者的生存压力。深知走私犯法危险性的程勇一度将业务转手，但接手的商人哄抬药价，和不肯接受提价的病患产生纠纷导致被查。后来程勇得知，最初请求程勇从印度带药的病人已因经济负担自杀，而还有一大批病患正因缺药而等死。这一次，程勇并不是为了收益，而是出于道德义务决定再度出山，但最后还是被逮捕入狱。正如片中庭审程勇时的台词所说，“程勇的主观意愿是救人，而非盈利。”
不同于偷窃、纵火等明显有悖于社会道德的恶意犯罪，仿制药走私是一种法定罪（malum prohibitum），也就是仅凭法规才构成非法行为，这也为《我不是药神》提供了暧昧的道德语境。类似盗版、医疗旅游（medical tourism），经济拮据的社会底层民众通过“非法”（illicit）手段避开由跨国资本主义以知识产权名义搭建的复杂法律法规。如果遵循法规本身，那么三四万一瓶的药才是真药，程勇卖的则是未经瑞士制药公司授权的“假药”。而在《我不是药神》中经典一幕里，一个白血病患老妇质问，“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你们非说它是假药，药假不假我们能不知道吗？谁家能不遇上个病人，你就能保证你一辈子不生病吗？”最终，在电影结尾的字幕里，我们得知进口药物管理条例的修订最终使得病患负担得起药费，灰色地带的行为因法律改变而合法，程勇的人物原型也得到了减刑。
不同于《暗算》里对命运无法反抗、无声逝去的阿炳和黄依依，《我不是药神》里形形色色的底层行动者组成了一个共谋的道德社群。李海燕注意到“脸”在电影中的象征意义，“最初，程勇对戴着口罩、向他买药的病患感到不适，时常抱怨他总和看不清脸的人做生意……直到电影后半段，程勇才意识到口罩代表着对彼此的确认和团结。在电影的最后一幕，我们随着程勇的视线，从警车的车窗向外望去。当他和路两旁紧紧拥挤在一起的旁观病患目光交接对视，他们一个个在沉默中短暂地拉下了口罩又拉了回去，似乎在向他片刻致意。就这样，一个持续着的、无声的道德社群诞生了。对程勇来说，道路两旁的人们不再是病患或顾客，彼此不同的个体因为共同地对他的谢意与歉意（debt of gratitude）被凝聚在了一起。”不同于上达天听、寻求“高义”的传统法律想象，《我不是药神》提供了一个草根行动的道德路径，重新思考法律如何与人民利益形成张力并自我修复。
熟悉李海燕教授前作《心灵革命》（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1950）和《陌生人与中国道德想象》（The Stranger and the Chinese Moral Imagination）的读者或许可以预测到，《一定的正义》也同样充满着丰富的哲学思辨、细致的文本分析和跳跃的比较视角，碍于本文篇幅只能粗略介绍。在第三章《转型正义》里，李海燕援引梅尔亨里希（Meierhenrich）、佩达斯（Pendas）、施克莱（Shklar）等人的政治审判理论，分析转型时期原本作为明辨个人对错的“低义”（righting individual wrongs）如何被历史的“高义”所含摄。第四章《例外正义》则将法律与道德的悖论延展至“战俘特赦”的历史。在地缘战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后疫情时代，阅读这两个章节会给读者带来特别的现实意义。此外，第五章《诗性正义》和第六章《多物种正义》还讨论了中国当代魔幻现实主义和生态文学，特别注意到八零后作家马伯庸的小说《草原动物园》。但正如康豹（Paul R. Katz）的书评指出的那样，这两个章节和前文的“高义”与“低义”似乎关联并不明显。而在整部著作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低义”（low justice）的概念在不断变化，有时泛指独立于道德范畴的司法领域，有时特指底层社会在灰色地带争取利益的手段，有时又指涉个人基于道德观的抉择——这些多变的语境也令“高义与低义”的讨论变得有些散漫与笼统。
尽管如此，“高义胜过低义”的垂直结构仍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法律文化提供了意识化的分析工具。笔者在阅读《一定的正义》时想起了二零二一年爆红的一部网剧《御赐小仵作》。在这部被誉为大陆第一部表现“程序正义”的古装职业剧里，主人公楚楚是一个出身仵作世家、身怀绝技的女仵作。她协助掌管大唐三法司、智力过人的安郡王连破奇案。仵作（forensic science）将对证据和程序的重视带入了流行古装律政剧，再算上楚楚女性身份的加持，可谓“低义”的难得展现。但随着剧情推展，《御赐小仵作》又落入了宦官专权、前朝逆党等古装断案剧窠臼中，“高义”再一次盖住了“低义”，而片名中的“御赐”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楚楚独立性的努力，仍然将唐宣宗的赐婚与仵作许可视为最高目标。而在现实生活中，原属于“低义”范畴的刑事案件一再热度飙升至全国关注的“高义”领域，也表明了这一垂直结构仍广泛植于人心，每一桩小案都有可能附加着巨大的社会成本。
透过文本的辨析，《一定的正义》从法律、道德和传统的无意识里勾勒出了有别于西方法律的垂直结构的轮廓。络德睦（Teemu Ruskola）在《法律与文学》（Law & Literature）上评价道，这是一部“丰富且具有生成性的著作”，读者可以从具体章节中获得启发，去思考高与低之外正义的可能。
2025-09-17 18:17:13
· 编者按 ·
The Higher Education Self-Study Exam (commonly abbreviated as zikao) is China’s largest exam outside the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 (gaokao). In 2024, it recorded 5.38 million exam sittings nationwide. This size surpasses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took the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 (kaoyan) or the civil-service recruitment exam (kaogong), roughly 40% of the gaokao cohort.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简称自考）是中国高考之外最大的考试，2024年全国共有538.48万人次报考，超过考研和考公，是高考人数的四成。
Zikao is known as a “university without walls,” designed to give people outside full-time college a path to an accredited higher education degree. Since its inception in the 1980s, it initially served returning sent-down youth (zhiqing), the urban “educated youth” who were dispatched to the countrysid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later returned to the cities. Another large share of historical zikao participants were cadres within the state system, from Party and government organs to public institutions. Today, the core population has shifted downward.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the backbone of zikao takers is young female migrant workers from rural parts of China who left school early to work in the economically advanced coastal cities. They study for five or six years in the cracks between wage labor and childcare, only to see their efforts wiped out when entire majors are suddenly discontinued this year.
自考被称为“没有围墙的大学”，旨在给全日制高等教育墙外的大众提升学历的机会。80年代创立以来，自考服务过返乡知青，体制内干部。如今，自考的主体人群已经下沉。在珠三角，自考的主力是辍学打工的女性。在打工、育儿的夹缝中付出五六年的时光备考，她们的努力却因为专业的突然停考而付之东流。
This essay tells the zikao stories of these working girls. It is not a tale of tests and win–loss. Zikao is not the meritocratic scene of “sitting up straight and scribbling furiously”. If anything, the answer sheet of their lives redefines both the “self” and the “exam.” You will read how, after dropping out, they restart life by studying in the gaps of wage work; how they study in secret when support is scarce; how they persist under the compression of being “prisoners of time”; how they shoulder motherhood to secure schooling opportunity for their children in the city, as well as a foothold in post-birth employment for themselves; and how, even when policy leaves them behind, they still make one last stand.
这篇文章讲述了这些打工女孩的自考经历，可这并不是一个关于考试和成败的故事。因为“自考”并非优绩主义下的“端身正坐、奋笔疾书”——倒不如说她们这份生命的答卷重新定义了“自”和“考”。你将读到：辍学后，她们如何靠打工缝隙里的学习重启人生；在缺少周遭支持时“隐秘备考”；在“时间囚徒”的压缩里坚持；肩负母职为孩子争学位，也为自己争育后就业的机会；即便被政策落下，仍不放弃最后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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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Yukun Zeng
编辑 / 熊阿姨、Wei、子皓、Emma
奇怪的考试
“我不太了解自考，但过渡期三年你都考不完那有什么办法呢?”
菜菜把自己遭遇自考停考的经历放在网上，常遇到这样的嘲讽。
那是一封致广东省自考班的联合公开信【1】，里面记录着她和另几位考生的经历：辍学、打工、带娃之余，力图通过自考来改变命运。横跨疫情考了五六年，他们报考的专业却惨遭腰斩，今年4月之后再考无期。菜菜写到，自考的“这六年，我像推⽯上⼭的西西弗斯。如今⽯头滚落⼭脚，可我连重新推它的资格都被剥夺”。
自考的全称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这一80年代开始的考试制度被称为“没有围墙的大学”，旨在给高等教育“墙外”的大众提升学历的机会。考生无需入学门槛即可报名，按专业考试计划通过十余门（含实践/论文等）课程后，由省级自考委与主考院校联合颁发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2】。
2022年6月，广东省考试院在官网挂出一则停考通知：23个自考专业要“收口”，其中专科7个、本科16个，像汉语言文学、采购管理、服装与服饰设计都在列。文件给了一个近三年的过渡期，最后一次考期是2025年4月。
这次背水一战中，大批像菜菜这样的自考考生仍旧 “折戟”，此后再无考期，意味着数年的付出付诸东流。
在许多人眼中，这听起来又是一个“考不过活该”的故事。“自考本身就比高考简单，还过不了？” 这是另一条给自考停考考生的冷嘲。
在一个几乎人人有考试经验的社会里，考试的成败往往被换算为能力和努力，这是优绩主义的公式。考生是被考的样品，检测前可以一段时间在名为“备考”的小笼里苦练，努力提升自己待测的素质。这一小笼最常见的材质是全日制学校，其中的经纬是校园和教室，是老师定期的任务派发，和每天标准化的时间分割，还有竞争和互啄的心态。高考则是笼子的终极形式，是用来理解其他所有的考试的基准。
可自考和这一“端身正坐、奋笔疾书”的经验完全不同。
首先，自考的题目并不容易。以这次背水一战中拦住许多人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为例，考查范围横跨宋至晚清，诗、词、文、赋一个不落；命题细而刁，即便中文系本科也不敢说轻松。比如：“周邦彦《六丑（正单衣试酒）》描写的花卉是什么？”、“简述王沂孙《齐天乐》（一襟余恨宫魂断）的用典特色。”【3】 这类题既要识记也要理解。想得分，离不开精读和背诵，再配合视频串讲与历年真题的反复回看。而这些学习，对于这批打工自考生而言，多半只能发生在通勤路上、午休夹缝里、哄睡孩子后的深夜。
2022年10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试题截图【4】
其次，自考没有真正意义的“学校”概念。没有校园，没有同学，没有班级，没有教室，没有作业和课程也没有被指定来学习的时空，没有交流的师友，乃至传递学习讯息的媒介环境。广东考试院的停考通知最早发在省考试院的网站上，同期也在考试院的微信公众号上同步，但考生并没有接到短信或电话通知，也并没有班主任或者辅导员来确保考生收到这一信息。很多人是隔了很久，才通过偶然的口口相传，知晓了那则停考通知。
茉莉是一名汉语言文学专科的自考考生。直到2023年才在小红书上刷到停考信息。此时她已经考了三年，蜗居在深圳的城中村里，在育儿和零工间奔走，只有孩子入睡后，可以刷刷备考视频，再顺便刷到考试相关的信息。
同样备考汉语言文学专科的小丽，她听说的都是自考可以慢慢考，没有时间限制，什么时候考完什么时候拿毕业证，从没有听说过自考会停考。小红书上刷到停考信息后，小丽询问其他考生，发现大家都处在类似的迷雾里，连最后一次考试是25年4月还是25年10月都不确定。小丽甚至登陆了考试院官网，也没从琳琅满目的通知中找到相关文件。
另一位考了五年的考生思平现在还对这种“暗中摸考”的信息状态愤愤不平。她直到今年才看到停考的相关信息。她描述自考“老考生”的状态：考过几个考期之后，大家反倒只会注意开考这样常规的通知，对停考这样违背自考认知的信息毫无想象。思平打了个比方，这就好比“广东人从不会像日本人一样，去随时关注地震的新闻”。
野生、模糊、偶有“地震”、常在暗墙里兜圈子的考试信息生态，是笼外世界的一个侧影。
但这一听起来如此奇怪而模糊的考试形式，自1983年全面推广以来已有超过40年的历史。现在依然有报考热度——2024年全国共有538.48万人次报考【5】，相当于当年全国高考人数的四成。
这个规模比起90年代动辄上千万的报考人数有所下降，可值得注意的是珠三角这样的打工族聚集地，自考人数却不降反升【6】。广东自考近年来的报考人数一直在百万上下，单广州市，2024年的报考人数就超过了9万人。
这批受广东自考停考波及的考生，女生居多。在一个近百人的停考互助群里，女生接近八成，其中许多都有辍学打工的经历。她们是中学辍学的农村女孩，珠三角的二代打工者，为孩子落户与入学奔忙的宝妈。每一种身份都无法放入“完美备考者”的笼子里。交流中，考生们不太比拼成绩。对她们而言，自考已经溢出了优绩主义的笼子，它更像是重写自身成长的答卷。
为自己做主
许多人都纳闷：高材生都找不到工作，自考还有什么用？
但自考对辍学打工的女孩们意义非凡。在底层的劳动力市场中，自考依旧是有用的敲门砖。
更重要的是，自考是她们重新规划人生的关键一步。在此前的生命中，她们因为种种原因辍学。辍学之后，比起男生能更多得到家里的支持，女生得自己想办法为自己的人生做主。
27岁的小丽已经在底层劳动力市场打拼多年：卖场店员、电商里打下手、蔬菜公司做办公室文员。这些工作都是靠亲戚朋友牵线的，因为她只有初中学历——作为潮汕地区的家中长女，早早辍学去打工赚钱，是她和很多同龄人的常见遭遇。
刚工作的几年里，小丽常在梦里回到校园。每逢九月开学新闻铺天盖地，她都格外难过。
年复一年的打工生活里，学校从梦里退场，学历焦虑越来越真切。前年结婚后她为了和对象相聚而回到深圳，重新投简历找工作找了三个月，发现大多数岗位的第一道门槛就是“专科及以上”。最后还是通过介绍，进了一家电商公司当助理。
2021年，她在小红书刷到自考信息，立刻报名了汉语言文学专科的自考。对她来说，自考是圆梦，并不是高蹈的“逆天改命”，而是让自己从亲缘网络里解绑、在公开招聘里获得同等起跑线的第一步。
与小丽一样，阿霞也报了汉语言文学专科的自考。她说，十几岁那次离开课堂是赌气，而这一次，是把错位的人生慢慢掰回正轨。她是河南农村的留守儿童，中考考进县一中，但成绩并不拔尖；在紧绷的家计面前，她承受着“读下去也不过上个三本，既贵又不值”的压力，干脆一咬牙不读了。
阿霞跟着表姐南下广东，到了东莞大朗，正好遇上一家房产中介招人，就成了一名中介。她坦承：“那时的人生，完全没有规划。”
阿霞有日常浏览各类招聘信息的习惯，为了找更好的工作，她花了三年拿到了函授大专的学历。可到2020年，网上关于“学历断层”的讨论让她起了疑问：函授够不够“硬”？还能不能接本科？讨论里，自考被反复提到“含金量更高”。阿霞决定再来一次自考，真刀真枪过一遍。
她还提到老家的性别差异：不上大学的男生不在少数，可家里往往有后手：支持创业，或去学理发、厨师、汽修等一技之长。而女孩，停止上学的时刻就是 “相亲、结婚”的开始，很少有人替她们谋划下一步的职业规划。她的丈夫同样来自河南，高中毕业就南下珠三角，有家里全力托举，最后在小区楼下开了汽车美容店，并不为学历发愁。
从补贴家用，到为自己做主，这段辍学后的坎坷路上，“学习”和“考试”反倒不断在打工和职业发展的楼梯口出现，成为少数她们能指望的明灯。
茉莉第一次体会到学习能改命，是在电子厂的流水线上。2010年，她高一辍学后来到深圳，做过服务员和纺织工。进到电子厂做元件检验员时，她听到拉长喊，“谁会电脑？”她恰好刚刚上了半年的电脑班。茉莉立刻举手，当场面试，转入项目部做管理员。工资涨了、加班少了，她第一次尝到学习的回报。
茉莉再次报班是因为想换工作，做服装设计。她又在百度搜课，去福田上了几个月培训，拿到设计助理岗位。
自考是这条路径的延续：白天上班，业余学习，以努力换取回报。
与她们类似，菜菜来自潮汕农村，2014 年高中毕业南下深圳。姐姐上大学留下台电脑，她临走前在家自学了办公软件，凭这点技能进了文员岗。
但很快，菜菜在工作中感到“懂得不多、学历偏低”。为此，她先读成教夜校商务英语大专，但上课点离公司远：下班赶去常迟到，九点多下课回家还要走一段夜路。一周三次，如此三年。
拿证后，她发现 HR 筛选里夜校函授越来越不占优势；面对全日制学历的基准线，只有自考还保持一定含金量。彼时她在基层做采购助理，主要跟踪到货等杂务。想着在这一赛道上继续发展，菜菜在2018 年报考了对口的采购管理自考。
隐秘的备考
“为自己做主”并不意味着自考生已经是对考试收益-回报了如指掌的“学习投资经纪人”【7】。从效益看，自考动辄数年，通过率也低于网教等更快拿证的路径；广东停考后，不少人也直言后悔没走“更快”的路。
但与其他学历途径（学费几千到上万不等）相比，自考的金钱门槛显著更低：一门课报名费 52 元，一个专业 12–15 门，理论花费仅数百元。对几乎没有个人积蓄的打工女孩，这是一种可负担的长期投入。更关键的是，这样的投入不用花家里的钱。这是辍学打工女孩们学习投资上默认的准则，菜菜的夜校、阿霞的函授，都是自己掏学费、自己去学去考。
除了钱，这些女孩常得不到家庭足够的理解与支持。她们常常选择“隐秘备考”的策略。阿霞就未对老公详细谈起自己自考的规划。只有一年考试出去的那几天会和他说自己“出去考试”。但老公也并不追问具体考些什么。
菜菜的情况与之类似。因为考前需要更多的复习时间，她会和家里人提到自己是在考试，但家里人都是农村背景，对自考知之甚少，很难向他们讲明白自考对自己的意义。
考生们常用的备考app，笔果题库。使用的场景常常是通勤的地铁上和睡前刷手机的时间。这道题出自是菜菜考过的《物流企业财务管理》。
小丽起初瞒着父母，母亲得知后仍质疑“都要结婚生子了，搞这个有什么用”。
这样的质疑并没有动摇小丽们的决心，但会驱使她们把备考藏入更安全的空间。如果不想让家人知道自己投入了如此多的时间和资源在自考，备考就只能藏在上下班通勤的地铁路上，单位午休时挤出来的几十分钟；晚上在家刷视频时也要注意不要盯着屏幕太久从而被发现；如果因为自考而需要请假也没法和家人说，只能自己悄悄提前存好会因请假而被扣掉的工资。
“隐秘备考”并不是拒绝和家里人沟通。阿霞决定考完了再和家里人讲，因为如果没考下来，会显得自己不自量力，胡乱忙乎。
在更可见的中产备考叙事里，家庭像一个“备考集团”，能提供的不仅是经济资源，还有不断延展的社会支持网络：课外辅导，与老师打好关系，再到提前铺好如果考不好就出国的第二条路【8】。相比之下，“隐秘自考”的女孩们鲜少托举，只能把备考变成一场无声的长跑，在抵达终点前都不敢邀请亲友来观看。
时间囚徒
这场长跑持续得比她们预想得要长的多。
以广东自考为例，本科一年三个考期，而专科只有两个考期。每次只开考部分课程，考生每次顶多也就报考 3–4 科，还需要论文等实践课。这样一来，考下来满打满算也需要三年。挂科就得重考。一旦遭遇疫情这样的突发情况，一错就会错过整个考期。而一旦面对育儿与工作的夹击，更难以在每个考期满负荷完成考量。
不少女孩起步时都以为自己能很快完成。现实的挤压很快把“很快”变成“很久”。
菜菜把这种状态形容为“时间囚徒”。她的自考始于 2018 年 10 月。她考的采购管理本科总计 13 门课程，外加毕业论文。每天下班吃过饭已是九点多，才能开始系统复习；单程一个多小时的通勤地铁上，她用手机刷题。她没料到的是这是个冷门专业：资料稀缺、参考书分散，备考很难按图索骥。结果 2018 年只过 2 科（《采购战术与运营》《采购与供应谈判》），2019 年 1 科（《采购与供应关系管理》）。2020 年疫情暴发，父母接连生病，她也身体状况欠佳。可打工的生活手停口停，菜菜的采购助理工作反而因物流繁忙更忙了。多重压力下她那两年的考试进度完全停滞。
2021年结婚后，她重整旗鼓。2022年1月的考期，菜菜报了两门。这回她准备充分，甚至为了考试而每天做核酸。但人算难敌天算，考试当天，她在考场门口被查出了红码，从而被拦在考点外。事后才知道是半夜她所在的小区被赋了红码。
连轴转的人生并没有给菜菜多少时间来消化这些崩溃时刻。2022年她又怀上了孕，孕吐反应强烈到无法进食。但这一年她还是硬撑着考过一科《采购法务与合同管理》，并办理了《英语（二）》的免考。
2023年孩子出生，为了给孩子半夜喂奶三四次，菜菜的生活昼夜颠倒。等孩子稍微大一点，她发现有限的备考时间进一步因为育儿而压缩，只能等孩子睡了才能稍微刷刷题。用这些挤出的零星时间，菜菜在这一年里过了4科（《采购与供应链案例》《采购环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国近代史纲要》），2024年又过了2科（《物流企业财务管理》《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这些年里她一直在上班。丈夫虽是全日制大专，也仍是珠三角的打工人；家里少不了她这一份收入。最大的外援是婆婆进深帮忙白天带娃。但孩子越大，对她的需求越多，菜菜能挤出的备考时间反而更少，“时间囚室”在她身上一圈圈收紧。
菜菜的考试记录。她的专业是：采购与供应管理（独立本科段）
今年 1 月，她再过1科《采购绩效管理》。眼看 4 月是停考前最后一次考期，菜菜终于做了一个艰难决定：辞职背水一战。全职备考最后一门课之余，菜菜也同时开始写毕业论文，以赶在年末截至受理之前有资格申请毕业。
这段全职备考的日子里，她仍按“上班作息”出门，去附近的公共图书馆学习，晚上再回家。她不想让家里知道自己已离职。虽然丈夫支持，但在一个打工家庭里，“全职备考”很难成为全家理所当然的共识。
最后1科是《采购项目管理》。她决定把书上的知识点逐条背透，哪怕耗时巨大。她想明白了：不辞职只能靠熬夜，第二天无精打采，不但复习低效，工作也拖累；长期在“备考—工作—家庭”三线并行，身体迟早吃不消。
考试当天，拿到卷子她就意识到不妙：题目似曾相识，但那些自以为滚瓜烂熟的点，一下子联不到答案。她还是硬着头皮把卷子写满。这一几乎“迷信”的考试策略，在自考里同样适用。
41分。菜菜在出分的那天当场崩溃。那一天，她手都是抖的。分数比她预估的 55—60 分低了不少。更致命的是，专业停考在即，这一败意味着她可能与毕业资格失之交臂，七年的努力被截断。而她已经很难再拿出几年去重新开始了。
可经济压力让她无法喘息。考试结束后几天，菜菜又去找了一份采购助理的工作。但她状态低落，也力不从心，感觉越来越干不过单位里的年轻人了。家里孩子一天天长大，时间牢笼还在逐步缩紧。想到考了这么多年，就差那么一点而功亏一篑，她只能在半夜偷哭。
落户、考试、打工母职
打工女性自考，很多时候不只是为了升职加薪，更是为了让家庭落户，让孩子上学。
珠三角打工子女如果要上当地的公办学校，需要落户。而落户最低也需要专科学历【9】。这个政策对很多大学毕业生来讲完全没有门槛，但对茉莉来说，她就需要那张自考的毕业证。
茉莉的自考计划开始在孩子出生后。孩子刚出生，城中村的宝妈就提醒她：想在深圳上学，要趁早准备。
茉莉自己走过留守的童年，不愿孩子再经历分离。对打工家庭来说，孩子能否在打工城市就学，几乎决定了这座城市能不能“安居”。进不了公办，就得把孩子送回老家；而在珠三角，公办免学费，私立一个学期几千元学杂费，对普通家庭是不小的负担。
而公办学校也是一道窄门。以笔者走访的深圳龙华区某城中村为例：当地需要上学的应届孩子约 1500 人，公办小学只开放300多个学位。于是学位申请需要排序，而排序靠前的要求是深圳户口。于是，“先落户”成了保障学位的优先策略。
而落户与学历/资格挂钩——一般需要本科，或专科叠加相应职业证书。正因如此，城中村里才出现了父母为孩子学位而“一边打工一边考试”的景象。
蒋能杰导演《分》中的广州打工家庭也面临类似的情况，母亲需要苦学来考下专业资格证来增加积分来帮助孩子落户和上学。
多方咨询之后，茉莉确认非全日制的自考学历也可用于落户加分。2020 年 8 月，疫情稍歇，她开始报名自考。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家庭作业”常落在母亲肩上【10】。茉莉的丈夫有全日制大专，按规则只需再考一张专业证书就能落户，路径比辍学的茉莉短不少。但因家里在老家有地，他不愿轻易放弃农村户口。笔者访谈数家城中村公益机构，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在打工家庭里，父亲的职业轨迹往往较为连贯，母亲则因承担更多养育劳动，频繁被中断。自考在这里一体两面：既是压在育儿与工作之上的另一块重石，也是打工母亲“再出发”的一张车票。
茉莉给自己的第一个目标，是三年考完，最好赶在孩子上幼儿园前。但现实很快显出“育儿—备考—工作”的不可能三角：怀孕时强度过大，她为保胎辞职；孩子出生后开始自考，因经济压力在孩子 10 个月断奶后又被迫复工，孩子只得先回老家。愧疚之下，她 2022 年再次辞职把孩子接回深圳，咬牙带娃备考。
即便不算自考，育儿与工作已让许多打工女性难以兼顾。至少在上幼儿园前，“宝妈”往往要做好辞职的准备；能喘口气的，常是老人来带娃。茉莉的婆婆曾来到深圳搭把手，她得以再次外出找工作；但 2024 年暑假前几天，婆婆在老家不幸去世，小家遭遇重击。悲痛之后，茉莉再度辞职，自己带孩子。
职业被一再打断，重返职场就更难。原本驾轻就熟的文员/助理岗位嫌她“年龄偏大、简历有空窗”，面试得知她是宝妈，还会追问“会考虑二胎吗？”茉莉当场就不想去了，最后选择在家附近打零工。
生育女性的断裂简历导致她们无法积累职业路径，形成恶性循环；当她们被迫转向零工，职业路径被切割得更碎。
在这样的处境下，自考成了打工母亲为未来买的车票。不少人在预见职业中断的阶段主动上岸备考，等孩子稍大再全职复工。茉莉一边读汉语言文学（专科），一边“套考”视觉传达（本科），盼将来回到心爱的服装行业；同样带娃备考的阿霞，计划在拿下汉语言专科后专升本【11】，用两年时间冲一个全日制本科；菜菜则希望拿下采购管理（本科），从助理升到能独当一面的采购员。
但这张车票的票价也因母职而格外沉重。2023年茉莉才在小红书上发现她广东自考停考的信息。但遭遇家人过世，求职不顺，育儿重压的她已经很难再加速备考。今年茉莉生了二胎。4月份最后一个考期的背水一战前，她还需要照顾尚且昼夜颠倒的二宝，边用手机刷题边喂奶。
这次考试茉莉报了3科，过了2科（《外国文学作品选》《文学概论（一）》），只差最后1科《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
被落下
今年4月份考期后，茉莉已经自考了六年，阿霞和小丽考了五年，菜菜则接近七年。
“懵”“绝望”“心情沉重”，这些感受之所以沉重，是因为背后都是以“年”为单位的投入。可这次考试折戟后，她们分别还差一两门课。
绝望过后，考生们开始自救：最初是几篇小红书自述贴，大家才发现受停考影响者众多，遂建群、做表、交流各自受影响的课程与专业：有汉语言专科这样的大头，也包含采购管理等小众专业。对许多人而言，这是第一次“找到组织”，校园外的自考群体长期高度原子化，鲜有互助网络。
菜菜想过许多办法，和大家一样，她试过在考试院网站留言、给自考办打电话，常听到的答复是“已给三年过渡期”。
她也注意到，不少省份的过渡期至 2025 年 10 月，比广东多一个考期，且有的省份允许转专业或用替代课程抵学分。她甚至考虑过转去北京，但因发现如此赶考需要北京户口或居住证而作罢。
横向对比之下，作为自考大省的广东显得更不变通。这些差异促使考生们们继续发声：留言、电话、发贴、写公开信，相约线下向考试院反映。
这并不容易，因为大多数人还要上班、带娃，很多人也不在广州。
努力终于有所回响。2025 年 7 月 25 日，广东省考试院发布通告，征集10月加考的专业课程意向【12】。通告承认 2022 年 10 月疫情对考试造成影响，拟在 2025 年 10 月加开部分停考专业课程，给了考生“背水二战”的一线生机。
菜菜得知这一消息时，喜极而泣。她马上按照通告填写了自己希望加考的采购管理科目。
但考生们忧虑仍在：万一自己要考的科目不在增开名单怎么办？ 许多专业的学位申请还要求论文与实践性环节，年底是否来得及完成？ 这些环节由主考学校负责，若主考院校提前停考又如何衔接？ 能否如其他省份那样，允许考生以公共课进行学分顶替？
2025 年 8 月 11 日，考试院终于公布了40 门拟增开的课程明细。汉语言文学专科考生关注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在列，但不少“小众赛道”上科目并不在“缓刑名单上”后，本还有一线希望的考生更加绝望。
菜菜期待的《采购项目管理》“榜上无名”。对只差这一门的她而言，这个结果甚至比查分更沉重。因为“干不过年轻人”，她在4月考试后重新找到的采购助理岗位没过试用期。再次得知无法重考时，她刚刚又找了一份底层销售的工作。如今，没有文凭，连采购助理都越来越难进。
崩溃后，菜菜重整旗鼓，继续给考试院留言、写信，追问为什么她要考的科目仍然被拉下，但迟迟没有回复。
菜菜新的销售岗工作还在试用期，只有三天假可以请。但为了问个明白，她破釜成舟，请假坐大巴从深圳到广州，到考试院现场去信访（只在工作日开放）。
对话一度剑拔弩张：
“不可能为你这一科再组织考试。10月份的考试安排已经出了通知了，就是这40门课。”
“那能学分顶替吗？”
“我们没有相应的政策。”
自考办不断重申“停考通知之前发了”“三年过渡期已经给了”。菜菜反问：“可我们报考的时候并没有被告知这个专业会停考呀？当初之所以报自考，是因为它时间灵活，随时考完随时拿证，谁会预料到会突然停考呢？”
连去了自考办两天，她换来的仍是考试院“鬼打墙”般的答复。她想不通：自己多年努力，为什么自己最终还是要被落下。
自考备考大阵，图源：作者田野
自考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从1983年开始在全国推广，截止2021年底，累计已有6186万人参加过自考【13】，是世界教育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之一。
回望自考源头，最早的政策设想对象是返乡知青。恢复高考后，大量知青想要参加高考但又无法通过那扇窄门。自考是国家为他们开的又一扇门【14】。（1977年高考报考人数上千万，录取率仅4.7%）【15】。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自考又成为体制内干部提升学历的利器。据江苏省考试院1984年统计，当年组织的三次自考报名，在职职工占报考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五【16】。早期自考也常有“党政干部基础”【17】和“海关管理”【18】这样带有明显体制色彩的专业设置。
自考之后的发展有着更多的时代烙印，比如改革开放大潮之下于1990年增设的财政、税收、会计专业【19】和1992年增设的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20】。1996年，国家教委发布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专业管理办法》，要求根据“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来定期审查、调整改造已有的专业【21】。
而今，自考考生的主体已然下行，转向了体制外的打工族，她们是社会上最弱势的辍学女性，是想给孩子落户的妈妈，但绝不是“考试失败者”。愿这群在一线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卖命的人，自己的需求也能得到回应，能被允许交出一份生命的答卷。
注释:
【1】被停考的自考考生 2025 《请别让我们⾃⽣⾃灭——致⼴东省⾃考办的联合公开信》：https://mp.weixin.qq.com/s/j8YkW_L0knd35QY-lgc-XA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zcfg/zcfg_jyxzfg/202204/t20220422_620520.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zcfg/zcfg_jyfl/202204/t20220421_620257.html
【3】《2022年10月自考00533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二)真题及答案解析》，知乎：https://zhuanlan.zhihu.com/p/592157171
【4】《2022年10月自考00533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二)真题及答案解析》，知乎：https://zhuanlan.zhihu.com/p/592157171
【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506/t20250611_1193760.html?utm_source=chatgpt.com
【6】杨学为 2018 “恢复高考与自考制度的建立”，2018.12：17-21。
【7】杨可 2018 “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妇女研究论丛》146：79-90。
【8】杨可 2018 “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妇女研究论丛》146：79-90。
姜以琳 2024 《学神：走向全球竞争的中国年轻精英》。北京：中信出版社。
关宜馨 2025 《不确定的爱：当代中国育儿的希望于困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9】《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户籍迁入若干规定的通知》，深圳市公安局官网，2023年11月9日发布：https://ga.sz.gov.cn/ZT/LHLY/LYZCWJ/content/post_8250936.html
【10】龚益锋 2021 《城中村“妈妈”：母职生活中的自我成长》，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1】广东地区称之为“专插本”，见广东普通专插本网：http://www.zsb.gd.cn
【12】广东省考试院 2025 “关于征集2025年10月自学考试增加开考停考专业部分课程意向的通告”，广东省考试院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et0qN0VgFooiOUGHRJ6bMw
【13】斯日古楞 2024 “自学考试40 年学历教育规模变化与发展前景分析 ——基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数据的分析”，《考试研究》105:82-94。
【14】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组编 2008 《改革开放30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经验专题研究，1978-2008》，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635。
【15】斯日古楞 2024 “自学考试40 年学历教育规模变化与发展前景分析 ——基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数据的分析”，《考试研究》105:82-94。
【16】李珊珊，张晓煜 2024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演进逻辑与路径选择 ———基于江苏40年发展历史回溯”，《继续教育研究》294:25-30。
【17】李珊珊，张晓煜 2024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演进逻辑与路径选择 ———基于江苏40年发展历史回溯”，《继续教育研究》294:25-30。
【18】全国考委、海关总署 1988 《关于开考海关管理专业和组织海关干部学习的通知》，见《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728-729。
【19】物资部、全国考委《关于开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物资经济、会计学专业并组织物资工作人员学习的通知》，见《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732-733。
【20】全国考委、国务院电子办 1992 《关于开考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和组织电子信息技术人员学习的通知》，见《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734。
【21】国家教委 1996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专业管理办法》，见教育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 编 1998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目录与专业基本规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8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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