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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跳下悬崖，船离开家 | 访谈天涯鸽女《小岛歌》

2025-11-15 20:31:00

· 编者按 ·

《小岛歌》是一组虚构故事，所立足的现实是琉球华人在十九和二十世纪遭受的多重殖民和酷烈战争。

琉球位于太平洋西垂，第一岛链中心。琉球本岛距日本九州约640公里，距台湾约500公里，距中国大陆沿海最近处约650-680公里。这一位置带来了琉球在东亚朝贡史上文化和商业的繁盛，而在殖民和战争的时代，也是外来霸权暴力的叠加点。1609年萨摩藩在德川幕府的许可下入侵琉球；1854年，佩里的黑船在返程中逼迫琉球签署了《琉美修好条约》；日本政府在明治维新后的1872年与1879年进行了两次琉球处分，废除琉球王室，在琉球废藩置县，改称冲绳。1945年，太平洋战争中惨烈的冲绳战役爆发，数万名琉球平民丧生，美军和日军的陆海空拉锯之外，更有日军强迫当地平民集体跳崖或引爆炸弹自杀。战后的冲绳经历了接近三十年的美国占领时期（1945-1972年）。位于琉球本岛中部的嘉手纳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远东最大的空军基地。而当地民众持续至今的反军事基地运动也让琉球/冲绳成为了冷战至今亚太反战解殖运动的前线。

这是历史叙述的结尾，也是小说开始的地方。

《小岛歌》所聚焦的琉球华人家族始于明代移居琉球的“闽中舟工三十六姓”。这批移民在那霸附近的浮岛上建立了久米村，世代为官，尊崇汉文，在琉球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在日本对琉球的侵袭和殖民中力主抵抗。在琉球最终被日本占领后，许多久米村民陆续返回了大陆，比如小说的男女主人公章路之和程千秋。返回大陆的他们没有收获锚定，而是在接下来发生的二战里亲历了更加剧烈的暴力，还有其中与小岛的关系、羁绊、经纬和藕断丝连后的再次编织。

《小岛歌》有着人类学的彳亍。与其说这来自于鸽女的人类学背景，或者琉球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不如说是鸽女以民族志的芒角来试探“文化”与“历史”之于人生境遇的解释力。尤其锋利的是小说的第三主角，来自琉球的神女小行。在琉球遭遇文化断绝——“神跳下悬崖、船离开家”——之后，小行来到大陆，与千秋和路之相遇，说着语序奇怪的话，做着不再灵验的仪式，唱着意义被地缘政治所左右的歌，经受着几乎无法在人间安放的痛苦。而这些痛苦伴随着主人公和他们的后代，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已降的离散中继续涟漪，如同这本《小岛歌》。

受访 / 天涯鸽女

采访、编辑 / 毓坤

故事

毓坤:这本书在形式上是一个故事讲了三遍，能请你再简略地讲一遍吗？

鸽女:《小岛歌》是一组虚构故事，我是个不负责任的编故事选手。核心篇章由三个角色组成，男主角章路之，女主角程千秋、程的妹妹程小行。番外则由章的后人在新的年代、以不同立场，向历史发问或给出新诠释。

我希望分享给读者的，是每个渺小而脆弱的人，在世事变迁里，自知或不自知地做出令自己与他人无法承受的事情，再也不能挽回——离散不仅在于外部的时与空，更在于内部的自己与自己的关系，自己离弃了自己、又无法脱出自己之外。

从男主视角出发的叙事：出身岛屿富庶家庭的章，自幼随族人迁居陆地，并被送往大都市接受现代医学教育。远离亲族、无法在地的生活里，章迫切渴望确定感和被接纳。未婚妻（千秋）的疏离冷漠难以理解，他转而向心智特殊的妻妹（小行）寻求亲密。世界战争爆发，章拼力幸存归来，却发现被未婚妻与妻妹“背叛”。盛怒之下，他下令处罚小行。而终于获知“背叛”的真相时，他所赢得的一切——医学技术、胜利者身份、高高在上的军衔——都不能补救自己亲手造成的残忍了。

从女主视角出发的叙事：本以为会留在岛屿世界、成为神宫女官的千秋，突然被父母带回陆地“故乡”，从而对“抛弃岛屿”有了强烈的负罪感。在遇到从岛屿逃来陆地的小行后，她害怕这个身心脆弱的小妹妹被父母嫁与他人、更无法忍受自己再次失败于保护岛屿，因而说动父母，带妹妹到未婚夫（章）所在的大城市生活。在城市里，千秋一边攻读课程一边照顾小行，却无力应对小行遭受创伤后的种种病态行为。在心力交瘁的孤独和战争恐怖之下，千秋逐渐被外来宗教吸引。小行突然走失，直到战争结束才被重新发现——此时她是被战犯营处置过、奄奄一息的敌国歌女，而命令来自千秋的未婚夫。千秋强忍悲伤帮小行完成岛屿信仰仪式，却不知道是不是正是她和她的信仰加速了自己最爱的小妹妹的死亡。

之所用不用视角重写故事，起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应该要”：我不认可一个社会优势角色的叙事能够代表一切。在同一事件面前，不同人感受到、记得住、勇于复述出的内容往往非常不同，我认为我有责任把它们放到一起“对账”、有责任把“对不上账”的情状呈现给读者。另一个则是“我想要”：我很爱这个故事，舍不得写完它、和它说再见，所以我就不停地重新讲述它。直到今天，我还在和它对话，接续和修改我想象里的它。

冲绳那霸早晨五点，图源：作者

姐妹、家族、与神明

毓坤：谈谈书中的人物吧，我先抛出一种人类学的梳理，书中有两组比较紧密的社会关系：姐妹和家族，互补但也冲突。小行和千秋并不是血缘上的姐妹，但在小行迷路后交换的那些歌无法被家庭所破译，无论是程家的父母还是章。姐妹往往诞生于家族的尽头，小行作为琉球世袭巫女家族的后人，本身也有她的在岛上的亲人，她的丈夫。她某种程度上是神族的末裔。因为日军入侵，亲族集体自杀，而神学和文化体系也“神跳下悬崖，船离开家”，小行来到大陆，而与千秋成为姐妹。而天主教中的姐妹也是这个意味。千秋与章的妻子索菲也是如此吧？书尾篇章提到的基布兹则可能是反面。

鸽女：不论是东方式的传统父系社会，还是被“西方化”的、相对现代的父系社会，都会围剿姐妹关系，因为这种关系的建立使得剥削、榨干每一个被原子化的女性不那么容易了。在这种意义上，构建姐妹关系——角色们自发地生成它、我在故事外刻意地书写它，是我能想到的对父权制度的反抗，也是我从现实生活中观察到、体验到、非我原创的普遍实践。

故事里有几对女性关系。看似很浅的，是千秋与章的妻子索菲。虽然她们一生中只见过两面，我仍旧相信她们之间的真诚和力量流动。女性趋近“天然”的链接让她们分享/分担了无法和男性直白表达的内容。对索菲而言，千秋是那个解开她有关丈夫的疑惑和隐忧的人。对千秋而言，索菲是她能够在生命最末表达出痛苦和愿望的人。她们向彼此承担了再无第二人可替代的“功能”。

千秋和小行的姐妹关系是明确、强烈的，强烈到我在潜意识里就已经觉得她们要情深不寿。但潜意识的感觉无法完成写作，还是要回到现象、生命体验、基于这些而生成的人类逻辑。我想起从很小时候就开始有的感觉——最亲密的人际关系、或者最私密的家庭关系，就是要放在那里被“入侵”的，也许一开始是被某个强有力的角色入侵，但最终，入侵者是亲密和隐私毫无抵挡能力的制度、系统、意识形态和时间流变。千秋和小行的关系被她们身处的世界系统撕裂：她们拦不住全球化浪潮、做不到不让拿着热兵器的现代人殖民岛屿；她们拦不住成建制的外来宗教传播，也不可能说动原住神明接纳异邦元素；她们更没有可能阻止战争爆发，没有可能与军衔、军事法庭面对面沟通、辩解、或者仅仅是表达哀求……这些入侵不仅停留在这对姐妹的居室之外，也已经渗透进她们的身体里。小行无法代谢掉精神创伤，持续地向外喷吐恐怖记忆、消耗照护者（千秋）的精力、失能于学习新技能、完成社会化。千秋不自知地习得了色厉内荏的威权家长的强力控制和占有欲、以及对不确定和开放性的绝对不宽容。这使得她们两个的关系也有toxic的一面，让她们更脆弱于外部暴力的冲击。生命的崩解和关系的崩解一步步地发育成了必然。

毓坤：让这个图景更复杂的是神，是千秋也无法完全找到的小行，是千秋最后在修道院退去的地方吗？也是儒家父权所“子不语”的东西吗？书里的神是复数的，是脆弱的，是隐秘的。这样讲对吗？

鸽女：粗暴而言，岛屿是多神信仰，而陆地现代世界则有科学唯物主义和一神论两个系统。我尽量在角色的语言里区分多神和一神。当小行提到岛屿的神，她说的是“神明”或“神明们”，而当千秋提到基督信仰的神，她只会说“神”。

我对岛屿神明的想象（这并不是对琉球神道的有考据的重现，而只是我的编造）是，祂们并不会强烈地与尘俗世界互动——隐蔽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只授意于特定血统的人，不喜欢被人类提问，也不太会指导人应对现实世界的变动。基督信仰的神则是祂们的反面。

当具有神性的小行被抛入人类世界，她确实非常脆弱。但我想，从根本上，在人类世界生活十五年，感受疼痛、恐惧和人类之爱，对于神明而言，到底有多重要、有多痛呢？我为她停留短短十五年而感到发自内心的高兴，只要不想到在她离开后千秋还要吞咽几十年的悔痛和孤单。可惜我做不到不想起这件事。

另外，我认为不同信仰系统的一个核心差别是它们对时间的理解/构建。在我对基督宗教的有限知识里，它的时间是线性、有始有终的。所以在《尾巴之歌》里，千秋告诉变回神明模样的小行，如果她去到那个世界，就再也回不来、再也什么都没有了。而小行回去的岛屿神明世界里，时间是非线性的，过去和现在和未来同时并存，万事万物因此永恒变动又永恒不变。之所以有这个设计，是我觉得，人所经历的痛苦，如果放在线形的世界里，是不论如何也无法被安慰到的，而只有在已经发生等同于从未发生的非线性时间里，痛苦才可能有所解脱。

天涯鸽女 2025，小岛歌，重音社

毓坤：如果不按姐妹、家族、和神明，书中的人物你还会想怎么排列？

鸽女：很喜欢如何重新排列人物这个问题，这是我自己如何也想不出要问的。但是除了这些维度还能有什么划分方式呢？我想了好几天，最后决定粗暴自私一把：我最想/最不想体验谁的人生？

第一想要体验的，是男主角的人生。理由很简单，我不是男性，想象和分析不论如何都无法让我真的感受到他，所以只有幻想一下。

第二想要体验的，是小行的人生。我羡慕她不需要漫长地活着、不需要面对非常巨大、庞杂、无边无际的现当代世界。只是活一下就可以死掉，这对我非常吸引。

最排斥于体验的，是千秋的人生。但是实际上，我几乎每天——不论是小说成稿前、还是出版后——都会在日常里想象她的情境与心情，我好像已经在“过着”她的人生、或者起码“和她一起”生活了。

岛与陆

毓坤：这本叫《小岛歌》的书中，小岛从来没有在小岛里唱歌，小行是琉球的神女家族后裔，离开岛后意外地与返回大陆的久米村人相遇，这种相遇构成了最小规模的巡演，在千秋那里，在更大规模一点的岛民聚会上，在那位神秘的老师课上，在日本人那里。小岛在大陆唱歌，甚至是大陆也最动荡而没有那么像大陆的时刻。再后来，小岛的故事在一片更安定的大陆继续。

谈谈这本书中的岛和陆吧。

鸽女：“她就算有恶意，以她的年纪、她的见识、她的体力，她能有配得上您安排的恶行吗？”（《小岛歌》78页）

岛因为足够小，就恰好无法变得强大、无法成为文化霸权和武力殖民的发起方，就恰好避免了“造成伤害、成为有罪的一方”的历史命运。它被允许做一个相对单纯的受害者。比它大的陆地，在这个问题上，都无以幸免（但当然，小岛也不是伊甸园，它因为弱小、贫瘠，也必然使得自身之内的岛民遭受痛苦）。

岛和陆地如此，人也是如此。有力量活下去的人，就可以造成伤害。更有力量的人，就可以造成更大的伤害。能活得少、死得早，是一种豁免于双手沾血的祝福。

人这种生命能承担住自己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吗？这是我想用“岛屿”和“陆地”、“罹难者”和“幸存者”来讨论的问题。

毓坤：这种视角和当下冲绳研究强调冲绳“在地”“前线”“临界”“占领”的冷战面貌很不一样（孙歌 2020，Matsumura 2015, Nelson 2008），因为你写的岛都在岛外。好奇你怎么看“岛外”“离散”与“在地”的关系。

鸽女：首先还是要说，我写的只是一个虚构故事，借用了琉球/冲绳的历史脉络和文化质感。这算不算一种文化偷窃呢，我不知道，也不是很知道如何可以知道、知道了之后应该要怎么办。这个问题我很想和大家请教。

对我来说，“离散”和“在地”最重要的是人能不能在自己觉得安全、舒适、渴望的关系网里——人与物质空间、人与他人、人与自己的关系之网。如果身在其中且心觉安宁，我就会认为这是一种在地，反之就趋近于离散。自己做了自己不能接受的事情，今天的自己让明天的自己感觉悔恨，未来的自己想要弃绝过去的自己——在空间移动、时间流转与社会价值变迁中，这几乎无可避免——这是我正经历着的离散。

故事里的岛屿，更准确的，是故事里的人们所怀念、所相信、而非所经历的岛屿，相比陆地世界，变化更少、更近于持衡，因此它似乎就可以是离散的反面。只不过，只要实事求是地看到、听到而非想到、信到，哪怕是在故事里、哪怕是在岛屿上，离散也逃不脱。

语言与文字

毓坤：书中有许多对语言的精细地处理，比如小行专有的（后面千秋也学习过）语序，比如唐诗和儒家经典，比如医学和宗教词汇，比如小岛的歌谣。其中有诸多曲直：比如琉球语是否和古日语同源？儒家经典如何面对怪力乱神？科学、巫术、宗教这一人类学里的经典三角如何彼此勾股。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本书中的语言和语体（register）吧。

鸽女：故事里有几种语言并存，岛屿语言、唐诗语言、医学语言和圣经语言，以此呈现出这是一个由何种社会文化脉络共同构成的世界。多语言并存和持续摆脱不开的“讲话不够地道/不够正统”的感觉，也是“经典”的被殖民体验，这不仅在十九、二十世纪以降的西方殖民非西方里可见，朝贡系统下朝鲜、琉球、越南等习用汉文的地区也有类似情况。故事里千秋教小行读唐诗，就是一种非常日常的、对庞大的文化殖民的复制再生产，而且她再生产的并不好（不够正统）——她并不知道诗原本是唱出来的。

用汉字命名的宫殿部件（见后文），图源：作者

故事里的岛语是虚构的谓宾主结构（VOS）语言。之所以有这样的虚构，是我想语言来表达我对主体性的理解。大家可以在小说的106页找到语言结构和主体性关系的答案。

琉球是不是古日本、琉球语是不是古日语，对我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殖民的问题：某一个主体的存在性要用另一个主体的存在性来解释/否定或框定存在范围。现实世界里，伊波普猷那一代琉球学者好像也真的有在做这件事？我的知识不太足够充分回答，很期待有读者来讨论。仅就架空故事而言，我基本上没有讨论岛屿和日本的关系，不过这里不仅有我知识不足够的原因、也有内化在体内的审查制度影响——我无法说服自己的身体，让它在这件事里感觉到安全。

毓坤：写对话很难，你是如何下笔并让笔下有说服力的？

鸽女：我尽量在写的时候让自己进入情境，让脑子直接“上演”对话情节，它怎么演、我就怎么写。

毓坤：显而易见，本书的许多痛点都在语言没有办法触及到的地方，既然如此，费这么大功夫写语言是为了什么呢？

鸽女：我想用这个故事讲述人经受自己主体性时的无能为力嘛。那我想，语言——人表达自我的第一工具，就很适合来呈现这个问题。小行的部分主要讲的，是失去母语权、不得不后天学习和使用新语言、因而有很多的“说不出”而因此而起的脆弱与委屈，这也是越来越多的大家能够感受到的。但主体性的问题也不仅局限于此。章和千秋的故事在讨论人和自己的母语的关系。这种关系无限趋近于人和自己的关系，人在自己母语里感受到的无能为力，以及人有意识、无意识地遮掩、逃避、不用母语表达，对我而言这既是人对自我的不悦纳，但也是人到最后也逃不脱自己。

声音与歌

毓坤：那声音呢？比起“行文”，书中的声音更加属灵而让人跃跃欲试想要回应，哪怕徒劳。比如全书开头的 “神跳下悬崖，船离开家”。比如结尾的“尾巴之歌”。

谈谈声音吧，谈谈最初诞生的声音是怎样的？是有人把小岛歌唱给你听吗？

鸽女：哎呀，我好喜欢这个问题。如果一定要有一个现实世界的声音线索，是十几年前我在大学宿舍上网、听到琉球王庭乐曲《纱窗外》。我很喜欢它，一下记住了它。

起笔前的几年，我一直处于孤独的状态。而20年搬回南方前后，又因为当时特定的情况，经历了非常安静、疏离、“不寻常”的家乡和香港。那个春天我还在北方，开始失眠和进食紊乱，同时恶补医学史文献。有几个晚上我读Locating Medical History读得不知道是醒是梦，恍惚回到Rijksmuseum Boerhaave（荷兰莱顿的布尔哈夫博物馆，一座有重建的近代解剖学教室和若干标本、仪器馆藏的医学史和科学史博物馆），走在木地板上听到“咚咚”声、一呼一吸是潮湿的金属和药油味道，稍一清醒回来手机里的新闻和炸号哀嚎，稍一闭眼又重新走进解剖教室，我在来回的时空错乱里感受到自己的主体性越来越渺小。

夏天我搬进了学校宿舍，背后是薄扶林坟场，每晚都听到下山的野猪发出叫声、被野猪惊到的村狗反击狂吠。动物的声音让我觉得自己所处的宿舍格子间格外空旷。有些时候我睡到一半莫名其妙惊醒，好像被异世界的某种存在造访。那是安静、诡异的体验。所有这些体验都在我身体里发酵，直到恰好想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又想起来《纱窗外》。它很清冽，甚至有一种活泼，可以穿透我那些灰蒙蒙、过于庞大、似真似幻的回忆、想象、错觉。

毓坤：音乐很难写，你是怎么写的呢？

鸽女：音乐真的很难写啊！

我不擅长音乐。恰恰相反，我是那种即没有接受过音乐教育、也持续被人告知五音不全的人。就是在语言学习领域，我也明确知道自己听不出很多语言特有的元音，辨识不出很多声调语言的音调（这对于我现在所处的语言文化环境是很致命的硬伤）。所以我觉得实在是……很难说我有在写音乐吧，能写的只是音乐传递给我的时空和文化质感。

我很喜欢琉球传统音乐和冲绳民乐，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失眠的时候、包括写论文的时候都在来回地听。但是我听到了什么呢？我是不懂如何用音乐逻辑理解、分析我听到的声音的。我的脑子只是知道，哦，现在这个乐器的音质有把我带回那个时间、那个地方。换一个脉络的音乐，我大概可以想象着去到另一个地方/时间。

一个基本的语言逻辑是，如果听不到，就说/写不出。所以大概我并没有在写音乐，而只是特定时空与文化框架之下、特定人际关系与机遇遭逢之间的质感。小说引用到四种现实世界中有的音乐：琉球传统音乐，比如《纱窗外》、《太平歌》，代表中华朝贡体系情境，以及前现代社会的情感审美和价值体系；秋瑾的《勉女权歌》，代表革命和自由面向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华语社会，以及女性议题；天主教圣歌，全球化进程里成建制的基督宗教扩散，或者直白的“西方世界进入东方世界”，以及女性议题的另一个方向；还有只提到名字的日本和美国国歌，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现代战争、现代政治身份认同。它们的共存就是这个故事所处的情境：多层、多维度、多方向的世界线穿插交并，而人是其中渺小脆弱、认知局限、能力局限、选择机会局限的人。

著名的琉球园林识名园，图源：作者

人类学与历史

毓坤：这本书有些非常人类学的问题意识，比如文化断绝（cultural devastation, Lear 2006），比如仪式和身体如何展现暴力。要把这些写下来，除了想象力外也免不了做功课。与此同时，写琉球写二战写战后当然也少不了研读历史。

谈谈你是如何从查资料到写成书的吧？

鸽女：因为只是想写一个虚构的故事，所以在故事设计的阶段（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阶段），没有做文献检索。

写着写着，这个故事对我的生活重要性越来越高，同时我的想象也越来越不足够写出情节合理、情绪适切的文字，只好跑回书里找感觉、找办法，这时候就看了几本东亚地区的区域史、尤其是近现代史，一点关于天主教修女制度和修女生活的书，还有关于冲绳的民族志（Murray 2017; Nelson 2008）、冲绳地区的动植物资料（我在成稿之前没有去过冲绳，需要用动植物志来让自己对那个环境有些具身化的体验）。这个过程实在是没有什么方法论而言，随机随性随好奇（我想这是很“经典”的糟糕文献检索方式了，导师看到要抓狂的）。

毓坤：历史与人类学的相遇有时会让人绝望。比如二战中，被强迫玉碎的冲绳人一度被理解为菊与刀精神的代表。冲绳民众的集体自杀对美军冲击强烈，最终导致盟军不愿意直接登陆进攻日本本土。但一系列战后的调查和反思指出，所谓的集体自杀来自日军的胁迫（大江健三郎 2017）。

说说你是如何破除人类学和历史对写作的胁迫的吧。

鸽女：什么是历史呢？是写在历史书上的、未经刻意修改就不会变动的，还是发生过、发生着、要发生、以不可知和不确定为核心属性的体验？

历史是（必然要）过去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无法被改变。历史是被诠释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必然被每一个新的今天改变。如果一个人十几岁谈一场恋爱就死了，她/他是忠贞不渝。如果一个人被迫活九十岁，她/他要建立多少段关系、对多少人不忠，又要经历多少场社会价值观的变化、推翻他/她对忠诚的理解和践行？想要忠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所信奉，除了不活到明天、不让未知的明天改变自己今天的价值体系和知识范畴，是否还有别的方法呢？

因为我活着、还死不了，所以我就切身地感受到被历史必然的逼迫——我是非常害怕活到每一个明天的，因为每多新一天，发现过去的某一天做错了的机会就增加一分，而同时每过到新一天，旧的一天就更加遥远、更加无法被补偿。破除呢，我没有办法，只好把我的没有办法写下来。这让我想到最近很流行的《纯情蟑螂火辣辣》，人类打不过蟑螂，就把自己很惨的打不过唱出来、唱得尽量有意思一点，我觉得我也是这个思路（真的好惨啊，但我真的好喜欢那首歌啊）。

我学到的人类学首先是一门关于体验的学科。人活着是什么感觉，什么构建了人的感觉系统，让这个人感觉这件事是这样、让那个人感觉那件事是那样，人怎么影响对感官的构建系统，凡此等等。这个思路很大程度上统御了我的写作，我写角色活着的感觉、为什么他们有如此感觉、他们的行为在具体的社会结构和时间点上为自己招来了什么感觉。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完全没有想过要破除人类学对写作的影响。

抽象地想像一下，如果可以破除（我理解的）人类学对写作的胁迫，写一个没有lived experiences的故事，应该会很酷吧！

人类学教给我的另外一点，则是对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关切。我在重音社的采访里这样说：“十九、二十世纪这一场变革，是所谓的现代科学剿杀泛灵论与多主体性的过程。从这个时代开始，只有人才能有主体性，其他的一切都是静止、可以被随便奴役的客体。而人不能没有主体性——如果他觉得自己是完全献给神明的，别人起码要嘲笑他；人又只能有一个主体性，而且人与人的主体性一定是以身体为绝对区隔的——如果谁相信自己里面有两个或者多个‘我’，或者相信他的自己与别人的自己相连，他就是病了，病得很重，要被打针、灌药、捆缚、电击、切除脑白质。所以我想，以‘有多少主体性’为切入点，能很好地传递现代与前现代的矛盾，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傲慢和暴力……故事里的女性角色比男性角色更愿意接纳前现代的主体认知，比如她们可以不出声——不打破身体区隔——就听到彼此、明白彼此，她们的主体性是互相可溶解的。尤其是千秋这个角色，虽然她接受了现代科学教育，却仍旧能够做到承认、尊重和悦纳另一种宇宙观。她所呈现的，并非居高临下的‘宽容’，而是主观真诚、客观真实的爱。”

这个萌物是琉球獅子，据说来自福建的风狮爷，图源：作者

缘起

毓坤：谈谈这本书的缘起吧，琉球距北京1850公里，离香港也有1435公里。二战结束于80年前，离冲绳更近的大江健三郎都曾说过“因为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冲绳只是作为概念存在，我无法把握它的实体”。你是如何最早构想这本书的故事，或者怎样“窥见”冲绳/琉球“的？

鸽女：关于起点，可能是因为讲过几次也写过几次，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难“回去”当时的一开始。今天在这个问题下面，我首先想起的是2013年去福州，在福州琉球墓园里一块碑一块碑地走过（福州是琉球对中国朝贡贸易的重要港口）。那个场景里，琉球是“家庭分离至死未有重逢”，是“岛屿死在陆地上”。

而之所以一定要在旅行中去看“琉球”遗存，是因为小时候听的相声。在刘宝瑞的《斗法》里，琉球被呈现为一个不自量力的蕞尔小邦，有看似花里胡哨实则纸老虎一戳就破的可笑法术。我推想，小时候听相声的自己应该不会对文化沙文主义有什么不适感，只是记住了“琉球”这个词，知道它遥远，就觉得放不下、越来越多对它的想象。

这种文化成见的另一头是确实遥远但有所牵挂的冲绳。小时候，家里每年都会收到日本绢人娃娃和挂历之类的礼物。很精美、很贵，家里人会用塑料纸包起来，怕我碰脏碰坏了。这些礼物是从冲绳寄来的，寄礼物的人是我爸的大学同学的妹妹。

我爸在大学里有个同专业同寝室的好朋友，他的妹妹也考学到北京、在另一间大学。这个阿姨在学校里认识了一位从日本冲绳来中国学针灸的叔叔，当时在她们学校补习中文。两个人结了婚，完成学业后回去冲绳。在我爸一次又一次地讲述里，“回去冲绳”十分遥远。那时候没有北京直飞的航线，又要省钱，所以先是北京坐火车到上海，然后上海坐飞机到东京，东京坐船到那霸。他们家不在冲绳本岛，还要再从那霸坐船向西，好几天才能到。这个阿姨生的小孩得了慢性中耳炎，到那霸也看不好、到东京也看不好。她没有办法，写信回家求助，三问四问，居然从我爸问到我外婆，我外婆给了他们一个偏方，治好了这个小孩。作为答谢，这家阿姨叔叔就每年给我们寄礼物。我不知道冲绳在哪，只知道家里人跟我说，以后不要嫁得太远，万一你的小孩有什么病，我们没法保证再给你问到一个偏方。我也不知道冲绳和日本到底是什么关系，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一个冲绳的家庭每年选的礼物都是东京样式？

等到能问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差不多开始写这个故事了。

先写后遇

毓坤：谈谈你最近一次和琉球的相遇吧，那是在首里城大火之后吗？这次旅行点燃、抢救或者修复了什么吗？也谈谈这种先写后遇的感觉吧。

鸽女：2016年，我刚刚交完最后一份课程作业，听着窗外街上的游行声，刷到了首里城大火的新闻。我现在还记着自己当时感觉的强度，但已经不确定它的质感、无法描述出。大概是很难过吧。

2024年冬天，小说定稿送印之后，我第一次到冲绳旅行。降落在那霸，我发现自己随便预订的酒店就在原来的久米村（琉球华人居地）附近、马路对面就是福州园和孔庙。怎么说呢，可能是有点缘分？第二天去了首里城和玉陵，爬山走过很多民宅和穿插其间的墓园、甚至遇到第一尚氏王朝尚德王的坟冢。当时我觉得，哎呀这里一定风水好好，王朝更迭时代变迁，还是活人死人都喜欢住在这儿。

首里城的正殿还在修复中。不知道是不是中华朝贡体系里的宫殿都有这个习惯，用动物的名称来命名宫殿的不同部分——鳞、爪、眼、尾等等。罩在玻璃罩里的宫殿好像一只正在看兽医的超大型橘猫（因为瓦片是偏深橘红色的），动也不能动、缩又没的缩，可怜又可爱。

“罩在玻璃罩里的宫殿好像一只正在看兽医的超大型橘猫”，图源：作者

在首里城山上看到远处的市镇和海洋，在宫墙脚遇到枯死又萌发新芽的榕树（我的小说里有虚构这个情节），都让我感觉到Déjà vu。但我又不想说，我和这个地方真的有什么链接。毕竟我从小听到很多事情，毕竟我们在信息时代里总是不经意地接触到很多东西。未必是什么命中注定，可能只是我之前遇到过、学到过，而又恰好忘了具体的由来。有点Déjà vu的好处是让我觉得《小岛歌》没有编得太离谱、太可笑，这对我来说很足够了。而旅行里切身的体感又成了写新故事的动力，这也是很好很好——旅行帮我代谢掉了不少枯竭感。《小岛歌》我酝酿了十几年，那我现在的主要任务可能就是活到下一个十多年，别崩溃，然后再写下一个故事。

如何跳下悬崖

毓坤：同样和主流冲绳视角聚焦在冷战的逼仄不同，这本书写的是热战的角落，到此为止，人的流动和离散多少还算熟悉，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小说中展现出的情感流动，不断冲击国族叙事的那种流动。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马龙白兰度主演的关于在冲绳美军的喜剧《秋月茶室》，试图以幽默感来讽刺美军，左翼视角更熟悉的则是控诉和抗争。但这些线头的终点大概是这本书的起点吧。比如书中不断引用的《征怨》（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看起来是大家熟悉的唐朝边塞诗，但其中的气象并不如高岑那般壮丽清晰，而是巨浪后的困顿和怨怒。比如章对小行假以“大义”的施暴，对这种“大义”的拒绝是这本书的动力，但即便是千秋，什么程度上可以理解小行去学琴，去给日本人唱歌，去把自己的命运再次交给已经跳下悬崖的神？

讲讲吧，书中你最想描述的那种情感是什么？从哪里跳下？要去往何处去？

鸽女：真的蛮难的，我是说，我写的时候真的没有构想、分析这么多，只是随着对情境的想象和感觉写出来。尤其是“神跳下悬崖，船离开家”这句话，它只是在某一天恰好来到我里面，在我的大脑皮层上发出声音、被我听到，我就写下来。你问我它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解释，可能要问神明自己吧。

最想描写的，是真诚、舒然，不会觉得尴尬、不堪、羞耻的亲密感情。在这个维度上，千秋和小行是我能想象到的最好的partnership，不论这段关系里有多少束缚、自私、有意或无意的伤害传递。如果询问这段关系里的两个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她们自己恐怕也没有答案。从千秋的角度出发，她不放心让小行一个人出门学琴、不认可小行去做敌对国的歌女，也非常不想帮小行挑战神明权威——这意味着要失去她了。但是千秋还是会允许小行出门、在出事后照顾她，并帮她完成最后心愿。同样，小行也在她的认知范围之内为千秋做出了这类事情。越过自己的主体性，接纳对方想要做的事情，帮助完成对方想要做的事情，这是爱吗，这是好的爱吗？我并不敢回答这个问题，但这是我感受到的她们。

（最近也有朋友和我讨论到千秋的阴暗面。从某些角度思考，阴暗确实存在、甚至可以说强烈。不过这里我想还是不要剧透太多、结论太多、留待大家感受。）

同时，也想写出这种感情的反面，章和千秋的感情就是不论如何都很别扭。千秋可以在小行面前做她自己、如她所愿地称呼自己为“姐姐”，但是在面对章的时候则尴尬到不知道怎么摆放自己的眼神。同样地，章也不知道怎么和她互动，到后来甚至发展到了无法用“你”来叫她、而只能用职业称呼（当面叫她“程千秋护士”）来互动的情况。他们的关系里频繁出现判断、出现应该如何又做不到如何。我对这种尴尬和艰涩没有理论化的理解，只是一直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它、为它所苦，所以就非常想要把它写出来。

神明到底为什么要跳下悬崖呢？我猜测，这是对我经历的太多的突发暴力的抽象（又似乎很具体的）映现。我经常能在安静的独处里回想起某个人大声叫喊我的名字，告诉我我在不经意间做了什么在她/他眼里非常糟糕的错事，或者某个人突然通知我，我正在好好准备的事情被她/他决定完全不可以继续了，我正在如常感受到的自己全盘错误、必须受到惩罚或处置。除了切身经历，我也记得、能感受到很多其他人遭受到的类似、以及更严重的情况——历史暴力突然刺入在呼吸、在思考、在感受现在、在憧憬未来的人的身体里面的感觉。跳下去，既是暴力的发生，也是遭受暴力的一方的反应——你入侵我，那么好了，我不继续了，你随便吧，我是这样一个态度。不合谋也不反抗，不继续了。不过故事里也不是人人如此，那些热爱活着、想要活得长、活得好的人，有在合谋的、有在反抗的、也有在妥协的、在修正的，等等等等。大家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吧。

选读

毓坤：也给我们选读一段吧！

鸽女：你好喔，故事的作者，

姐姐告诉我，你写了我们的故事。为什么你想写它呀？写故事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吗？希望你觉得有趣。

姐姐和我决定给你写信，因为我们想问一点问题。姐姐讲她不喜欢写信，所以就由我来写了。这是我第一次写信、第一个和一个叫“作者”的人讲话，感觉很奇怪，我的尾巴痒痒的，耳朵也是。

……

星星穿过我们的身体，流水穿过我们的身体，这里很安静，我们可以一直唱歌，除了歌，谁也听不到我们。我问姐姐想不想要留下来。

妈说人是没法留下来的，除非他们的灵魂放弃身体，又有神明愿意收留他们。

姐姐小小声贴在我耳朵边讲，放弃很简单，但“想要”很难。她想要的事情总也不能如她所想的发生，所以她觉得好累、也好荒唐。也许去到那个结尾之后什么也没有的世界就不会这么累、这么荒唐了，那里的那位神明会让她休息。

可是她又哭了。

我问她去了那个世界是不是就不会难过也不用哭了，如果那样的话我和妈可以送她过去，希望她不用再走三十年那么远的路，或者起码在路上不太孤独，因为她没法变得比头巾更白了。她一直哭，我用尾巴帮她擦眼泪，眼泪从尾巴湿到我的下巴、再湿到耳朵尖上。也许她不想去的其实。

我问妈愿不愿意收留她，妈说她已经有我了。我又问她是怎么有我的，她说有一天她想生一个蛋，于是她就生了一个蛋，我在蛋里。也许你也可以生一个蛋，妈说，让她到你的蛋里来。

我可以生一个浅蓝色的蛋，或者白色的，姐姐喜欢白色。从蛋里出来，她就是我的小孩了。我们两个都有尾巴，我们每天都抱着、贴在一起睡觉、让同一缕风穿过我们的身体。

但姐姐还是做不到“想要”，她讲她能够想要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来这里和我们告别。她太累了，她希望在那个时间是一条线、有一位神明的世界里，再也不用她想要任何事情。

可是已经很累的她哭得越来越大声了，我从没听她发出过那么大的声音，大到这里所有的歌都听到她了，她在歌里一块骨头一块骨头、一根血管一根血管地哭。

她哭着讲，也许我们可以问一下你。如果你想要姐姐留下来，我就生一个蛋，让姐姐到蛋里去，再从蛋里孵出来，我们就一直一直待在一起了。

姐姐已经上来过两次了，这次是第三次，只要她想，或者你想，她就可以留下的，对吧？

浅蓝色或者白色的蛋可以吗？如果你喜欢别的颜色也可以的，我可以生一只别的颜色的蛋。我想要蛋很圆很大，这样姐姐待在里面的时候会很舒服。不过如果你想要别的形状或者大小，我们也是可以的，只要灵魂能待在里面就好了，嗯。

就是这件事了。谢谢你写我们的故事，希望你觉得它有趣，没有像我们这样难过。

不过万一难过了也没关系的，你可以用我的尾巴擦眼泪，你能抓到我的尾巴吧？希望你能。

我们在这里没有名字，但是姐姐讲写信一定要署名，这样才能收到回信。我们决定写上你给我们取的名字。

祝你听到歌声，如歌声听到你。

程小行，程千秋

月亮滑向太阳的一天

玉陵，即琉球第二尚氏王朝的王家陵墓，图源：作者

又问到了我，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请帮帮我。

余音

毓坤：有什么想问我和其他读者的吗？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吗？

鸽女：写小说的第一年，我来回读了几次《医者的故事》（The Healer’s Tale），很喜欢问自己：已知抗生素才能治疗细菌感染，那么我们能把抗生素发明前的医生都判定为做错了、应该被刨出来重新枪毙一遍吗？已知我们很可能在今后觉得现在的做法是错的，那我们应该停止尝试和创造新实践、构建新未来、从而招致对现在和过往的必然否定吗？已知人类在任何时间都会面临无法解决的问题和痛苦，我们能把新生命生出来、把无辜的它们抛进我们明确知道自己无能为力的世界里吗？

活着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人的认知能力、创造能力、解决/挽回能力，远远小于感受能力。人能知道很多事情做得不对、做得不好，或者自己不喜欢，但是人没办法把它们消失或者改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如果人能在思考好这个问题之后才去选择开启新行动、创造新未来、乃至于创造新生命，也许是更向善的吧。

没有一个生命是脆弱的，如果你知道它必然被迫经历多少残忍的话。

没有一个生命活该必须经历生命本身的残忍。

受访作者

天涯鸽女，人类学半途选手，和恐惧缠斗的人。

本书购买链接

Reference:

大江健三郎. 2017. 《冲绳札记》, 陈言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孙歌. 2020. 《从那霸到上海：在临界状态中生活》.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Huisman, F., & Warner, J. H. eds. 2004. Locating Medical History: The Stories and their Meaning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Kaufman, S. R. 1993. The Healer’s Tale: Transforming Medicine and Culture.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Lear, J.. 2006. Radical Hope: Ethics in the Face of Cultural Devas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tsumura, W. 2015. The Limits of Okinawa: Japanese Capitalism, Living Labor, and Theorizations of Commun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

Murray, A. E. 2017. Footprints in Paradise: Ecotourism, local knowledge, and nature therapies in Okinawa. Berghahn Books.

Nelson, C. 2008. Dancing with the Dead: Memory, Performance, and Everyday Life in Postwar Okinawa. Duk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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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justice”时我们在谈什么

2025-11-04 12:58:09

何为“义”？我们如何理解自己和所在群落所经历的公平和冤屈？义是否有高低，它如何在情与法之间获得平衡？本文作者Xuting就这些思考，带读者进入李海燕2023年出版的《一定的正义：中国法律想象的生态学（A Certain Justice: Toward an Ecology of the Chinese Legal Imagination）》。

讨论正义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自成脉络，对于当下面对时代巨浪、试图创造变化的人们也依旧重要。结绳志在过去的几年发布的文章里，涉及了不同行动者和学术关注的领域。巴勒斯坦战乱中的女性与聋人社群，原住民报道背后的知识正义，亦或是困在算法系统中为生计和劳动价值维权的骑手，都代表着不同境况里的人们对于正义的理解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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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种族灭绝的加沙聋人社群

作者 / Xuting

编录 / 蓝熊

当澳大利亚学者德莉娅·林（Delia Lin）为论文集《正义：中国经验》（Justice: the China experience）撰文时，她呼吁英文学术界在讨论这个话题前，先留意“justice”一词在中文语境里的多义性。她写道，“每当我们要谈论中国的‘justice’问题，我们就立刻被困在语言与哲学的巴别塔里。在中文里，有许多词汇可以表达‘justice’和‘injustice’，例如：义、不义、正义、公义、公、公正、公平、冤和屈。”德莉娅·林指出，“义”与“公”处在两个不同的正义层次，也可被分别称为“高义”（high justice）和“低义”（low justice）。“义”指的是圣贤君子高于生命利益的道德准则，如儒家经典中的“舍生取义”、“义利之辨”，而“公”则更接近今天的司法公正性，强调处理民间纠纷时“不偏不倚”（impartial）、“秉公执法”。德莉娅·林认为在儒法传统中，当“义”与“公”相悖时，对“义”的追求总能压过“公”，也即“高义”胜过“低义”。

“义胜于公”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并不罕见。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李海燕注意到，在关汉卿谱写的元杂剧《包侍制三勘蝴蝶梦》里，包拯就遇到了一个“义”与“公”冲突的命案：王家三个儿子为父报仇，过失杀了恶霸葛彪。王母向包公求情，愿拿亲生儿子抵罪偿命，宽恕王父前妻所生的两个儿子。听了王母一席话，包拯动了恻隐之心，于是拿一个叫赵顽驴的盗贼抵命。最终母子团圆，王母还被加封为贤德夫人。从“低义”的角度看，包公的判案绝对称得上“不公”，还搭上了一个无辜者的性命。然而从“高义”上看，包拯却捍卫了儒家人情伦理，令读者横亘心头的道德重压得以释放。

“高义”与“低义”、“情”与“法”的对峙构成了中国古典断案故事的基本矛盾。然而对比来看，构成西方法律文学基本戏剧冲突的另一对矛盾——“法庭真相”（courtroom truth）和“实质真相”（real truth）——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却不见踪影。法律史学者黄宗智（Philip Huang）写道，“现代西方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法庭只能依据在法定程序下证明的事实来做出判决。因为，那是在人为的制度下所可能做到的极限，而‘绝对的真实’则只有‘上帝’才能知晓……中国古代法律长期以来都一直拒绝程序主义，而认为调解人和法官是能够并掌握实质真实的。”读者也无法忍受悬而未决的法庭事实，要的是“真相大白”，最好嫌犯自己“认罪伏诛”。如果说“法庭真相”与“实质真相”构成了基于法庭边界内与外的“水平结构”（horizontal），那么“高义”与“低义”则形成了特殊的垂直结构（vertical）。基于德莉娅·林、黄宗智等学者对中西方法律的比较研究，李海燕教授在其由芝大出版社发行的新著《一定的正义：中国法律想象的生态学》（A Certain Justice: Toward an Ecology of the Chinese Legal Imagin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译注：原文标题“A Certain Justice”一语双关，既有“必然得到的正义”，又有“只能得到某一部分但不确定”的暧昧性。因此，笔者将书名暂译为《一定的正义》，用“一定”的多义性（“必定”和“一定程度上”）翻译“certain”。】中，将这一跨文化比较延展至中国现代史与当代文学影视领域，并指出“高义胜过低义”的文化逻辑仍弥漫于中国人的有关法律的想象之中。

*A Certain Justi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3.图源：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01. 高义

在第一章《高义》中，比较文学出身的李海燕将目光转向了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侦探题材与谍战类型在中国文化史的此消彼长。除了在二十世纪初作为舶来品的短暂兴盛，侦探小说长期在中国被边缘化，长久以来让位于谍战类型（spy thriller）。不管是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永不消逝的电波》，还是民间流行的小说手抄本，潜伏下来的外部敌人取代了普通罪犯（common criminals），正面的战场冲突转向了地下。正如文学史家金介甫（Jeffrey Kinkley）所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大陆的虚构作品和新闻报道不再关心关于普通公民（ordinary citizens）的犯罪。当代中国法律史也可佐证这一观点：直至一九七九年，新中国才颁布了第一部成体系的刑法典，而不再以政策判定违法行为。

法国社会学家波坦斯基（Boltanski）认为，侦探小说的兴起是与自由资本主义法治国家的发展同步进行的。悬疑题材假定了一个基本和平的社会现实，现实之下是人们错综复杂的动机（motives），而犯罪行为是对这一现实的短暂干扰。侦探小说必须怀疑所有出场人物（casting everyone under suspicion），这种基于犯罪可能性的“人人平等”（equality with respect to crime）也可以被看作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的延伸。而谍战题材往往两大阵营敌我分明，在战争对立状态下，人们的内心情感被恐惧主导，行为动机也十分简单，无需分析社会内部彼此交织的道德动机。

然而，真正令当代文化学者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谍战这一冷战题材又在近些年重生并广受欢迎？戴锦华将这一现象置于全球化语境，认为后冷战时期复杂的身份认同问题催生了《色戒》中王佳芝的忠诚与背叛、《风声》里日伪、军统与地下党的多重身份标注、《谍影重重》里“我是谁”的不断追问。李海燕则将中国式谍战题材（例如后文将提到的麦家小说《暗算》）与詹姆斯·邦德系列进行了对比：詹姆斯·邦德式的皇家特工往往单枪匹马闯入敌营，少不了和亦敌亦友的“邦女郎”有一番情感纠葛。早期谍战片以冷战阵营划分敌我，而后冷战时期谍战题材将敌人设置于深层政府内部（deep state），最终邦德式主人公以个人英雄式的英勇行为打败坏人，捍卫自由——这种诉诸个人智力和武力的解决方式，也可以被看作是“低义”（low justice）在个人维度的伸张。而《暗算》里的主人公安在天，永远坚忍沉着，不为任何情感波澜所动（imperturbably stoic and asexual）。我们不仅看不到安在天个人的打斗场面，甚至连敌人都没有具体面目：特别单位701面对的是看不见的无线电码，和只能抽象理解的复杂的数学解密谜题。

《暗算》中有两个人物和永远理性、镇静的安在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是盲人阿炳（电视剧中由王宝强饰演），他天赋异禀，能靠一双耳朵捕捉到无线电敌台，被安在天从乡间发掘后履立奇功。然而阿炳有智力和生理上的缺陷，在立功被嘉奖和护士林小芳成婚后，他从婴儿的啼哭中悲愤地发现自己的孩子并不是亲生的，最后自杀身亡。而在另一章《看风》中，安在天遇到了天才归国数学家、冯·诺伊曼的学生黄依依。她在701成功破解了“光密”，却无法得到安在天的爱。安在天可以做她的父亲、兄长、朋友、拯救者，但唯独不能和她成为伴侣。单恋无果的黄依依苦闷之下和同单位的有妇之夫出轨，最后被其妻子设计害死。一个传奇女数学家最后头部受重伤，悄无声息地倒在了一个厕所隔间。在电视剧版《暗算》中，导演柳云龙还更改了黄依依的结局，让她受伤后变成了植物人，被安在天照顾后半生。

尽管大部分读者会将阿炳和黄依依视作令人惋惜的、有缺陷的天才（gifted but defective），李海燕却直言：阿炳和黄依依的人物塑造本身就带有性别和身体歧视性（cast in a blatantly ableist and sexist mold respectively）。“阿炳超自然的听力被搭配上智力缺陷和性功能障碍。黄依依的身体需求则接近病态程度，她似乎必须要有一种缺陷，才得能削弱她的拔群智力。黄依依更像是一个需要被保护和照料的儿童，而不是一个有自己尊严的成熟女人。”

如果说本就有“缺陷”的阿炳和黄依依是被动地卷入了破译事业从而发生了悲剧，读者又是如何在黑暗与不安中找到整个故事的道德锚定（moral gravity）？李海燕认为，“机密”就是《暗算》神圣且不容置疑的道德重心。她引用哲学家西西拉·包克（Sissela Bok）的“帝国机密”（arcana imperii）概念解释“秘密”在现代政治中的地位。包克指出，“保密”实际上将原属于宗教机构的神圣光环（aura of sacredness）移到了世俗机构上。机密本身即是神圣的。因此，在一个充满伦理困境的故事中，当阿炳和黄依依置身于秘密的黑暗之中，他们的坎坷命运就有了为高义悲怆“牺牲”的合理性。李海燕写到，在这个“高义”故事里，被引发的情感是“近乎宗教般的虔诚、敬畏、恐惧和赋魅（enchantment）”。安在天（特别是在电视剧版中看护黄依依的形象）又何尝不类似一个放弃了爱与自主性（renouncing love and autonomy）的牧师？

02.低义

草根行动的道德路径

在第二章探讨底层正义的《低义》中，李海燕对文牧野执导的电影《我不是药神》进行了文本细读。主人公程勇原本是一名印度神油商人，由于种种经济和家庭上的困难，开始做起了印度仿制药走私贩售的生意，这也缓解了不少无力担负高价正版药的白血病患者的生存压力。深知走私犯法危险性的程勇一度将业务转手，但接手的商人哄抬药价，和不肯接受提价的病患产生纠纷导致被查。后来程勇得知，最初请求程勇从印度带药的病人已因经济负担自杀，而还有一大批病患正因缺药而等死。这一次，程勇并不是为了收益，而是出于道德义务决定再度出山，但最后还是被逮捕入狱。正如片中庭审程勇时的台词所说，“程勇的主观意愿是救人，而非盈利。”

不同于偷窃、纵火等明显有悖于社会道德的恶意犯罪，仿制药走私是一种法定罪（malum prohibitum），也就是仅凭法规才构成非法行为，这也为《我不是药神》提供了暧昧的道德语境。类似盗版、医疗旅游（medical tourism），经济拮据的社会底层民众通过“非法”（illicit）手段避开由跨国资本主义以知识产权名义搭建的复杂法律法规。如果遵循法规本身，那么三四万一瓶的药才是真药，程勇卖的则是未经瑞士制药公司授权的“假药”。而在《我不是药神》中经典一幕里，一个白血病患老妇质问，“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你们非说它是假药，药假不假我们能不知道吗？谁家能不遇上个病人，你就能保证你一辈子不生病吗？”最终，在电影结尾的字幕里，我们得知进口药物管理条例的修订最终使得病患负担得起药费，灰色地带的行为因法律改变而合法，程勇的人物原型也得到了减刑。

不同于《暗算》里对命运无法反抗、无声逝去的阿炳和黄依依，《我不是药神》里形形色色的底层行动者组成了一个共谋的道德社群。李海燕注意到“脸”在电影中的象征意义，“最初，程勇对戴着口罩、向他买药的病患感到不适，时常抱怨他总和看不清脸的人做生意……直到电影后半段，程勇才意识到口罩代表着对彼此的确认和团结。在电影的最后一幕，我们随着程勇的视线，从警车的车窗向外望去。当他和路两旁紧紧拥挤在一起的旁观病患目光交接对视，他们一个个在沉默中短暂地拉下了口罩又拉了回去，似乎在向他片刻致意。就这样，一个持续着的、无声的道德社群诞生了。对程勇来说，道路两旁的人们不再是病患或顾客，彼此不同的个体因为共同地对他的谢意与歉意（debt of gratitude）被凝聚在了一起。”不同于上达天听、寻求“高义”的传统法律想象，《我不是药神》提供了一个草根行动的道德路径，重新思考法律如何与人民利益形成张力并自我修复。

03

熟悉李海燕教授前作《心灵革命》（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1950）和《陌生人与中国道德想象》（The Stranger and the Chinese Moral Imagination）的读者或许可以预测到，《一定的正义》也同样充满着丰富的哲学思辨、细致的文本分析和跳跃的比较视角，碍于本文篇幅只能粗略介绍。在第三章《转型正义》里，李海燕援引梅尔亨里希（Meierhenrich）、佩达斯（Pendas）、施克莱（Shklar）等人的政治审判理论，分析转型时期原本作为明辨个人对错的“低义”（righting individual wrongs）如何被历史的“高义”所含摄。第四章《例外正义》则将法律与道德的悖论延展至“战俘特赦”的历史。在地缘战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后疫情时代，阅读这两个章节会给读者带来特别的现实意义。此外，第五章《诗性正义》和第六章《多物种正义》还讨论了中国当代魔幻现实主义和生态文学，特别注意到八零后作家马伯庸的小说《草原动物园》。但正如康豹（Paul R. Katz）的书评指出的那样，这两个章节和前文的“高义”与“低义”似乎关联并不明显。而在整部著作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低义”（low justice）的概念在不断变化，有时泛指独立于道德范畴的司法领域，有时特指底层社会在灰色地带争取利益的手段，有时又指涉个人基于道德观的抉择——这些多变的语境也令“高义与低义”的讨论变得有些散漫与笼统。

尽管如此，“高义胜过低义”的垂直结构仍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法律文化提供了意识化的分析工具。笔者在阅读《一定的正义》时想起了二零二一年爆红的一部网剧《御赐小仵作》。在这部被誉为大陆第一部表现“程序正义”的古装职业剧里，主人公楚楚是一个出身仵作世家、身怀绝技的女仵作。她协助掌管大唐三法司、智力过人的安郡王连破奇案。仵作（forensic science）将对证据和程序的重视带入了流行古装律政剧，再算上楚楚女性身份的加持，可谓“低义”的难得展现。但随着剧情推展，《御赐小仵作》又落入了宦官专权、前朝逆党等古装断案剧窠臼中，“高义”再一次盖住了“低义”，而片名中的“御赐”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楚楚独立性的努力，仍然将唐宣宗的赐婚与仵作许可视为最高目标。而在现实生活中，原属于“低义”范畴的刑事案件一再热度飙升至全国关注的“高义”领域，也表明了这一垂直结构仍广泛植于人心，每一桩小案都有可能附加着巨大的社会成本。

透过文本的辨析，《一定的正义》从法律、道德和传统的无意识里勾勒出了有别于西方法律的垂直结构的轮廓。络德睦（Teemu Ruskola）在《法律与文学》（Law & Literature）上评价道，这是一部“丰富且具有生成性的著作”，读者可以从具体章节中获得启发，去思考高与低之外正义的可能。

Life’s Answer Sheet: Self-Study Exam of Female Migrant Workers in Pearl River Delta 生命的答卷：珠三角打工女性的自考

2025-09-17 18:17:13

The Higher Education Self-Study Exam (commonly abbreviated as zikao) is China’s largest exam outside the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 (gaokao). In 2024, it recorded 5.38 million exam sittings nationwide. This size surpasses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took the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 (kaoyan) or the civil-service recruitment exam (kaogong), roughly 40% of the gaokao cohort.

Zikao is known as a “university without walls,” designed to give people outside full-time college a path to an accredited higher education degree. Since its inception in the 1980s, it initially served returning sent-down youth (zhiqing), the urban “educated youth” who were dispatched to the countrysid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later returned to the cities. Another large share of historical zikao participants were cadres within the state system, from Party and government organs to public institutions. Today, the core population has shifted downward.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the backbone of zikao takers is young female migrant workers from rural parts of China who left school early to work in the economically advanced coastal cities. They study for five or six years in the cracks between wage labor and childcare, only to see their efforts wiped out when entire majors are suddenly discontinued this year.

This essay tells the zikao stories of these working girls. It is not a tale of tests and win–loss. Zikao is not the meritocratic scene of “sitting up straight and scribbling furiously”. If anything, the answer sheet of their lives redefines both the “self” and the “exam.” You will read how, after dropping out, they restart life by studying in the gaps of wage work; how they study in secret when support is scarce; how they persist under the compression of being “prisoners of time”; how they shoulder motherhood to secure schooling opportunity for their children in the city, as well as a foothold in post-birth employment for themselves; and how, even when policy leaves them behind, they still make one last stand.

· 编者按 ·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简称自考）是中国高考之外最大的考试，2024年全国共有538.48万人次报考，超过考研和考公，是高考人数的四成。
自考被称为“没有围墙的大学”，旨在给全日制高等教育墙外的大众提升学历的机会。80年代创立以来，自考服务过返乡知青，体制内干部。如今，自考的主体人群已经下沉。在珠三角，自考的主力是辍学打工的女性。在打工、育儿的夹缝中付出五六年的时光备考，她们的努力却因为专业的突然停考而付之东流。
这篇文章讲述了这些打工女孩的自考经历，可这并不是一个关于考试和成败的故事。因为“自考”并非优绩主义下的“端身正坐、奋笔疾书”——倒不如说她们这份生命的答卷重新定义了“自”和“考”。你将读到：辍学后，她们如何靠打工缝隙里的学习重启人生；在缺少周遭支持时“隐秘备考”；在“时间囚徒”的压缩里坚持；肩负母职为孩子争学位，也为自己争育后就业的机会；即便被政策落下，仍不放弃最后一搏。

作者 / Yukun Zeng

编辑 / 熊阿姨、Wei、子皓、Emma

奇怪的考试

“我不太了解自考，但过渡期三年你都考不完那有什么办法呢?”

菜菜把自己遭遇自考停考的经历放在网上，常遇到这样的嘲讽。

那是一封致广东省自考班的联合公开信【1】，里面记录着她和另几位考生的经历：辍学、打工、带娃之余，力图通过自考来改变命运。横跨疫情考了五六年，他们报考的专业却惨遭腰斩，今年4月之后再考无期。菜菜写到，自考的“这六年，我像推⽯上⼭的西西弗斯。如今⽯头滚落⼭脚，可我连重新推它的资格都被剥夺”。

自考的全称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这一80年代开始的考试制度被称为“没有围墙的大学”，旨在给高等教育“墙外”的大众提升学历的机会。考生无需入学门槛即可报名，按专业考试计划通过十余门（含实践/论文等）课程后，由省级自考委与主考院校联合颁发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2】。

2022年6月，广东省考试院在官网挂出一则停考通知：23个自考专业要“收口”，其中专科7个、本科16个，像汉语言文学、采购管理、服装与服饰设计都在列。文件给了一个近三年的过渡期，最后一次考期是2025年4月。

这次背水一战中，大批像菜菜这样的自考考生仍旧 “折戟”，此后再无考期，意味着数年的付出付诸东流。

在许多人眼中，这听起来又是一个“考不过活该”的故事。“自考本身就比高考简单，还过不了？” 这是另一条给自考停考考生的冷嘲。

在一个几乎人人有考试经验的社会里，考试的成败往往被换算为能力和努力，这是优绩主义的公式。考生是被考的样品，检测前可以一段时间在名为“备考”的小笼里苦练，努力提升自己待测的素质。这一小笼最常见的材质是全日制学校，其中的经纬是校园和教室，是老师定期的任务派发，和每天标准化的时间分割，还有竞争和互啄的心态。高考则是笼子的终极形式，是用来理解其他所有的考试的基准。

可自考和这一“端身正坐、奋笔疾书”的经验完全不同。

首先，自考的题目并不容易。以这次背水一战中拦住许多人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为例，考查范围横跨宋至晚清，诗、词、文、赋一个不落；命题细而刁，即便中文系本科也不敢说轻松。比如：“周邦彦《六丑（正单衣试酒）》描写的花卉是什么？”、“简述王沂孙《齐天乐》（一襟余恨宫魂断）的用典特色。”【3】这类题既要识记也要理解。想得分，离不开精读和背诵，再配合视频串讲与历年真题的反复回看。而这些学习，对于这批打工自考生而言，多半只能发生在通勤路上、午休夹缝里、哄睡孩子后的深夜。

2022年10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试题截图【4】

其次，自考没有真正意义的“学校”概念。没有校园，没有同学，没有班级，没有教室，没有作业和课程也没有被指定来学习的时空，没有交流的师友，乃至传递学习讯息的媒介环境。广东考试院的停考通知最早发在省考试院的网站上，同期也在考试院的微信公众号上同步，但考生并没有接到短信或电话通知，也并没有班主任或者辅导员来确保考生收到这一信息。很多人是隔了很久，才通过偶然的口口相传，知晓了那则停考通知。

茉莉是一名汉语言文学专科的自考考生。直到2023年才在小红书上刷到停考信息。此时她已经考了三年，蜗居在深圳的城中村里，在育儿和零工间奔走，只有孩子入睡后，可以刷刷备考视频，再顺便刷到考试相关的信息。

同样备考汉语言文学专科的小丽，她听说的都是自考可以慢慢考，没有时间限制，什么时候考完什么时候拿毕业证，从没有听说过自考会停考。小红书上刷到停考信息后，小丽询问其他考生，发现大家都处在类似的迷雾里，连最后一次考试是25年4月还是25年10月都不确定。小丽甚至登陆了考试院官网，也没从琳琅满目的通知中找到相关文件。

另一位考了五年的考生思平现在还对这种“暗中摸考”的信息状态愤愤不平。她直到今年才看到停考的相关信息。她描述自考“老考生”的状态：考过几个考期之后，大家反倒只会注意开考这样常规的通知，对停考这样违背自考认知的信息毫无想象。思平打了个比方，这就好比“广东人从不会像日本人一样，去随时关注地震的新闻”。

野生、模糊、偶有“地震”、常在暗墙里兜圈子的考试信息生态，是笼外世界的一个侧影。

但这一听起来如此奇怪而模糊的考试形式，自1983年全面推广以来已有超过40年的历史。现在依然有报考热度——2024年全国共有538.48万人次报考【5】，相当于当年全国高考人数的四成。

这个规模比起90年代动辄上千万的报考人数有所下降，可值得注意的是珠三角这样的打工族聚集地，自考人数却不降反升【6】。广东自考近年来的报考人数一直在百万上下，单广州市，2024年的报考人数就超过了9万人。

这批受广东自考停考波及的考生，女生居多。在一个近百人的停考互助群里，女生接近八成，其中许多都有辍学打工的经历。她们是中学辍学的农村女孩，珠三角的二代打工者，为孩子落户与入学奔忙的宝妈。每一种身份都无法放入“完美备考者”的笼子里。交流中，考生们不太比拼成绩。对她们而言，自考已经溢出了优绩主义的笼子，它更像是重写自身成长的答卷。

为自己做主

许多人都纳闷：高材生都找不到工作，自考还有什么用？

但自考对辍学打工的女孩们意义非凡。在底层的劳动力市场中，自考依旧是有用的敲门砖。

更重要的是，自考是她们重新规划人生的关键一步。在此前的生命中，她们因为种种原因辍学。辍学之后，比起男生能更多得到家里的支持，女生得自己想办法为自己的人生做主。

27岁的小丽已经在底层劳动力市场打拼多年：卖场店员、电商里打下手、蔬菜公司做办公室文员。这些工作都是靠亲戚朋友牵线的，因为她只有初中学历——作为潮汕地区的家中长女，早早辍学去打工赚钱，是她和很多同龄人的常见遭遇。

刚工作的几年里，小丽常在梦里回到校园。每逢九月开学新闻铺天盖地，她都格外难过。

年复一年的打工生活里，学校从梦里退场，学历焦虑越来越真切。前年结婚后她为了和对象相聚而回到深圳，重新投简历找工作找了三个月，发现大多数岗位的第一道门槛就是“专科及以上”。最后还是通过介绍，进了一家电商公司当助理。

2021年，她在小红书刷到自考信息，立刻报名了汉语言文学专科的自考。对她来说，自考是圆梦，并不是高蹈的“逆天改命”，而是让自己从亲缘网络里解绑、在公开招聘里获得同等起跑线的第一步。

与小丽一样，阿霞也报了汉语言文学专科的自考。她说，十几岁那次离开课堂是赌气，而这一次，是把错位的人生慢慢掰回正轨。她是河南农村的留守儿童，中考考进县一中，但成绩并不拔尖；在紧绷的家计面前，她承受着“读下去也不过上个三本，既贵又不值”的压力，干脆一咬牙不读了。

阿霞跟着表姐南下广东，到了东莞大朗，正好遇上一家房产中介招人，就成了一名中介。她坦承：“那时的人生，完全没有规划。”

阿霞有日常浏览各类招聘信息的习惯，为了找更好的工作，她花了三年拿到了函授大专的学历。可到2020年，网上关于“学历断层”的讨论让她起了疑问：函授够不够“硬”？还能不能接本科？讨论里，自考被反复提到“含金量更高”。阿霞决定再来一次自考，真刀真枪过一遍。

她还提到老家的性别差异：不上大学的男生不在少数，可家里往往有后手：支持创业，或去学理发、厨师、汽修等一技之长。而女孩，停止上学的时刻就是 “相亲、结婚”的开始，很少有人替她们谋划下一步的职业规划。她的丈夫同样来自河南，高中毕业就南下珠三角，有家里全力托举，最后在小区楼下开了汽车美容店，并不为学历发愁。

从补贴家用，到为自己做主，这段辍学后的坎坷路上，“学习”和“考试”反倒不断在打工和职业发展的楼梯口出现，成为少数她们能指望的明灯。

茉莉第一次体会到学习能改命，是在电子厂的流水线上。2010年，她高一辍学后来到深圳，做过服务员和纺织工。进到电子厂做元件检验员时，她听到拉长喊，“谁会电脑？”她恰好刚刚上了半年的电脑班。茉莉立刻举手，当场面试，转入项目部做管理员。工资涨了、加班少了，她第一次尝到学习的回报。

茉莉再次报班是因为想换工作，做服装设计。她又在百度搜课，去福田上了几个月培训，拿到设计助理岗位。

自考是这条路径的延续：白天上班，业余学习，以努力换取回报。

与她们类似，菜菜来自潮汕农村，2014 年高中毕业南下深圳。姐姐上大学留下台电脑，她临走前在家自学了办公软件，凭这点技能进了文员岗。

但很快，菜菜在工作中感到“懂得不多、学历偏低”。为此，她先读成教夜校商务英语大专，但上课点离公司远：下班赶去常迟到，九点多下课回家还要走一段夜路。一周三次，如此三年。

拿证后，她发现 HR 筛选里夜校函授越来越不占优势；面对全日制学历的基准线，只有自考还保持一定含金量。彼时她在基层做采购助理，主要跟踪到货等杂务。想着在这一赛道上继续发展，菜菜在2018 年报考了对口的采购管理自考。

隐秘的备考

“为自己做主”并不意味着自考生已经是对考试收益-回报了如指掌的“学习投资经纪人”【7】。从效益看，自考动辄数年，通过率也低于网教等更快拿证的路径；广东停考后，不少人也直言后悔没走“更快”的路。

但与其他学历途径（学费几千到上万不等）相比，自考的金钱门槛显著更低：一门课报名费 52 元，一个专业 12–15 门，理论花费仅数百元。对几乎没有个人积蓄的打工女孩，这是一种可负担的长期投入。更关键的是，这样的投入不用花家里的钱。这是辍学打工女孩们学习投资上默认的准则，菜菜的夜校、阿霞的函授，都是自己掏学费、自己去学去考。

除了钱，这些女孩常得不到家庭足够的理解与支持。她们常常选择“隐秘备考”的策略。阿霞就未对老公详细谈起自己自考的规划。只有一年考试出去的那几天会和他说自己“出去考试”。但老公也并不追问具体考些什么。

菜菜的情况与之类似。因为考前需要更多的复习时间，她会和家里人提到自己是在考试，但家里人都是农村背景，对自考知之甚少，很难向他们讲明白自考对自己的意义。

考生们常用的备考app，笔果题库。使用的场景常常是通勤的地铁上和睡前刷手机的时间。这道题出自是菜菜考过的《物流企业财务管理》。

小丽起初瞒着父母，母亲得知后仍质疑“都要结婚生子了，搞这个有什么用”。

这样的质疑并没有动摇小丽们的决心，但会驱使她们把备考藏入更安全的空间。如果不想让家人知道自己投入了如此多的时间和资源在自考，备考就只能藏在上下班通勤的地铁路上，单位午休时挤出来的几十分钟；晚上在家刷视频时也要注意不要盯着屏幕太久从而被发现；如果因为自考而需要请假也没法和家人说，只能自己悄悄提前存好会因请假而被扣掉的工资。

“隐秘备考”并不是拒绝和家里人沟通。阿霞决定考完了再和家里人讲，因为如果没考下来，会显得自己不自量力，胡乱忙乎。

在更可见的中产备考叙事里，家庭像一个“备考集团”，能提供的不仅是经济资源，还有不断延展的社会支持网络：课外辅导，与老师打好关系，再到提前铺好如果考不好就出国的第二条路【8】。相比之下，“隐秘自考”的女孩们鲜少托举，只能把备考变成一场无声的长跑，在抵达终点前都不敢邀请亲友来观看。

时间囚徒

这场长跑持续得比她们预想得要长的多。

以广东自考为例，本科一年三个考期，而专科只有两个考期。每次只开考部分课程，考生每次顶多也就报考 3–4 科，还需要论文等实践课。这样一来，考下来满打满算也需要三年。挂科就得重考。一旦遭遇疫情这样的突发情况，一错就会错过整个考期。而一旦面对育儿与工作的夹击，更难以在每个考期满负荷完成考量。

不少女孩起步时都以为自己能很快完成。现实的挤压很快把“很快”变成“很久”。

菜菜把这种状态形容为“时间囚徒”。她的自考始于 2018 年 10 月。她考的采购管理本科总计 13 门课程，外加毕业论文。每天下班吃过饭已是九点多，才能开始系统复习；单程一个多小时的通勤地铁上，她用手机刷题。她没料到的是这是个冷门专业：资料稀缺、参考书分散，备考很难按图索骥。结果 2018 年只过 2 科（《采购战术与运营》《采购与供应谈判》），2019 年 1 科（《采购与供应关系管理》）。2020 年疫情暴发，父母接连生病，她也身体状况欠佳。可打工的生活手停口停，菜菜的采购助理工作反而因物流繁忙更忙了。多重压力下她那两年的考试进度完全停滞。

2021年结婚后，她重整旗鼓。2022年1月的考期，菜菜报了两门。这回她准备充分，甚至为了考试而每天做核酸。但人算难敌天算，考试当天，她在考场门口被查出了红码，从而被拦在考点外。事后才知道是半夜她所在的小区被赋了红码。

连轴转的人生并没有给菜菜多少时间来消化这些崩溃时刻。2022年她又怀上了孕，孕吐反应强烈到无法进食。但这一年她还是硬撑着考过一科《采购法务与合同管理》，并办理了《英语（二）》的免考。

2023年孩子出生，为了给孩子半夜喂奶三四次，菜菜的生活昼夜颠倒。等孩子稍微大一点，她发现有限的备考时间进一步因为育儿而压缩，只能等孩子睡了才能稍微刷刷题。用这些挤出的零星时间，菜菜在这一年里过了4科（《采购与供应链案例》《采购环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国近代史纲要》），2024年又过了2科（《物流企业财务管理》《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这些年里她一直在上班。丈夫虽是全日制大专，也仍是珠三角的打工人；家里少不了她这一份收入。最大的外援是婆婆进深帮忙白天带娃。但孩子越大，对她的需求越多，菜菜能挤出的备考时间反而更少，“时间囚室”在她身上一圈圈收紧。

菜菜的考试记录。她的专业是：采购与供应管理（独立本科段）

今年 1 月，她再过1科《采购绩效管理》。眼看 4 月是停考前最后一次考期，菜菜终于做了一个艰难决定：辞职背水一战。全职备考最后一门课之余，菜菜也同时开始写毕业论文，以赶在年末截至受理之前有资格申请毕业。

这段全职备考的日子里，她仍按“上班作息”出门，去附近的公共图书馆学习，晚上再回家。她不想让家里知道自己已离职。虽然丈夫支持，但在一个打工家庭里，“全职备考”很难成为全家理所当然的共识。

最后1科是《采购项目管理》。她决定把书上的知识点逐条背透，哪怕耗时巨大。她想明白了：不辞职只能靠熬夜，第二天无精打采，不但复习低效，工作也拖累；长期在“备考—工作—家庭”三线并行，身体迟早吃不消。

考试当天，拿到卷子她就意识到不妙：题目似曾相识，但那些自以为滚瓜烂熟的点，一下子联不到答案。她还是硬着头皮把卷子写满。这一几乎“迷信”的考试策略，在自考里同样适用。

41分。菜菜在出分的那天当场崩溃。那一天，她手都是抖的。分数比她预估的 55—60 分低了不少。更致命的是，专业停考在即，这一败意味着她可能与毕业资格失之交臂，七年的努力被截断。而她已经很难再拿出几年去重新开始了。

可经济压力让她无法喘息。考试结束后几天，菜菜又去找了一份采购助理的工作。但她状态低落，也力不从心，感觉越来越干不过单位里的年轻人了。家里孩子一天天长大，时间牢笼还在逐步缩紧。想到考了这么多年，就差那么一点而功亏一篑，她只能在半夜偷哭。

落户、考试、打工母职

打工女性自考，很多时候不只是为了升职加薪，更是为了让家庭落户，让孩子上学。

珠三角打工子女如果要上当地的公办学校，需要落户。而落户最低也需要专科学历【9】。这个政策对很多大学毕业生来讲完全没有门槛，但对茉莉来说，她就需要那张自考的毕业证。

茉莉的自考计划开始在孩子出生后。孩子刚出生，城中村的宝妈就提醒她：想在深圳上学，要趁早准备。

茉莉自己走过留守的童年，不愿孩子再经历分离。对打工家庭来说，孩子能否在打工城市就学，几乎决定了这座城市能不能“安居”。进不了公办，就得把孩子送回老家；而在珠三角，公办免学费，私立一个学期几千元学杂费，对普通家庭是不小的负担。

而公办学校也是一道窄门。以笔者走访的深圳龙华区某城中村为例：当地需要上学的应届孩子约 1500 人，公办小学只开放300多个学位。于是学位申请需要排序，而排序靠前的要求是深圳户口。于是，“先落户”成了保障学位的优先策略。

而落户与学历/资格挂钩——一般需要本科，或专科叠加相应职业证书。正因如此，城中村里才出现了父母为孩子学位而“一边打工一边考试”的景象。

蒋能杰导演《分》中的广州打工家庭也面临类似的情况，母亲需要苦学来考下专业资格证来增加积分来帮助孩子落户和上学。

多方咨询之后，茉莉确认非全日制的自考学历也可用于落户加分。2020 年 8 月，疫情稍歇，她开始报名自考。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家庭作业”常落在母亲肩上【10】。茉莉的丈夫有全日制大专，按规则只需再考一张专业证书就能落户，路径比辍学的茉莉短不少。但因家里在老家有地，他不愿轻易放弃农村户口。笔者访谈数家城中村公益机构，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在打工家庭里，父亲的职业轨迹往往较为连贯，母亲则因承担更多养育劳动，频繁被中断。自考在这里一体两面：既是压在育儿与工作之上的另一块重石，也是打工母亲“再出发”的一张车票。

茉莉给自己的第一个目标，是三年考完，最好赶在孩子上幼儿园前。但现实很快显出“育儿—备考—工作”的不可能三角：怀孕时强度过大，她为保胎辞职；孩子出生后开始自考，因经济压力在孩子 10 个月断奶后又被迫复工，孩子只得先回老家。愧疚之下，她 2022 年再次辞职把孩子接回深圳，咬牙带娃备考。

即便不算自考，育儿与工作已让许多打工女性难以兼顾。至少在上幼儿园前，“宝妈”往往要做好辞职的准备；能喘口气的，常是老人来带娃。茉莉的婆婆曾来到深圳搭把手，她得以再次外出找工作；但 2024 年暑假前几天，婆婆在老家不幸去世，小家遭遇重击。悲痛之后，茉莉再度辞职，自己带孩子。

职业被一再打断，重返职场就更难。原本驾轻就熟的文员/助理岗位嫌她“年龄偏大、简历有空窗”，面试得知她是宝妈，还会追问“会考虑二胎吗？”茉莉当场就不想去了，最后选择在家附近打零工。

生育女性的断裂简历导致她们无法积累职业路径，形成恶性循环；当她们被迫转向零工，职业路径被切割得更碎。

在这样的处境下，自考成了打工母亲为未来买的车票。不少人在预见职业中断的阶段主动上岸备考，等孩子稍大再全职复工。茉莉一边读汉语言文学（专科），一边“套考”视觉传达（本科），盼将来回到心爱的服装行业；同样带娃备考的阿霞，计划在拿下汉语言专科后专升本【11】，用两年时间冲一个全日制本科；菜菜则希望拿下采购管理（本科），从助理升到能独当一面的采购员。

但这张车票的票价也因母职而格外沉重。2023年茉莉才在小红书上发现她广东自考停考的信息。但遭遇家人过世，求职不顺，育儿重压的她已经很难再加速备考。今年茉莉生了二胎。4月份最后一个考期的背水一战前，她还需要照顾尚且昼夜颠倒的二宝，边用手机刷题边喂奶。

这次考试茉莉报了3科，过了2科（《外国文学作品选》《文学概论（一）》），只差最后1科《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

被落下

今年4月份考期后，茉莉已经自考了六年，阿霞和小丽考了五年，菜菜则接近七年。

“懵”“绝望”“心情沉重”，这些感受之所以沉重，是因为背后都是以“年”为单位的投入。可这次考试折戟后，她们分别还差一两门课。

绝望过后，考生们开始自救：最初是几篇小红书自述贴，大家才发现受停考影响者众多，遂建群、做表、交流各自受影响的课程与专业：有汉语言专科这样的大头，也包含采购管理等小众专业。对许多人而言，这是第一次“找到组织”，校园外的自考群体长期高度原子化，鲜有互助网络。

菜菜想过许多办法，和大家一样，她试过在考试院网站留言、给自考办打电话，常听到的答复是“已给三年过渡期”。

她也注意到，不少省份的过渡期至 2025 年 10 月，比广东多一个考期，且有的省份允许转专业或用替代课程抵学分。她甚至考虑过转去北京，但因发现如此赶考需要北京户口或居住证而作罢。

横向对比之下，作为自考大省的广东显得更不变通。这些差异促使考生们们继续发声：留言、电话、发贴、写公开信，相约线下向考试院反映。

这并不容易，因为大多数人还要上班、带娃，很多人也不在广州。

努力终于有所回响。2025 年 7 月 25 日，广东省考试院发布通告，征集10月加考的专业课程意向【12】。通告承认 2022 年 10 月疫情对考试造成影响，拟在 2025 年 10 月加开部分停考专业课程，给了考生“背水二战”的一线生机。

菜菜得知这一消息时，喜极而泣。她马上按照通告填写了自己希望加考的采购管理科目。

但考生们忧虑仍在：万一自己要考的科目不在增开名单怎么办？许多专业的学位申请还要求论文与实践性环节，年底是否来得及完成？这些环节由主考学校负责，若主考院校提前停考又如何衔接？能否如其他省份那样，允许考生以公共课进行学分顶替？

2025 年 8 月 11 日，考试院终于公布了40 门拟增开的课程明细。汉语言文学专科考生关注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在列，但不少“小众赛道”上科目并不在“缓刑名单上”后，本还有一线希望的考生更加绝望。

菜菜期待的《采购项目管理》“榜上无名”。对只差这一门的她而言，这个结果甚至比查分更沉重。因为“干不过年轻人”，她在4月考试后重新找到的采购助理岗位没过试用期。再次得知无法重考时，她刚刚又找了一份底层销售的工作。如今，没有文凭，连采购助理都越来越难进。

崩溃后，菜菜重整旗鼓，继续给考试院留言、写信，追问为什么她要考的科目仍然被拉下，但迟迟没有回复。

菜菜新的销售岗工作还在试用期，只有三天假可以请。但为了问个明白，她破釜成舟，请假坐大巴从深圳到广州，到考试院现场去信访（只在工作日开放）。

对话一度剑拔弩张：

“不可能为你这一科再组织考试。10月份的考试安排已经出了通知了，就是这40门课。”

“那能学分顶替吗？”

“我们没有相应的政策。”

自考办不断重申“停考通知之前发了”“三年过渡期已经给了”。菜菜反问：“可我们报考的时候并没有被告知这个专业会停考呀？当初之所以报自考，是因为它时间灵活，随时考完随时拿证，谁会预料到会突然停考呢？”

连去了自考办两天，她换来的仍是考试院“鬼打墙”般的答复。她想不通：自己多年努力，为什么自己最终还是要被落下。

自考备考大阵，图源：作者田野

自考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从1983年开始在全国推广，截止2021年底，累计已有6186万人参加过自考【13】，是世界教育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之一。

回望自考源头，最早的政策设想对象是返乡知青。恢复高考后，大量知青想要参加高考但又无法通过那扇窄门。自考是国家为他们开的又一扇门【14】。（1977年高考报考人数上千万，录取率仅4.7%）【15】。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自考又成为体制内干部提升学历的利器。据江苏省考试院1984年统计，当年组织的三次自考报名，在职职工占报考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五【16】。早期自考也常有“党政干部基础”【17】和“海关管理”【18】这样带有明显体制色彩的专业设置。

自考之后的发展有着更多的时代烙印，比如改革开放大潮之下于1990年增设的财政、税收、会计专业【19】和1992年增设的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20】。1996年，国家教委发布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专业管理办法》，要求根据“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来定期审查、调整改造已有的专业【21】。

而今，自考考生的主体已然下行，转向了体制外的打工族，她们是社会上最弱势的辍学女性，是想给孩子落户的妈妈，但绝不是“考试失败者”。愿这群在一线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卖命的人，自己的需求也能得到回应，能被允许交出一份生命的答卷。
注释:

【1】被停考的自考考生 2025 《请别让我们⾃⽣⾃灭——致⼴东省⾃考办的联合公开信》：https://mp.weixin.qq.com/s/j8YkW_L0knd35QY-lgc-XA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zcfg/zcfg_jyxzfg/202204/t20220422_620520.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zcfg/zcfg_jyfl/202204/t20220421_620257.html

【3】《2022年10月自考00533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二)真题及答案解析》，知乎：https://zhuanlan.zhihu.com/p/592157171

【4】《2022年10月自考00533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二)真题及答案解析》，知乎：https://zhuanlan.zhihu.com/p/592157171

【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506/t20250611_1193760.html?utm_source=chatgpt.com

【6】杨学为 2018 “恢复高考与自考制度的建立”，2018.12：17-21。

【7】杨可 2018 “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妇女研究论丛》146：79-90。

【8】杨可 2018 “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妇女研究论丛》146：79-90。

姜以琳 2024 《学神：走向全球竞争的中国年轻精英》。北京：中信出版社。

关宜馨 2025 《不确定的爱：当代中国育儿的希望于困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9】《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户籍迁入若干规定的通知》，深圳市公安局官网，2023年11月9日发布：https://ga.sz.gov.cn/ZT/LHLY/LYZCWJ/content/post_8250936.html

【10】龚益锋 2021 《城中村“妈妈”：母职生活中的自我成长》，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1】广东地区称之为“专插本”，见广东普通专插本网：http://www.zsb.gd.cn

【12】广东省考试院 2025 “关于征集2025年10月自学考试增加开考停考专业部分课程意向的通告”，广东省考试院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et0qN0VgFooiOUGHRJ6bMw

【13】斯日古楞 2024 “自学考试40 年学历教育规模变化与发展前景分析 ——基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数据的分析”，《考试研究》105:82-94。

【14】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组编 2008 《改革开放30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经验专题研究，1978-2008》，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635。

【15】斯日古楞 2024 “自学考试40 年学历教育规模变化与发展前景分析 ——基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数据的分析”，《考试研究》105:82-94。

【16】李珊珊，张晓煜 2024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演进逻辑与路径选择 ———基于江苏40年发展历史回溯”，《继续教育研究》294:25-30。

【17】李珊珊，张晓煜 2024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演进逻辑与路径选择 ———基于江苏40年发展历史回溯”，《继续教育研究》294:25-30。

【18】全国考委、海关总署 1988 《关于开考海关管理专业和组织海关干部学习的通知》，见《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728-729。

【19】物资部、全国考委《关于开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物资经济、会计学专业并组织物资工作人员学习的通知》，见《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732-733。

【20】全国考委、国务院电子办 1992 《关于开考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和组织电子信息技术人员学习的通知》，见《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734。

【21】国家教委 1996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专业管理办法》，见教育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编 1998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目录与专业基本规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81-185。

“从圆圈开始、从圆圈结束”

2025-06-03 07:31:48

2018年，由不同身体能力伙伴组成的共生不错舞团在广州成立，此后，舞团通过工作坊、小剧场、舞会、舞酱等不同形式，邀请感兴趣的参与者平等共舞。本文源自舞蹈学研究者阿超对舞团团长释文一次访谈。阿超和释文算是“网友”，还未曾在线下谋面。这场两人线上对话持续了近两个半小时，不仅是一场基于研究的交流，更像是一段关于生命、身体与存在意义的探寻。在2023年中英无障碍艺术论坛上，释文围绕“什么是障碍？”这一问题的分享和具身体验，为本次对话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窗口。残障研究学者塔尼娅·蒂奇科斯基（Tanya Titchkosky）在《可及性之问：残障、空间、意义》（The Question of Access: Disability, Space, Meaning）一书中指出，障碍并非某种静态的现实，而是在相遇、讲述与聆听中持续被建构的意义（Titchkosky, 2011）。也正是在这样的理解下，释文以细腻的洞察与真挚的分享，带阿超进入了身体、舞蹈和生活实践中的多重经验，并持续反思着“残障”与“自我价值”的多义性。

访谈的初始阶段，学术距离与个人情感交错其中。阿超始终在思考，如何在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互信和共鸣。过程中，阿超被释文姐的生命故事所深深吸引，并意识到理解和共鸣不在于是否有着相同的经历，而在于真诚聆听、回应、以一颗真诚的心去触碰另一颗心。随着释文姐故事的层层展开，“彼此看见、相互见证”的力量正在悄然生发——在倾听和互动中，她自我成长的步伐、内在的节奏与坚韧，不断在彼此的交流中激发出新的理解与共情。当阿超再次回顾、整理访谈文稿时，释文的故事唤起了彼此间对“见自己、见他人、见众生”的深刻理解。在这样开放而真诚的对话中，个体生命力的独特性得以彰显，残障经验所蕴含的复杂性与创造力被不断感知与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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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释文、阿超

校对 / 阿超

编录 / 子皓

“我终于敢看别人的眼睛”

阿超：能否先介绍一下自己？以及如何进入到舞蹈学习和实践当中？

释文：我2001年确诊类风湿，从发病到瘫痪大概是一年半的时间，发展比较迅速。我刚开始没想到瘫痪会持续这么多年，当时想着可能只是暂时性的不能行动而已。之后我从一天一天的数着，到一年一年的数着，那段时间整个心情很低落，也越来越阴沉。身边的人跟我讲：你以后怎么办？要是瘫痪了，以后都走不了怎么办？还有瘫痪之后没有人要我等等之类的话。

瘫痪那年我才16岁。好像在我们从小的观念当中，比如瘫痪，这是一个比较悲惨的事情。有人让我爸给我弄一个残疾证，我坚决不要，好像办了这个残疾证，我就像是被宣判了“死刑”一样，像在说我的整个人生都无望了。当时我感觉自己真的好惨，这个世界怎么这么不公平，老天爷怎么要这样对待我。有很多这样的比较消极和忧郁的情绪。

2004年时，我去了另一家医院。医生说，我已经是类风湿晚期，因为我有很多关节都已经严重变形，即便手术也无法恢复成一个“平常人”的身体。当医生这样讲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都这样子了，好像活着没什么用。加上抑郁越来越严重，在2006年暑假吧，我有了一个自杀的行为。当痛感传来时，我想“我不能这样，我还这么年轻，还有很多事情没做过，不能就这样死掉。”

然后，就开始一个自救的过程。向外界寻求治疗是一种出路。家人给我买了一些治疗类风湿和心理学相关的书，我也找到了医院，经历了从治疗到手术的过程。手术是能让我重新站起来的一个手段，刚好有一个机会，但整个过程又很曲折。术后我右边的膝盖感染，又对我的精神造成比较大的打击。

我在2002年左右瘫痪，2013年进行手术，到2014年出现感染，接着又持续治疗了好几年。我经历了多次手术，到了2016年，医生让我再准备十万元，这对我的身心而言真的是一个非常煎熬的过程。当时，由于整个治疗的过程花费了很多钱，我想要出去找一份工作。那时候我还拿着一个四角助行器来支撑自己，它比较稳固还可以防止摔倒。

正好那段时间，一位朋友介绍我认识了恭明中心的一位同事。他给我发了2016年底的“合意融合艺术节”的相关信息，活动内容包括应用戏剧、共生舞、即兴音乐等。推文中提到，只要想参加，不需要有经验，只需要有一颗开放的心，想尝试都欢迎报名参加。

我纠结了几天之后，还是决定报名。活动刚开始的阶段，我会把助行器放在一边，自己慢慢走动。工作坊的伙伴们也帮助和保护我，当时就甩掉了助行器。这是一个为期三天的工作坊，第四天上午还有一场演出，我还做了一个主角。演出当天，忘记了是经过了一番怎样的挣扎后，我最终还是带着助行器上台去表演。结束后，我感到非常开心，尽管带着助行器，我仍完成了这一挑战，对我来说是一次巨大的突破，整个人都感觉是一个挺好的状态。邀请我来恭明中心实习的同事，当时也是艺术项目的工作人员，他说：“我很期待你来参加共生舞。”我当时很疑惑：跳舞不是需要手脚都用上吗？我现在脚走成这个样子，手还要拿着助行器。等于我双手双脚都用不上，我怎么跳舞呢？我说：“我这样子可以跳舞吗？”他说“可以的，很期待你的参加。”

2017年，恭明中心推出了一个“导师培养计划”。当时，能够教授共生舞或类似形式舞蹈的老师只有丸仔。组织者也希望培养更多在融合领域有特长的导师，比如应用戏剧、共生舞、即兴音乐等都开始了招生。那一次我参加的是应用戏剧，因为我首先就把舞蹈最先排除，我觉得我跳不了舞。第二个排除的是音乐，我的手也弹不了乐器之类的。可能真的是一种缘分，由于当时报名应用戏剧的人数不足，就无法开班。那时候还有一位同事，是一个残障伙伴，她邀请我来做导师。

我纠结了半个月，因为我的家人并不想让我过来参加。毕竟，我在家里过着“饭来张口”的生活，什么都不需要我做。我妈妈担心我在外面无法独立生活，所以不愿意让我去广州。我当时和家人进行了很多沟通，最终还是决定报名。然而，由于应用戏剧人数不足，我也不想浪费报名费就回家。

在进一步沟通后，我和那位残障同事进行了交流，她是一位单手单脚的舞者，她说：“我都能跳得了舞，你也一样可以的”。她给了我很多鼓励，最终我报名了共生舞课程，就这样和共生舞结缘。让我觉得更加神奇的是，那个折腾了三年都没好的伤口，在参加共生舞后竟然“不治而愈”，虽然丸仔和我的主刀医生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共生舞从圆圈开始，也在圆圈中结束。第一天时，大家围成一个圆圈坐着，从一个相互了解的圆圈舞开始。我们先邀请对方，比如我邀请你并和你交换位置，坐到你的位置上，然后你再邀请下一位伙伴，和他交换位置，就这样轮流进行着。我坐在那里感到非常紧张，心里想着“千万不要有人来找我”，但还是有人邀请了我。当我被邀请时，就感觉很尴尬，因为我走起来是很慢很慢的步伐，从我的位置走到另一个人的位置需要一个过程。刚开始我们只是交换位置，后来就是从圆圈出来后在中间做一个动作，然后大家依次做动作，有一些循序渐进的引导。在做完这个练习后，我们还进行了双人舞等练习。这是一个为期7天、共计30小时的工作坊，前6天我们进行了舞蹈练习和排练，第七天则在一个大型广场上进行演出。印象很深刻第一天4个小时的舞蹈结束后，我发了一个朋友圈，写道：“这个课我没有白来”。

2017年，心无障碍共生舞会。共生舞从圆圈开始，也在圆圈中结束。图源：释文/丸仔。

第一天就给我很大的感受，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我记得那天发生在结束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叫“自由舞”的练习，像一个舞会的形式。大家学了一天的内容之后，在没有任何人的带领下自由地跳舞，在那个过程中，有其他伙伴来邀请我参与。当时还有一把可以转动的办公椅，我坐上去后有一个伙伴在后面推着我，推得很快。我闭上眼睛，任由她推着。我双臂张开，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在飞很自由，非常开心。这次经历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感受——在这里，我是被接纳的。不管我做什么都不会错，不会有人嘲笑我好不好看，是不是僵硬，或者手是否变形。这个感受与平时非常不同。

到第七天的早上，我们要进行两个小时的演出，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演出前，我还在说：“我好害怕，怎么办？”很多伙伴鼓励我说“没关系，一定可以的”，于是我就上台表演了。演出完成后，我非常开心，因为我真正完成了这两个小时的表演。那种感觉难以形容，不仅仅是开心，不仅是一次与自己、与伙伴“见自己、见他人、见众生”的经历；它其实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很大的认可——原来我是可以做到的。之后，我们进入了导师培养计划。隔了一天，我们又在同一个环境里，与丸仔和所有学员一起住了7天，在那里，我们一起吃住、参加工作坊。有一天晚上，一个伙伴拿出了体验工作坊演出的视频。我们在观看时，我看到自己出场的那一刻感觉冲击力很大：这个人怎么走得那么慢。

阿超：为什么这会对你自己的冲击很大？

释文：是因为真的看到我和别人很不一样。平常我只知道自己走得很慢，不知道自己在视频中是这么一个“鬼样”。我之前和丸仔比喻自己在那个时候像一个“僵尸”，走路和机器人一样，手很机械地摆动，脚一步一步地像踩蚂蚁一样慢慢移动。能看到大家都已经去舞台另一边了，我还在这边慢慢踱着步，整个身体很颠簸，摆动地摇摇晃晃，和其他人很不一样。这是对我冲击很大的一个部分。那天，我同事就和我说：“你不喜欢你的身体”，我回答：“对“。生病之后，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不喜欢自己的身体。之后很长时间我都不敢看自己跳舞的视频，它不仅让我感到非常冲击，还让我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比较消沉。

阿超：包括当时在第一天走圆圈的时候，你说当有人邀请你走到他的位置时觉得很“尴尬”，这种不舒服的来源是什么？

释文：其实我现在的感受已经很模糊了，只记得我是在很尴尬的情况下走到了下一个人的位置。其他人没什么反应，因为那时候我都是在关注我自己，我看不到其他人，只是沉浸在自己的状态里面。当时我真的很害怕，又很紧张，是因为从我的位置走到下一个人的位置，虽然是很短的一段路，而我都需要走上一段时间。至于其他人具体如何反应，我真的不记得。

我觉得这种尴尬感，是来自我自己的身体。因为我看到其他人，比如说一下子就从一个地方两三步就走或者跑到另一个位置，但我自己还在这边很慢的走，我也走不快，我只能很慢的行进。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整个空间都很安静，没有音乐，没有其他人讲话，连我自己的心跳声我都能听得到，是很紧张的一种状态，所以更多的还是关注到我自己的身体状态。我现在回想，比较有印象的感受就是紧张和尴尬。

阿超：刚才听你分享当时的感受时，我注意到你在舞蹈过程中会留意到身边其他人的表现，比如他们能够做得很快、很流畅，而你可能会觉得自己跟不上。我很好奇，在为期7天的工作坊到最后完成两个小时演出的过程中，这种尴尬或不适的感觉有没有逐渐缓解？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如何慢慢允许自己放慢脚步，并逐步接纳属于自己的节奏和步幅的？

释文：是有慢慢消除一些紧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慢慢在专注的状态下，我会更加专注在动作上而不会有那么多的情绪。刚开始在第一天的时候，每个人有一个自我介绍环节，比如自己的名字、从哪里来以及为什么来到这里。讲到这些的时候轮了一圈才到我，而我一直都处在很紧张的状态中不停想着：我要讲什么。在这个很紧张的等待的过程，我的情绪会特别容易受到影响。在我被其他人邀请的时候也是一样，相当于整个空间中就只有我一个人在舞动，而在等待又很久却还没有轮到我的时候，这种情绪和紧张感都变得更加明显。我想如果一开始就有人来邀请我进行互动，可能我的状态又会不一样。

课堂中，我们会有双人舞和多人舞的练习，其中传递了一些理念和分享，就是：每个人做自己能做到的，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把自己解读到的和理解的部分做出来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分享是，心的安静，才能看到彼此。共生舞中有很多这样的环节，还有与他人共舞的理念。它不断地让我意识到，原来当我心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可以专注于自己的动作，以及和他人进行的互动。如果是两个人一起跳舞，我需要专注于我的舞伴，比如他/她做了什么，一停一动，什么时候停下，我的注意力既要放在舞伴身上，同时也需要关注到我自己。这样，我就不会只停留在情绪里面，跳舞时也不会有太多情绪流露，可以在安静的状态下进行分享。

我们会在一天的练习结束后，分享当天的感受和想法，有疑问可以提出来。到了我发言的时候，我又觉得不好意思，不太敢讲。这个时候，那种尴尬和紧张感又会不由自主地出现。但是，这些环节让我不断地看到自己的身体和观念，每一天的感受都很不一样。这些体验也让我在一些残障意识方面有所转变，比如我们现在的障碍很大程度上是由目前的环境还没那么无障碍所造成的，以及我们如何去看待我们自己的身体。

还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点是，当时我相当于是从初阶到了一个导师的培养（研修营），大概半个月都沉浸在那样一种氛围中。在那里，没有人会笑话我，不管我做什么都是被接纳的。不管做任何内容，我都按照自己的能做到的去做就好了。我不需要去做一个“一字马”，或者把身体举到什么样的高度，因为所有动作的大小、高低、快慢都是由我自己的节奏和自己的状态去呈现的。我会在这个过程中被引导着去感受：原来我可以这样做，我不需要跟别人一样。慢慢的，我会有这样一种观念上的打破和认知上的拓展。

回想起我刚瘫痪的时候，我那时候接触到的无论是信息也好，还是我身边人给我的感觉，都会让我感觉自己“残了就是废了”，我的整个人都没有用了。当时我有很多类似的认知和观念上的束缚。然而，在那几天的研修营中，其他人给我的反馈都是：“我每天看到释文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自己又会有很多的体会。这一天跳完舞之后我就会和大家一起分享我有怎样的感受和收获。

此外，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有一天晚上，我在跟其他人在玩着玩着，我们就突然开始对视起来了，然后好多人来找我对视，我们还比赛看谁能够保持不眨眼睛的时间更久。以前我不太敢看人家的眼睛，当时我就分享道：“今天很好的一个收获是，我终于敢看别人的眼睛”。在这个过程中，我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紧张。我发现自己也是可以做到，并且和大家有很多互动。这是一个不断打破的过程，好像我内心以及认知上很多很坚硬、很顽固的“冰块”“冰山”，在一点点被敲碎、被消融在那个场域里面。这种感觉很神奇。

“有用没用”

阿超：你觉得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认识到自己身体的价值，或者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重新认识并接纳自己的身体？

释文：工作坊结束了之后，我们就又回到了各自的生活中了。我忘记了自己是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接纳自己的身体的。我经常跟别人分享，我说：只要我看到我的身体，一次、两次甚至多次的看到，起码在大众以及在公共场合表演时，我不会对自己的身体再有太多的对抗，或者是抵触我这样的身体。在演出过程中，我也不会太在意我的身体，而是更在意我的状态是怎么样的。我不记得具体是怎样一个事情或者从什么时候开始接纳的。但肯定是从共生舞开始，从那一次很直观地看到视频中的自己。平常我只看到自己的手是关节已经变形，又握不了拳，手蜷缩在一起也拿不了东西，即使拿了东西也伸不进我的嘴巴。我之前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局部，但那一次在视频里面我看到自己很多关节都已经僵硬、僵直在那里，无法弯曲；看到自己整个人以及和其他那么多人之间的一个对比。

还有一次让我印象很深，是我们2019年底做了一个作品《呜[u]》。有一个伙伴通过描述我的身体让另一个视障伙伴更好的了解。我们选择自己的一个身体部位来表达，比如说是欣赏或不接纳的态度等。我选择的身体部位是我的双脚，因为它们对我而言，既不能蹲，又不能爬高，不能跳，也不能走得很快。我甚至无法参加像祭祖、祭拜这样的活动，因为类似跪下去的动作我都做不了。但其实我内心还是渴望自己能走得快一点，可以跑、可以跳、蹲下去或跪下去。

另外一个伙伴可能想借助手电筒来用代替人们观看的视角，想要借此来表达被凝视后的不舒服的感觉。她就用手电筒来照着我的双脚，并描述我的双脚有一些纹路，皮肤有些黑黑的像斑一样等等。在伙伴描述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一种不适感——原来我的双脚在别人眼里是这个样子。这次的经历和感受也对我的情绪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但那次之后，在2020年之后，我就很少再有对自己身体有不接纳或者其他负面情绪的情况。

阿超：从你最初参与工作坊时并没有选择舞蹈，到后来又决定投身于舞蹈的学习和实践，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过想通过努力表现来证明自己的想法？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如何面对和理解自己曾经提到过的那种“残了就是废了”的内在否定感的？

释文：其实其他人没有直接跟我说过“你没有用”之类的话。对我来说，比较大的影响是来自于我内在的感受。我有几个比我小的弟弟妹妹，从小是我带着他们长大。大概从我三、四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帮助家里分担农活，所以从小我都是那个可以帮家里分担很多事务的人。但在我瘫痪之后，我完全无法做任何事情。不提其他一些日常琐事，仅仅一个普通的起床动作，我都需要我妈妈扶着我起来。你能想象一个十五、六岁的女生，从什么都能做还能帮家里分担家务，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婴儿，什么事情都需要别人来帮忙。这个打击，是说我从一个好好的人，然后变成了一个废人，完全的什么都不能做的那种状态。这是让我陷入到负面情绪和消极的点，并不是其他人跟我讲了什么，而是我自己对自己的否定。我自己对自己的一种“我觉得我很惨”“这个世界怎么如此不公平”，这种自怜的状态很让我抓狂。

从小我其实并没有接触过很多残障人士，比如听障、视障者或使用轮椅的人。我接触到的大多是一些看起来比较普通，能走、能跑、能跳，只是有些不同的人。其他具有不同能力或更特殊残障的人，我基本上没有见过。小学时，我看到我们班上有一个男生，他走路有点跛，还有一个有些眼疾的女生会由于他们自身的差异而被他人嘲笑或捉弄。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中，身边的同学时常发表一些不友善的言论。当我看到一个所谓的“不一样的”身体或者人，会因为他们存在某些的差异而被嘲笑，被其他人整蛊或捉弄时，我内心会不禁联想到自己，就感觉自己也成为了那样一个所谓“小众”“很惨”的群体中的一员。

阿超：听到你的分享，我能够体会到，从曾经作为家庭的照顾者，到后来变成需要被照顾的人，这种角色的转变可能带来了很大的心理落差。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做事情还是思考问题的时候，这样的感受是否还会时不时地浮现？你会怎样面对或者调适这种心理上的变化？

释文：是会有的。前几天，我在看采访问题时我还没想那么多。但有一天我带着9个多月大的外甥女在床上玩，床上有一个蚊帐，左右和床尾这三边是开着的，有三条拉链。我妈和妹妹把右手边的拉链拉上并缝好了，其他两边是为了防止她掉下去。她之前已经掉下去很多次了，但那天她又掉了下去。本来缝好的地方因为她的重量越来越向下陷，导致她越陷越低。当时我感到非常紧张和恐惧，就赶紧叫她的哥哥来帮忙抱起她，但因为一些事情他没有及时的过来，结果外甥女就掉到地上了。我当时很恐惧并且很大声叫了我妈妈。我妈被我喊得很烦，孩子也哭了。如果当时我情绪稍微稳定一些，给我妈打个电话让她上来抱起孩子，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问题。但那天我突然又感受到了“没用”的感觉，本来很小的一件事却让我哭了三个小时。这件事让我意识到，从小以来，我还是会被“有用没用”这样的一种认知所影响着。虽然我工作了很多年，自己也在推动无障碍的理念，但这些“冰山”真的不是一下子就能被撬动，并且把它们全部溶解掉的。所谓的“自我和解”，其实是一辈子都在做的事情，让我又重新来看待“没用”这件事。

我记得去年9月11号，我们几个人在广州白云湖公园游玩的时候，我还在跟其他伙伴分享一个我那段时间在思考的问题：我能不能心安理得的去接受“即使什么都不做，我也可以接纳自己”的这个状态？比如我现在在中山，家里有一个店铺，尽管目前生意惨淡也没什么生意，但是我还是在照顾着店铺和我的外甥女。前段时间，我爸爸遇到了一次交通事故，我陪他一起处理。但在老家，我因为不太敢用煤气炉（在广州时用电磁炉做饭）。我爸会跟我说，他出去干活，不用我煮饭，等他回来。很多时候他早上做好饭，我们吃完后，晚上他回来再做。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自己应该煮饭，心里觉得不太舒服，好像在等饭吃的感觉让我不自在。我在想，如果我什么都不做，我能不能真的很自在、舒服地享受这种状态。2020年因为疫情，我在家里待了半年，5月份之后才去到广州。那段时间，我不是不工作，而是无法工作。和现在不一样，至少现在我不会什么都不做，也不是在家里懒散地躺着。但我仍然不知道，自己能否心安理得地接受什么都不做的状态。这只是一个想法，还没有付诸行动。我想尝试一次，就是真的什么都不做，完全依靠别人生活，但我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

“但回到生活中还是很不一样”

阿超：刚才听你分享，似乎更多是在生活情境中，比如你提到在帮助他人时，偶尔会感受到力不从心，有些事情可能自己无法完成。我想问问，在舞蹈的过程中，你会不会也遇到过类似的感受？这样的体验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释文：在舞蹈中，我不会有“无用”的感觉，因为我还是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比如有一次，丸仔说：“我们来做一个一字马”，他伸出一根手指，说：“这是我的一字马”。在共生舞中，有很多这样的引导在讲，其实我不需要去挑战自己的身体，而是可以尝试做一些自己想要尝试的舞动。比如在2019年1月的作品《城》的演出中，我从一个伙伴的双腿下滑到地上，伙伴扶着椅子，我再用自己的方式从地上回到椅子。这是一种我想要的探索。就像我在论坛上分享的那样，我站立时只有上半身能够动，而且动作幅度不大、比较受限，坐着也有局限。我就特别喜欢在地面上舞动，感觉自己像一条鱼，自由自在地探索。我会想让双脚如何爬到墙上，双肩如何支撑着地面，慢慢让双脚往墙上爬等等这些尝试让我感到自由。我们不是教一个动作让大家来学，如果让我回到学校去做广播体操，可能体会又会不一样。在共生舞的氛围里面，每个人都是可以发展自己的舞姿，做自己能做的就好了，不需要去跟别人一样。舞蹈课从开始就是这样引导的，所以不会有“我没用，我想做又做不到”的想法。

2019年共生不错舞团《城》演出现场。详见：演出回顾 | 很高兴在这座「城」遇见你！图源：共生不错舞团

但回到生活中还是很不一样，因为生活里真的有很多障碍存在。比如说我要从床底拿一个东西，但我跪不下去又够不到，我需要拿我的拐杖去勾。或者我需要去高一点的地方拿东西，但我爬不上去，首先我就会找其他人帮忙，其次可以用我的拐杖，如果能够的话就够，不能够的话再想别的办法。丸仔常说“生活即舞蹈”，我也在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在生活中，我也在做练习。比如我现在拿着手机，放在距离我嘴巴大概自己一个手掌，10公分左右距离，我能感知到我现在拿着手机并且正在干什么，我是专注的跟你在聊天，专注在我要讲的内容上。我理解的“生活即舞蹈”就是专注下来，专注于我的动作，专注于我要做的事情和状态。比如我走路的时候，我会感受我自己慢慢的步幅和节奏。有时如果不专注或者没有这个意识在的话，也会很容易着急，想要走快一点或者在吃饭时无意识地变快。

我经常说“跳舞容易，但生活很难”。生活上的第一个难点是，我不愿意和其他人接触或沟通，我们直接来跳舞就好，这是很不一样的，跳舞是用比较直接的身体上的触碰。比如现在我和我的外甥女在互动，虽然我并不能抱起她，但我的双手拉着她的双手说“123”，久了之后，她自己就会用力，然后我一下就把她拎起来。从和她的互动中，我会体验舞蹈中的方式是如何去运用到生活当中，这是很有趣的。回到和其他人的沟通，每个人的角度都不一样。但是在舞蹈中，不管怎么做，我都可以做我自己，我也可以和其他人有一个身体的接触。我可以高一点、低一点或者慢一点，我可以自己来做选择的。和他人的语言沟通可能会有很多卡点，但在跳舞过程中，身体语言的沟通是相对会舒服很多。

阿超：你觉得这种舒服是在舞蹈里面没有那么多的限制，是共生舞或者融合艺术带来的这样比较自由的选择和空间。

释文：像一些专业舞蹈的内容我根本无法做到，比如拉丁舞，我肯定做不到。再比如像我刚刚讲的广播体操或者芭蕾舞的动作甚至是下蹲动作，我都是无法完成的。共生舞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是，每个参与者都专注于发展自己的舞姿、做自己能做到的就好。因为每个人来参加共生舞之后，其实是有自我意识的，比如我的手只能举到一定的高度，老师也并不会硬性要求把我的手抬到和你一样的高度。比如之前我跟丸仔一起做的练习，他把我抱起来旋转之后再从他的后背滑下来，这些都是我自己想要探索我才去选择尝试的，不是他把我抱起来，然后我就一定要去做这个动作。一切的出发点是我。我会跟他说：我想要“飞”，我想要学一下这个。我向他提出自己想要探索的想法，我们就会看如何去完成这个事情，过程是有商有量有沟通。两个人之间的配合，都是在他在感知着我的身体，我也在感知着他的，比如我的哪一个部位是要用力，丸仔也会告诉我哪个地方用力会比较好一点。我刚开始其实很容易紧张，担心万一会摔下来或者怎样，因为我不能很好地稳定自己。并且我的双脚如果没有太多力气的话，我摔下来就很糟糕，所以会很恐惧，也怕死。有时候他把我扛起来，我还是会吓得大声叫。

阿超：你刚才提到，刚开始时其实害怕，但你还是愿意去尝试。当时你是如何面对这种恐惧的？你觉得自己是在努力克服它，还是在和它慢慢相处？

释文：也不是克服，而是我想要尝试、探索一下。现在我做很多事情，并不站在一个克服的角度上来看待，而是想看看这样是否可行，以及我可以如何去做。就“克服”而言，感觉这不是我的一个想法。我想要做一些事情的出发点并不是要克服某个心理障碍，这一点尽管我还没有理得很清楚，但更多的是处于一种探索未知的状态，保持一种好奇心。并不是我一定要做成什么样子，或者我一定要做到某些事，不是带有一个“我一定要达到怎样的一个目标或者目的”才去做某些事，而只是我自己想要探索，能做到我就做，做不到那就做不了。我想要看看自己的身体还有哪些可能性。我接触共生舞已有6年多了，其实我也看到了自己在动作上的一些惯性。所以，我想做更多身体和动作上的开发，去探索不同的动作与身体的可能性。

我想跟你分享另一个点，是关于我的外甥。他现在7岁多，快8岁了。他晚上不敢自己去上厕所。刚开始我们会对他说：“你是男子汉，要勇敢一点，克服恐惧”。我们告诉他，大家都在同一层楼，没有什么可怕的。有一天，他说他想上厕所，我就陪同他一起。虽然距离厕所不远，但因为我走得慢，距离就显得有些远。我问他：“你怕什么？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呀？”我本来想继续用很惯性的打鸡血的方式，鼓励他勇敢一点，克服恐惧。但那天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对他说“害怕是一种感觉，对不对？”说完这句话后，我们俩都安静了。从那之后，他这段时间都敢自己去上厕所了。我觉得这次经历真的不一样，但又很难形容。这像我在论坛上分享的一样，“鸡蛋从外面打破，它是营养、是食物，但从内在打破，它是生命力”。我只能举这个例子，我看到他的害怕、他看到自己的害怕，也许他就能有不同的感受。比如说我看到我不喜欢我的身体，但也许慢慢地，我会开始接纳它。如果别人一直跟我说“要接纳自己”，我可能反而有“你来接纳一下试试！”的对抗、排斥。“打鸡血”和内在的一种接纳又是不一样的。我之前看到一句话“谦卑不是骄傲的反面；而是当你看到骄傲，谦卑就出现了”。很多时候当我和别人谈论这个问题时，经常需要费些力气去思考我要如何把它叙述、表达出来。

有一句话讲到，“尽管我们知道了很多道理，但都过不好这一生”，这些所谓的“道理”其实都是别人灌输给我们的。比如，在这之前很早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样一句话：“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摆脱别人的期待，成为自己”。这句话其实是一个道理，但是在我实践的过程中，如果是我自己有体会有感悟，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真理。道理是我给你灌输一些认知，比如：“你要好好学习，长大要做一个有用的人”。但如果是我自己知道，通过学习获得一些东西，我想要寻求内驱力的学习。这是我想要有选择的去过我想要过的生活。这两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阿超：一个是被灌输的，另一个是自己体验过后感知到的。

释文：对，是我自己有所感悟、有所体会，它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在推文中说的那些内容感觉可能有些空泛，文字和语言其实比较苍白，有时候发的一些推文大家都想象不到，就比如：“可以打破认知、打破规则、打破标准”类似的表达。从小我们的认知就是被这样的一些标准或者规则所灌输。因为从小我们就被教育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不美的，什么是可以的，什么又是不可以的。很多人甚至可能并没有体会过所谓的“打破认知”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好像从小就被这些观念灌输之后，很难再去想象它们是可以被打破的。所以我们也主张让大家都来亲身感受一下，来参加工作坊和舞酱之后，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而然就会有感受、有体会、有感悟。现在缺乏的，可能是大家是否有足够的好奇心想要来尝试和感受。因为目前都是同样形式的表达和叙述，但很多时候某个道理和一个自己真正有感悟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这种“内在生发”具体而言，还是此前的例子，我想要学习，是因为我想选择自己想要过的生活，这是一种内在的驱动力。而不是因为父母告诉我，学习很好，未来会赚钱，会过上好日子。这两种动机是完全不同的，内在的生发是来自于自己真正的需求和渴望，而不是外在的要求。所以我现在很反对有些盲目的“打鸡血”。

阿超：这是一种突破“励志”的个人叙事，因为我们好像一直在被告知应该要做什么、应该要选择什么才是“好的”。

释文：我现在的朋友圈也是一个“励志”的人设，尽管我告诉别人我并不是励志，但是我在做的事情在别人看来确实是很励志的，我也没办法。这是我想要选择的，成为了现在被其他人看到的样子，励志就励志，也没关系。但是我不会鼓励其他人去励志，“你要怎么做”“你应该怎么样”。虽然我现在偶尔还是会无意识地表达，但我也会及时调整和反思自己，不想把我不想要的灌输给别人。好像从小到大我也是被这样灌输，同时也将这些想法传递给其他人的，包括我弟弟。现在带我外甥的时候，我就会有意识的去避免这样的表达，如果表达了我也会去及时的调整或者换一种表述方式。

我在学习、探索和尝试，作为一个融合舞蹈和融合理念的实践者，我在实践的是如何将舞蹈中的感悟应用到生活中。虽然这很难，但正如丸仔说的一句话：“永远不要勉强自己做不想做的事情，也不要勉强别人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我觉得在生活中太难实现了。因为在舞蹈中，我可以尝试拒绝做不想做的动作，或者以自己的方式做出选择，比如当舞伴引导我做某个动作时，如果我感到不适，我可以拒绝或以自己的方式回应。它还是比较即刻、及时的。你能够理解这种及时性，就是在当下的一个选择和反应。它会不涉及那么多情绪的因素，也没有那么多角度的考虑，还是很不一样。但在生活中，我发现这并不容易。比如给外甥女喂奶，她不想吃但我又不想她饿着，就还是会试着多喂她几次。生活中我不断回顾自己是如何做出反应、回应以及如何选择的，这也是一种探索，很有意思。这是我学会如何与自己和他人相处的过程。重要的是看到真正真实的自己，并学会如何和他人表达自己。

“允许出错”

阿超：现在回想起来，当你不想和你的舞伴做这个动作时，你会如何通过身体表达你的拒绝呢？

释文：这样隔着屏幕不好讲清楚。其实很多情况都可以，例如你把我的手拉过去，我可以把手缩回来，你再拉时我也可以继续缩回来。又或者你用手做某个动作时，我可以用另一只手去拨开。很多时候这些都是即时、当下的回应和选择，可能在跳舞的现场往往比较容易呈现。其实不是说具体哪个部位，而是刚刚提到的及时、即刻反应的一种状态。我不会先思考要不要尝试，而是直接知道这个动作到了我的极限，我不能再继续，就会向下拉或者以其他方式回应，这都是当下的选择和回应。

阿超：那么在你的整个舞蹈体验的实践过程中，会有什么样让你感觉到被挑战的经历？

释文：首先，我感觉内在的创伤比较多。比如，之前说过看到视频时，对我冲击很大的是我对自己身体的不喜欢和不接纳。这让我意识到我内心还有很多这样的感受。还有一些提问，也让我在观念上有很多碰撞和拉扯。比如，我意识到在跳舞过程中，自己原来是这样的情况。那天我看到“有用没用”的问题，再次勾起了我内在的创伤。从小到我长大后的这种变化，是我一直很难接受的这种所谓的打击。比如以前我是一个活泼可爱、欢蹦乱跳的女生，后来就瘫痪在床上。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让我始终感到“我没用了，以后该怎么办？”的恐惧感一直存在。虽然现在已经是2024年，但我的感受还停留在2002年瘫痪后的那种状态，并没有被真正看到和疗愈。

正如丸仔讲的：“没有人需要被疗愈，但疗愈会在过程中发生”。所谓的疗愈，是我那个时刻发生了具体的事情所带来的感受，并且我看到了自己那样的一种感受，然后不停不停地将它慢慢消融掉。在共生舞中的“融冰”，也是我看到了或者融掉了我自己所谓的“障碍点”是什么，是我内在观念上的障碍，还是说一种心理上的束缚？这个过程其实有一种拉扯，相当于是我把伤口又重新揭开，看一看，它好像还化着脓，然后把它给消一下炎，再进行治愈的感觉。通过这些经历和思考，对我而言，有了更多的打开，才会有“我想要活出什么样子”的一种状态。我之前听过一个老师说，疗愈的并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当时的感受。当这些感受被看到了之后其实就是被疗愈了，就不需要做更多了。

阿超：听到这些分享以及通过你的朋友圈，能感觉到你是一个很爱思考和反思的人，有时甚至带有一点“自我批判”的感觉。让我很好奇的是，在经历了整个舞蹈体验和实践后，你对自己欣赏、接受以及认可的部分是什么？

释文：听你这么说，我好像真的很少去欣赏一下自己。平常做的比较多的是反思，思考我今天哪里没做好，哪里可以做的更好一点的。你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之后可以每天欣赏一下自己。虽然我现在对自己的状态并不是不接纳或者是在否定自己，但是这种“不否定”或者“接纳”的背后，更多的还是反思。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可能还是一种自我否定。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非常感谢你。

我会愿意接受采访的一个点是，尽管有些时候看到一些问题时会觉得有点烦，但在聊天的过程中，是能够激发我的一些思考，触发不同的想法。我的整个感受和认知又通过这些对话被搅动了一下，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让我一直前进、不断进步，看到和反思过程中很好的一种方式，因为每个人的视角和思维方式都不一样。我很喜欢你今天提出的这个问题。

阿超：就像“共生不错舞团”这个名字所传达的理念一样，尽管每个人都会犯错，但这就是我们成长的一部分。有时候，虽然我们常说自己已经放下了，但这些事情可能依然会困扰我们，影响自己对“什么是真正的接纳”的理解。这或许是我今天之后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在对话中是相互给予、共同成长和彼此看见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释文：我突然想到你刚才提到的“共生不错”这个词，觉得很好玩。为什么舞团叫“共生不错”，刚开始这个名字其实是丸仔想出来的。2018年，那个时候我刚接触共生舞，其实当时没有太多的感受。经过几年的成长和理解，现在的感受和当时已经很不一样了。我又重新看了一下舞团的英文释义，并且在百度上逐个查阅、翻译了每个单词，然后发现“不错（mistakable）”也有“容易出错的”的意思。丸仔在舞团的介绍里也提到一个理念就是：允许出错。那时对我来说，“允许出错”这只是一个概念。但当我看到你给我发的问题时，我才意识到，“允许出错”其实是有一种松弛、放松和轻松的状态存在的。比如，我告诉你“不要紧张”，你反而会很紧张。但如果我说：你可以紧张，没关系。这个时候是不是反而没那么紧张了？“允许出错”其实是有一种松弛感在其中的，而不是“不能出错”。

“丸仔的共融教育手記：由舞動所能到共生舞蹈”。图源：丸仔，dance journal/hk

说到这里，从小到大，我就感觉为什么自己一直都在纠结那些做的不好的地方，并且一直在反思这些部分，就是我从来没有允许自己可以犯错。论坛结束那天晚上，我发了一个很长的朋友圈，说我为什么这么紧张。我能看到自己很紧张的那些场景仍然在脑海里面，记忆深刻。我看到的还是我不允许自己出错。对我来说很有趣的一点是，作为团长，我在推广共生不错舞团和“允许出错”的理念，但我仍然不能允许自己犯错。虽然我看到了自己的这种“不允许”，但是我还没有真的把它进行调整。

我现在在探索一种真正松弛和放松的状态。最近我在思考，除了在舞蹈以及舞酱中，还有没有其他让我能够很放松做自己的场域？尽管舞酱是一个比较放松的环境，但在演出时我仍然紧张。上台前，我需要先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再进入到我的作品中。

在表演时，我会专注于自己的动作和状态，这让自己不再紧张。但其实，现在无论我出现在任何场合，或者和任何人聊天，都还是会感到紧张。即使是和我家人，或者现在和你聊天讲话，我也没有感受到自己是完全松弛下来的。虽然你告诉我不要紧张，但我还是会紧张。这几十年来，我将近四十岁的这个年龄中，我想要探索真正松弛的人生状态和生命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我没有很欣赏和认可自己，总是关注到那些我做得不好以及可以做的更好的地方？这个问题也许没有很好地回应到你，甚至也不需要去回应。但对我来说，它就像一颗小石子扔进了我的心湖，引起了一些波澜。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让我看到自己还没有允许自己出错，没有允许自己成为真正的自己。我很喜欢蒋勋老师说过的一句话：“美是回来做自己。”我真的能够做我自己吗？无论我做了什么，我都可以不用带着那么大的期望去真正的欣赏自己吗？比如在论坛那天，演讲之前我其实一直在“求助”，因为我害怕自己讲不好又很紧张，不知道讲什么。大家都说放松就好，不用担心，但这其实帮不了我。在我分享完后，很多人夸我讲得不错、很棒。还有一些我亲近的工作伙伴会向我提意见，一个伙伴跟我说：“你可以先尝试克服一下在公众场合演讲的紧张感和压力感”。尽管我听到了不同的声音，但现在我还做不到。

现在我想要真的从自己的内在去注入能量。去年生日我写给自己的一句话是：“随遇而安，随不同场域而安本心”。这是我想要达到的一种生命状态，就是不管我去做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安心、自在和舒服的去做我自己，而不是充斥着很多担心害怕自己做的不好、怕讲错话。从我开始工作以来，我没有学历、没有文凭、也没有工作经验。直接进入公益机构实习时，我真的是从零基础开始。当时我战战兢兢地与人打交道，谨慎处理我的工作，真的希望自己能够不出错，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给上司或工作带来更多的错漏。所以大家都说我太用心、太认真了，我觉得自己活得太用力了。我想要探索一种不费力、放松且松弛的生命状态。终其一生，我都在寻找这种状态。如果我能找到这种状态，我觉得我的使命也就完成了。现在还是有很多可以去探索和尝试的。

阿超：刚才你提到希望成为自己，并在这个过程中寻找自我，但却不希望犯错。我很好奇，你如何理解或者感受自己对于对犯错的规避和恐惧呢？

释文：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很多人给我反馈。比如说，我的一个伙伴有一次在开会时对我说：“你表达得不清晰，讲了半天也没讲清楚你要说什么“。类似的反馈听多了，那天我就发飙罢工了，终止了开会。因为有太多这样的反馈，其实所谓的“指责”，就是在说我没有做好。虽然大家不是直接说“你没做好”，而是说这个事情还可以这样做、那样做。他们并不是否定我，而是说可以更好，但我只听到了“我还可以如何去做得更好”。有太多这样情况出现的时候，就变成了我内在的一种心理束缚，内化成对自我的否定。现在我做某些事并不是为了证明给别人看，也不是要向别人证明“我也是可以做到的”，而是我更想要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松弛感。所以当我说“要成为自己，不犯错地成为自己”时，是因为之前我没有看到自己“不允许自己出错”这个潜意识。

但现在，我看到“自己不允许自己出错”这一点，以及我自身觉得纠结的点，比如说我的障碍点在哪里，是因为我想要得到别人的许可和认可吗？还是说我想要证明自己？虽然我觉得我没有刻意想要证明自己或得到认可，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些点内化成了“我不允许自己出错”以及对自己的束缚？这种束缚的根源到底是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别人对我的看法和一种期望吗？其实再深挖下去，是有这样的因素存在的。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自己对某些事情的拒绝和不接纳，虽然我现在已经慢慢接受了以前的这些“不接纳”的感受和情绪，或者在这个点上我感到顿悟了一些，但它们可能依然存在于某些层面。

最近我看了一些讲修行的老师的视频，给我一个启发。他们讲到，很多时刻的出现并不是像一下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而是在不停行走和感受的过程。一个内化在心里的东西已经存在太久了，就像冰山浮在水面上的部分很小，可能只占了1%或10%，而大部分还隐藏在水面下无法被感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和自己和解，成为自己是一辈子的事情。之前我给自己的压力过大，总想着什么时候才能达到真正的松弛、不费力、与所有人相处都没有压力的状态，这种执着反而成为了新的压力。现在我意识到我要看到自己的执着，理解它。真正的开心、内心深处的满足是从内在生发出来的，不是因为吃了什么或得到了别人的夸奖。所以，这又成为一个执着的点。我现在在思考，不允许自己出错，怎么能真正成为自己？我要带着“不允许自己出错”的心态去成为自己吗？至少现在我意识到自己有“不允许自己出错”这一点，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礼物。

“其实残障伙伴来参与真的很少”

阿超：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深入认识和了解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从体验到教学再到管理舞团，你是如何去体验和理解包容的？

释文：从我参与工作坊的经历来看，共生舞至少对我来说是一个我能做到的尝试，所以对我来说它就是包容的。因为我能参与进去，还玩得很开心，这对我来讲我就是能做得到的，并且允许我做我自己能做的，这是一个包容。从参与者的角度来说，起码我感受到了这一点。

从教学的角度，比如我看到了一个心智障碍的伙伴，她会拉着我的手一直在晃动。有时候无法用动作进行带领和解释的时候，我就会小声和她说：“尝试着手放下来”，我们一起去做一个动作，我们可以模仿彼此的动作，我做你来模仿我，或者你做一个动作我来模仿你。加上这些引导也对方知道我们可以如何去舞动，而不是仅仅手拉手一直晃动。再比如，和视障伙伴互动，我就会跟他们一起去做示范。有一个练习是“一动一停”，比如我会用某个身体部位在对方的身体上移动，或者牵着对方一只手，在一起去触碰、去舞动的过程中，我会在对方的身体上有停留，让对方感觉到我的动作停止了。或者我用一只脚在地上很用力的踏出声音来，或是拍手，让对方感受到一种动态的停止。这是有很多不同的尝试，比如可以如何进行引导，让大家做自己想做的动作，然后停住就可以。目的是让不同的伙伴可以参与进来。这可以让我去思考作为教学方面，应该怎样去包容。

作为组织者，在去年我们邀请了一个导师来做工作坊。当时有一个听力障碍的伙伴，由于我们没有招募到手语老师，后面我就跟他妈妈沟通，看可不可以由她来做手语翻译。所以他妈妈来到这个伙伴旁边，用一个翻译文字的方式，进行解释。我注意到这个听障伙伴一直盯着他的手机，然后我就跟妈妈讲：你跟他说可以先不看手机，先去看导师，看其他人在做什么，然后再参与到活动中。就是用观察的方式来感知，因为一直盯着手机的话，其他信息是没法被接收的。我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一种探索，因为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配备到了一个手语老师或者一位口述翻译，是不是适合所有人？在我现在的一个实践来看，不是的。每一个人都不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不仅是身体障碍，还有经验、身份、知识文化背景的问题和差异。假如有些人不识字、听不懂普通话，我们怎样包容他们的参与？再比如小孩子或婴儿怎么跳舞？如何与实际存在的人互动？我们要如何让每个人都能包容地参与？还比如说跟有光感的，或者不是天生视障的一些伙伴互动，他们对一些事物能够进行感知，比如看到过太阳，知道黄色是什么颜色，起码有看到过一些东西，和从一出生完全看不到这种情况又是不同的。所以真的是要实实在在地根据每个人当下的情况再去做一些调整。虽然我们的实践也持续了几年，但我们暂时接触到的残障伙伴比较少。比较多的还是轮椅使用的伙伴，再有视障的一些伙伴。我们有一个心智障碍的伙伴和另一个阿斯伯格综合症的伙伴参与了几年我们的活动。舞团后面在做的这些活动，其实残障伙伴来参与真的很少，大部分来参与活动的都是非残障女性。

阿超：在不同群体去互动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让你感到比较有障碍或者挑战的部分？

释文：舞蹈的过程中不太有困难或者障碍，因为有时候也可以根据这些参与者的状态来调整，比如我怎么样跟不同的个体去互动。舞蹈其实很简单，比如在创作中，让大家表达自己想做的动作。

讲到包容，其实在舞蹈的语境中，我觉得包容在融合舞蹈和共生舞当中是容易产生的，这个“容易”的意思就是比在生活中要容易很多。具体而言，在剧场来说，现在我们能做的支持就是提供字幕、手语以及口述影像，还有同声传译等等。还有就是有无障碍的洗手间以及无障碍通道给到轮椅使用伙伴，我觉得这些都是相对的容易的。我现在的理念就是，先在舞蹈中创造一种包容的环境，让大家体验这种氛围，然后再考虑如何在生活中实现这种包容。但为什么我说在生活中的包容比较难，比如一些沟通、协调方面的事情，这些都是生活中需要面对的问题，所以在生活中实现包容更具挑战性。我觉得在生活中我也看到了一些不容易解决的部分，就是包容这个事情而言，真的方方面面都能做到包容吗？

舞团演出时位于观众区的口述影像员，口述信息通过接收设备达到有需求的观众耳中。图源：共生不错舞团

回到另外一个关于“障碍”的问题。所谓“障碍”到底是什么，很多时候，障碍不仅仅是环境问题，更多的还是关于观念、意识和认知以及内在恐惧的问题。比如，之前有家长担心大家外出后可能无法安全回来，或者担心他们会染上新冠，让作为组织者的我“保证”。所以有些也是内在的恐惧。很多事情并不仅仅是环境障碍，更是社会环境的障碍。这些障碍对我们的出行方式和渠道非常重要。还有更多的是我们舞团一直在推动的理念，就是打破很多人对我们残障群体的刻板印象，让他们看到我们不只有“行与不行”。我们想要让他们意识到，是有很多想要探索生命更多可能性的伙伴。我所说的“我们”和“他们”，其实没有具体的指代。我统称这些想要出来、想要做自己、想要探索生命更多可能性的伙伴为“我们”，而不是简单地为残障或非残障。“他们”可能就指的是那些对我们有刻板印象，认为我们不能做很多事情或者有其他刻板认知的人，我都统称为“他们”。所谓的“我们”其实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残障伙伴，了解我们内在的障碍，包括观念上的障碍、内在的恐惧和害怕。想让更多人了解，并不是从克服的角度出发，而是我们学会如何与自己相处；以及如果我的人生有自主选择的方向和自我发展，我会选择做什么？同时，也是想让非残障以及其他的社会公众看到有这样一个群体以及他们的需求和所需要的支持。他们平时对我们的了解是否是片面的还是能够看到每一个真实的人？

2022年《搭膊头.dance.二位环抱》演出谢幕。详见推文：残障舞者：当你们说我不能时，在台上你会看见我是可以的。图源：共生不错舞团

比如参加无障碍艺术论坛那天我提到，其实我看到谁都会很紧张，来到这个场域也很紧张。编舞和剧场负责人分别跟我说：我看到你，也都很紧张。因为我们相互都不了解，她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来和我讲话，可能会害怕我是不是玻璃心，或者害怕说错一句话就会让我不开心，打击到我等等。我们彼此都很小心翼翼地讲话，不知道该如何帮忙或者和彼此沟通。比如我也不敢直接的表达：我需要帮忙，你能帮我一下吗？或者是说我有个想法，你想听一听吗？很多障碍更多的是来自于内心，无论残障还是非残障，相互的紧张和顾虑可能让沟通变得更加困难。

论坛此前有两个历史学者做的分享来讲残障的发展。其中一个学者提到残障为何被视为“残废”以及一些命名和概念的演变过程。我自己思考了一下，以前社会依赖劳动力，如果我这样的身体无法工作，就赚不了钱。从劳动力的视角来说，我对家庭就是一种负担。因为赚不了钱，别人需要分担才能养活自己。但现在科技发达，可以了解每个人的障碍点是什么，并且都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解决。很多伙伴通过网络赚钱，定义自身价值的方式也变得多样化。那么到底是谁在定义我们是“残”、“废”，以及各种模式和观念？其实，我或者说整个舞团，想要并且正在努力做的事就是去打破这些定义。如果每个人都不被定义，美也不被定义，身体也不被定义，我的认知等任何方面都是可以探索，人生会有更多可能性。

丸仔提到了“未知”，这个未知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和探索，只要我们带着好奇心，就可以实现一种自我发展。我觉得自我发展，是作为一个人拥有尊严、得到尊重和自主选择的关键。共生舞的理念就是自主发展，我是从自我的内心生发出自己想要做什么，想要活成什么样子。共生舞的理念让我想要先进行自我实践和探索，去实实在在的成为我自己。虽然“成为自己”是一辈子的事情，但在这个过程中，我能看到自己的成长，并找到推动自己的点。每个人可以从不同方面入手，我现在最想做的是自我关照和与自己相处。与“自己相处”的意思是，我们习惯性地与自己的情绪相处。比如，当别人骂我一句，我马上回骂；或者别人打我一下，我马上回打。这些习惯性地反应，我们是否可以有一种不同的反应方式，清晰地表达自己想说的话或想做的事？这种状态会带来怎样的生命影响？我在思考，每个人的影响点是什么？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才能达到“生命影响生命”，这种状态是什么？我还是在探索之中，我相信我现在谈论这些事情，和几年前、现在以及未来几年，甚至十年后的理解都会不同。

从圆圈开始、从圆圈结束

阿超：这是一个不断成长、深入思考和探索的过程。刚才你的分享让我想起你朋友圈的三个问题，我觉得是很深入的思考：“我是怎么理解残障？残障和我的关系？关于残障，我想做什么？” 。你刚才也提到“什么是障碍”，其实并非只有那些看得见的才算障碍，很多时候，但它的确存在于我们整个的成长过程中。你的分享对我有很大的触动。

释文：我参加这次的论坛之后，在看到每一个人分享的观点，又让我深入思考了一下我理解的“残障”、“障”是什么，以及残障和我的关系。共生不错舞团的愿景非常大，是希望以残障为线索去推动人人平等。但当我和丸仔讨论在论坛上关于“健全中心主义”问题的回答时，他认为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去健全中心主义”的，我们这些残障的伙伴都出来让大家看到我们是存在的，这样才能真的去除所谓的“健全中心主义”，例如盖房子时都能想到不方便爬楼梯的人怎么上楼。就我自己的理解而言，我更大的一个愿景还是希望在未来真的可以达成一个人人平等的环境。共生舞就是从圆圈开始、从圆圈结束，没有一个人在前，也没有一个人在后。每个人可以相互看到的，没有一个人不被看到，无论是老师还是任何一个参与者，每个人都是分享者和共创者。我觉得这是我体验、实践共生舞这几年来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是相互看到、彼此成就，共同创造。我一直有热情推动这个理念，也是因为我渴望这样的一个世界，虽然在我有生之年未必能完全实现。

我还看到另外一个点：我妈妈不会讲普通话，我外甥不会讲家乡话。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如何相互沟通呢？他们有自己的方式，比如我外甥会尽量用自己能讲得出的白话和她沟通，我妈则尽量用她能讲的普通话和他交流。这让我看到他们在学习如何与对方沟通。同样地，残障和非残障之间的沟通也是可以主动去做一些事情。如果我想要沟通，而这又是一个必要的事情，那么我应该如何找到一种可以努力的方向？还有另外一个点可以深入思考和探讨，如何解决或者化解这些障碍？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比如听到我妈妈和外甥沟通不顺的时候进行翻译。其实和一些无障碍的方式，比如手语翻译、文字转录和同声传译是一样的，都是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场景。我们需要思考如何看到每个人遇到障碍以及每个人会采取什么样不同的学习和沟通方式。

我还想分享一个和我家人相关的经历，让我对“残障”的理解也有了新的深刻体会。我的妹妹在怀孕生产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关于自身健康以及胎儿能否健康发育的障碍和问题。这让她和我们家人都担心和害怕，当时我也陷入了一种思考和复杂的情绪，我在想：虽然我已经在残障议题实践并且推动了好几年，但如果我的孩子有这样的障碍，我真的能接受且接纳我的孩子是一个障碍宝宝吗？我问自己这个问题，发现自己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如果我们家迎来一个有障碍的宝宝，所有人能像欢迎健康宝宝一样欢迎他的到来吗？这让我重新思考残障议题。我们也关注“优生优育”这个话题，我理解的优生优育并不是为了消除残障，而是我们在看到障碍的同时，扪心自问：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宝宝来到我的生命中，我能接纳他吗？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问一问自己的，不仅是我们这些在实践残障议题的人要自问。

那天我心情有点烦躁，在刷视频时看到一个关于王菲的采访。有人问她，在产检时就知道她的女儿有健康问题，为什么不选择终止妊娠。王菲回答说：“尊重生命”。这个回答给我很大的震撼。尊重生命，但如果真的是一个需要长期护理的孩子，对家庭带来的困难和挑战是不同的。我们家因为我的残障而致贫的，尽管以前生活还算过得去，但我的疾病让家庭经历了“因病致贫”是什么样的，残障的孩子给家庭带来什么样的困难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所以我认为需要实实在在地面对这样的事情，而不是仅仅喊口号。对我来说，推动残障议题和做相关工作让我自己收获很多。尽管我不断深入思考这些问题和议题，但在现实生活中真的出现这种情况时，我是否真的能接纳它？接纳不是一句话或者一个口号，而是真正面对它时的感受。“不论孩子是什么样子，我都爱他吗？”，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一句口号。做残障议题的推动工作时，到底推动的是什么？我觉得在于每个人意识的觉醒和观念的打破，比如我以前觉得“残了就是废了”，但我现在觉得“残”是一种障碍，可以通过社会环境和人们的观念来改善，但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需要面对内心的实际挑战。

我看到很多人在论坛和其他场合分享他们的经历和观点，大部分还是从非残障的一个视角。这段时间结合论坛还有你发给我的问题，触发了很多我对残障深入的思考。我才重新问自己：我理解的残障是什么？残障与我的关系是什么？目前我想到的是，我是通过残障在成长，残障是让我看到自己是如何去理解人、去理解一个身体。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沉淀和思考，经历更多的事情。我之前也说过一句话，就是：我想看看生命会把我带到哪里，我还会经历什么，会带给我怎样的思考？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成为什么样的自己以及一种生命状态？“成为自己”，这个“自己”是谁？她是什么样的身份或状态？我快40岁了，我希望能够继续探索这些问题，带着力量去探索，看看内心的答案。

我的伙伴告诉我：我是有使命的，我也相信我是带着一种使命来的。这让我也在思考，我的使命是什么？我会成为谁？这是我作为一个人、一个残障人士，我自己可以发展成什么样子？这是我想在“残障和我的关系”这个问题中想继续探索的部分。从我生病到现在，我遇到的人和事都是很好的。虽然我有时会有自杀的念头，但这只是我内心状态的触发。我的家人、朋友、亲戚、同事，以及参加工作坊的人，包括医生，都对我很好。我也在想，残障到底让我看到更多生命中的美好，还是不美好的部分？我还没有答案。现在，我带着这种探索，去看看残障与我的关系是什么，看看它如何会让我发展成什么样的人和状态。几年后再回头看这些问题，或许会有不同的答案。

对话者介绍：

释文：类风湿晚期患者，关节严重变形，拄拐/轮椅使用者；8年共生舞经验，共生舞导师，共生不错舞团团长，共生舞推广者，共生理念实践者；带着好奇心去看看我的人生还会经历什么，生命之河会把我带到哪里去，我的生命还有哪些可能性。

阿超：奥克兰大学舞蹈学在读博士，社群与包容性艺术的研究、实践者。热爱与不同的生命相遇、共舞，在文字和对话中探索、聆听身体的故事。

面临种族灭绝的加沙聋人社群

2025-03-21 09:33:43

在灾难和战事中，残障群体更容易因结构性暴力的漩涡而堕入裂缝。2024年3月，位于加沙的“我们的孩子”（Atfaluna）聋童协会大楼被以色列军队摧毁，而这仅仅是漫长狂轰乱炸中的一瞬缩影。缺乏零件、无法充电的助听器、断电夜里难以辨认的手语、失效的报警铃声——如同本文作者罗宇乐（Timothy Loh）所总结的，在加沙所有巴勒斯坦人都正经历的饥饿、流离失所外，聋人群体还面临着额外叠加的脆弱性。

在晦暗中，巴勒斯坦聋人仍然彼此支持，并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记录和诉说故事。类似“橄榄守卫者（the Olive Guardians）”的平台集合了巴勒斯坦与国际手语使用者，通过远程传译的形式，为战时的加沙提供主流媒体忽略的手语信息与新闻。类似罗宇乐这样的听人与聋人人类学者，则继续教授有关残障的知识，并为巴勒斯坦及其他地方的不公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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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巴勒斯坦人类学书单 | 我们都是难民

原文作者 / 罗宇乐（Timothy Y. Loh）
原文链接 / https://www.sapiens.org/culture/gaza-palestine-deaf-disability-justice/
原文发布时间 / 2024 年 9 月 26 日
翻译 / 紫薯、邓晨
校对 / 张肇元
编录 / 林子皓

2019年，聋人学生在一家为聋人开设的学校交流。阿拉伯手语的意思是：你的社群爱你。图源：Majdi Fathi/NurPhoto/Getty Images

2024 年 3 月 6 日，我醒来后得知一个令人恐惧的消息：从去年十月开始，一场持续的战争将加沙置于风暴中心，而眼下，以色列军队轰炸了加沙市的“我们的孩子（Atfaluna）”聋童协会（ASDC）【1】大楼。我的社交媒体信息流上出现了这样一张照片【2】：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士兵手握步枪，站在学校前，背后是燃烧的大楼。另一张照片【3】展示了袭击后的场景：窗户碎裂，废墟遍地，招牌上的字母缺失——只能依稀窥见昔日的模样。

一个由聋人领导的救灾响应组织“断联任务（Off The Grid Missions）”【4】发布了这些图片，并加以说明：“尽管这不是以色列首次使用炸弹和白磷燃烧弹攻击学校，但这次攻击的地方曾经是听障和残障儿童的安全和赋能空间，这直接影响了我们社群以及我们服务的人群。”那时候，TA们尚不清楚孩子和工作人员的下落。

作为加沙可能仅有的两所聋校之一，“我们的孩子（Atfaluna）”聋童协会的被炸毁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成立于1992年的“我们的孩子”不仅是一所教育机构，还是一个为加沙聋人提供全程服务的非营利组织，包括职业培训、听力与语言治疗、社区培训和意识提升项目，甚至还有一家餐厅【5】。

一群穿着白色厨师制服的人站在炉灶旁，用手语交流。2012 年，在开设加沙第一家聋人餐厅之前，“我们的孩子”举行了美食和餐饮服务培训。图源：Mohammed Abed/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两个月后，加沙聋人社区再遭受重创【6】：哈希姆·加扎尔，TA 们当中的杰出成员，木匠、巴勒斯坦手语教师及残障权利倡导者在以色列的空袭中连同妻子一起遇难，孩子中有七人受伤。当我完成这篇文章时，“我们的孩子”宣布了另一位工作人员安瓦尔·扎伊姆因战争丧生的消息【7】，他已为该机构工作了 30 年。

我从未去过加沙，自 2007 年以来，加沙一直处于封锁之下【8】，其边境由以色列控制。但我仍然深深感到这些损失带来的痛楚。

我是一个听人学者，进行耳聋、残障和辅助技术方面的人类学研究，主要研究地点是中东的约旦及阿拉伯语世界。我在约旦生活了近四年，并在埃及、黎巴嫩以及巴勒斯坦的其它被占领地区有过长期停留。很多我在约旦的研究中认识的人是巴勒斯坦人，有的家在巴勒斯坦，或/也是巴勒斯坦裔。

2016 年，我当时还在读硕士，在波士顿大学的“帕迪（Pardee）”期刊（现为《Pardee Atlas：全球事务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了“我们的孩子”推出的一项支持学生的新计划。他们中的许多人在 2014 年夏天以色列所谓的 “护刃行动（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9】期间受到了严重的精神创伤。那年，三名以色列青少年在约旦河西岸被绑架和杀害后，以色列军队发起了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攻击，导致 2000 多名巴勒斯坦人丧生。作为回应，该校启动了一个项目【10】，让聋人学生制作关于战争经历和加沙生活的短动画。通过研究，包括与“我们的孩子”工作人员的电子邮件访谈，我了解到这个项目不仅是一种强有力的艺术治疗方式，也是一种对以色列长达几十年的定居殖民占领的非暴力抵抗【11】。

重读当时写的关于“我们的孩子”聋人学生的文章，再看到十年后被夷为平地的加沙，令人不寒而栗——这让人从心底里意识到，巴勒斯坦的故事绝不是从2023年10月7号才开始的，正如许多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12】。在这场残酷且仍在持续的袭击中，加沙所有巴勒斯坦人都正在经历饥饿、流离失所、轰炸以及其他形式的身体和心理上的暴力，除此之外，加沙的聋人群体还面临着在战争时期愈发严重的额外脆弱性。

加沙地区聋人的战时处境

在持续的狂轰滥炸下，巴勒斯坦聋人——在加沙地区约 180 万人口中的 1.5 万人【13】——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TA 们或许能感受到震动，看到周围的物体摇晃，但无法听到炮击的声音【14】。TA 们也听不到以色列军队在即将袭击前发出的“警告”鸣声。在这样的情况下，TA 们必须依赖家人、朋友和邻居【15】提醒TA 们何时逃跑以避开轰炸。

然而，聋人和听人之间的沟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巴勒斯坦亦然。全球大约 90% 至 95% 的聋儿是由听人父母所生【16】，这些父母不懂手语，无法做超过最基本的沟通。这些沟通障碍，加上加沙战争和以色列占领的复杂局势，使问题更加复杂。“我们的孩子（Atfaluna）” 的一名工作人员在 2015 年谈到以色列军事行动时【17】解释道：“并不是所有家庭都能用手语解释这种暴行背后的原因。”对于许多孩子来说，TA 们看到的只是家人在逃离家园，但无法充分理解局势【18】。

这场种族灭绝不仅影响到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聋人，也影响到约旦河西岸的那些巴勒斯坦聋人【19】；它带来的恐惧和孤立状况只会愈发严重。即使那些聋人的家庭懂手语或使用某种家庭手势系统【20】，以色列政府切断供电导致的黑暗【21】也使得在夜间使用视觉-手势语言交流变得更加困难。使用手语的巴勒斯坦聋人还担心TA 们可能在轰炸或军事袭击中失去手臂，丧失交流的能力，这已经发生在一些社区成员身上【22】。

以色列对加沙发动的战争使巴勒斯坦人几乎无法如常使用助听器（如图所示）和人工耳蜗（因带有外部处理器而需要定期维护）等辅助技术。图源：Momen Faiz/NurPhoto/Getty Images

这场战争也严重影响了依赖助听器和人工耳蜗等辅具【23】的巴勒斯坦聋人。在最近为《北美人类学期刊》撰写的评论【24】中，人类学家米歇尔·弗里德纳（Michele Friedner）和克里斯汀·萨金特（Christine Sargent）提及了 2023 年 12 月在约旦安曼举行的一个会议，弗里德纳与报道中东地区残障相关话题的记者们一同出席。在会上，TA 们讨论了“在种族灭绝当下，去想着如何购买昂贵辅具并以及维护它们是多么令人不自在及违和”。

战争使得加沙的聋人几乎不可能为 TA 们的助听辅具充电，难以获得电池和其他必要配件，也无法获得听力康复和言语训练等医疗服务。正如弗里德纳写到的，这些助听设备和装置“构成了感官体验和生活”，而这些正在战争中被摧毁。

巴勒斯坦及其他地区的残障正义

所有这些表明，正如残障行动者艾莉·坎宁顿（Allie Cannington）【25】、王美华（Alice Wong）【26】和利娅·拉克希米·皮耶普兹纳-萨马林沙（Leah Lakshmi Piepzna-Samarasinha）【27】，以及残障组织如“罪孽无效（Sins Invalid）”【28】和“废除警治与残障正义集体（Abolition and Disability Justice Collective）”【29】已有力地主张的——早在 10 月 7 日事件之前——对巴勒斯坦的声援就已是一项残障正义问题。

以色列的种族灭绝战争不成比例地危害了巴勒斯坦聋人及残障者，同时也在造成更多受损的身体。战争的武器伤害身体、摧折骨骼、震破耳膜、戳瞎眼睛。2017 年，残障研究学者贾斯比尔·普尔（Jasbir Puar）描述了这些残障状况是以色列行使“残害权”（right to maim）【30】的结果。而现在，这些情况已经转变为萨金特和弗里德纳总结的“无羞愧的屠杀意志”【31】。

以色列宣称自己致力于维护残障者权利【32】，并将自身塑造为该地区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典范【33】。然而，其在加沙地带的所作所为表明，这种承诺并未惠及巴勒斯坦人。根据国际法【34】，以色列作为占领者，有责任确保巴勒斯坦人得到人道待遇。

残障学者和行动者反对TA们认为的以色列“残障洗白”【35】和“无障碍洗白”【36】行为，即，以色列利用残障权利的言辞来转移对其他人权侵犯的注意力、同时为这些侵犯行为辩护。TA们还抵制企业和政府使用无障碍技术来帮助战争，例如开发武器化的假肢【37】。

正如活动家内莉·巴西利（Nelly Bassily）所写：“以色列不能一边签署《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一边又用残酷的帝国主义殖民力量使巴勒斯坦人伤残。”

这些学者、行动者认为，巴勒斯坦残障者自己也早已清楚，“残障权利无法存在于缺少其他基本权利的情况下，例如医疗、食物和水、住所等权利”，萨金特和弗里德纳解释道【38】。

在费城，作者罗宇乐（左）在“教育学者支持巴勒斯坦（EdScholars4Palestine【39】）”组织举办的巴勒斯坦守夜活动中提供手语翻译。图源：Jennifer Bradley

过去一年里，像 TA 们具有听力和身体健全的同侪一样，巴勒斯坦聋人及残障者也纷纷通过社交媒体展示巴勒斯坦的实地情况。其中包括巴塞姆·阿尔哈贝尔（Basem Alhabel【40】，最近被《中东之眼》【41】和联合国新闻【42】报道）、卡马尔·加扎尔（Kamal Ghazal【43】）和纳比尔·沙克里（Nabeel Al Shokri【44】）。移居海外的巴勒斯坦聋人作为更大巴勒斯坦声援运动【45】的一部分也进行了同样的努力。例如拉内姆·沙哈德（Ranem Shhadeh）是聋人，也是巴勒斯坦裔美国人，领导着”无障碍巴勒斯坦”（Access Palestine【46】）和”橄榄守卫者”（Olive Guardians【47】），这是一个通过手语翻译和字幕制作、在线上线下为国际聋人观众提供巴勒斯坦信息的组织。

与此同时，在巴勒斯坦，尽管失去了主要办公楼，”我们的孩子”依然努力提供尽可能多的服务。TA 们与其他组织合作，支持了许多流离失所的加沙人，无论他们的障碍状态如何。在死亡与毁坏之中，在帐篷里运作的”我们的孩子”，正在为流离失所的家庭举办心理-社会支持课程【48】，给住在避难所的家庭提供食物【49】，向聋童分发助听器【50】，并为学生提供包容性的教育【51】。

巴勒斯坦聋人体现了“坚定不移（sumud【52】）”的精神，在无情的暴力面前坚毅不屈。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我追随 TA 们：继续见证【53】，继续教授有关残障的知识【54】，并为巴勒斯坦【55】及其他地方的不公【56】发声。

作者介绍

罗宇乐（Timothy Y. Loh）是一名科技人类学家，也是普林斯顿研究员协会的科森博士后研究员。他的民族志研究探寻约旦、新加坡、美国聋人社群及手语世界中的社会性、语言、宗教。他拥有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人类学和科学、技术与社会学博士学位，以及乔治敦大学外交事务和阿拉伯研究学位。

译校者介绍

紫薯，资深公益从业者，从事过性别平等、流动儿童与社区发展领域的相关工作，并由此踏上了协作者与社会转变的道路。目前致力于议题交叉性的探索和能力建设。

邓晨，喜欢写作，关注全球南方的技术政治，还有进步运动的可能性。

张肇元，先天性感应神经性耳聋人士，成人耳蜗用户，英国爱丁堡大学统计与运筹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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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资料

【1】https://www.atfaluna.org/en【2】https://www.sapiens.org/culture/israeli-soldiers-gaza-war-atrocities-images/【3】https://www.instagram.com/offthegridmissions/p/C4QiHa2rMel/?img_index=1【4】https://www.instagram.com/offthegridmissions/【5】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palestinians-gaza-deaf-idUSBRE89H0OL20121018/【6】https://www.newarab.com/news/gaza-mourns-deaf-activist-hashem-ghazal-killed-israel【7】https://www.facebook.com/atfaluna.society/posts/pfbid0UiyuqVStgLynUnVQKv2ABR5qXjeA2QmhcC4jma3A3YiAqFL6V59Xi8yGQ1vQzpDql【8】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middle-east/who-lives-in-gaza-strip-control-history-map-b2437549.html【9】https://www.amnesty.org.uk/gaza-operation-protective-edge【10】https://www.middleeasteye.net/features/deaf-children-gaza-use-expressive-film-tell-their-tales【11】https://www.plutobooks.com/9781783714100/failing-peace/【12】https://www.nplusonemag.com/online-only/online-only/no-human-being-can-exist/【13】https://remix.aljazeera.com/aje/PalestineRemix/stronger-than-words.html#/13【14】https://www.youtube.com/shorts/qo0OrVAOeZM【15】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3/10/27/people-with-disabilities-not-spared-from-israels-war-machine-on-gaza-strip【16】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09637214231173071【17】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20150403-the-untold-story-of-the-suffering-of-deaf-children-in-gaza/【18】https://www.middleeasteye.net/features/deaf-children-gaza-use-expressive-film-tell-their-tales【19】https://www.newarab.com/news/israeli-soldiers-kills-deaf-palestinian-father-occupied-hebron【20】https://www.sapiens.org/language/maijuna/【21】https://remix.aljazeera.com/aje/PalestineRemix/gaza-left-in-the-dark.html#/5【22】https://overland.org.au/2024/06/what-it-means-to-be-deaf-and-palestinian-in-gaza/【23】https://www.middleeasteye.net/features/gazas-deaf-children-want-be-heard【24】https://anthrosource.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nad.12187【25】https://disabilityvisibilityproject.com/2023/11/12/crip-call-to-action-why-disabled-people-living-in-the-us-need-to-be-calling-for-a-long-lasting-ceasefire-in-israel-palestine/【26】https://disabilityvisibilityproject.com/2023/12/02/why-palestinian-liberation-is-disability-justice/【27】https://disabilityvisibilityproject.com/2024/01/26/palestine-is-disabled/【28】https://www.sinsinvalid.org/news-1/dj-for-palestine-asl?rq=palestine【29】https://abolitionanddisabilityjustice.wordpress.com/2021/05/20/statement-of-solidarity-with-palestine-from-the-adjc/【30】https://www.dukeupress.edu/the-right-to-maim【31】https://anthrosource.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nad.12187
【32】https://www.ohchr.org/en/news/2023/08/experts-committee-rights-persons-disabilities-commend-israel-efforts-stimulate【33】https://www.haaretz.com/haaretz-labels/power/2024-04-17/ty-article-labels/.premium/advocating-for-inclusion-and-accessibility/0000018e-ec73-d277-a7bf-fef318cc0000【34】https://www.hrw.org/news/2023/10/27/how-does-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pply-israel-and-gaza【35】https://nelly-bassily.medium.com/until-palestine-is-free-we-must-fight-israels-settler-colonial-disability-washing-a89d11ef323【36】https://bdscoalition.ca/2019/04/07/accessibility-washing-of-israeli-war-crimes/【37】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79391/wheelchair-warfare-pipeline-disability-technology【38】https://anthrosource.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nad.12187【39】https://x.com/EdScholars4Pal/【40】https://www.instagram.com/basem.in.sign/
【41】https://www.instagram.com/reel/C9Scn3vIabI/【42】https://news.un.org/en/story/2024/04/1149091【43】https://www.instagram.com/kamel.700/【44】https://www.instagram.com/nabeel.sh3/【45】https://19thnews.org/2024/05/campus-protests-deaf-students-gallaudet-university/【46】https://www.instagram.com/accesspalestine/【47】https://www.instagram.com/__shhadeh___/【48】https://www.instagram.com/p/C-iRBCqsk4k/【49】https://www.instagram.com/p/C-X6OeVIOnw/【50】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881852777302996&set=a.628021852686091【51】https://www.facebook.com/atfaluna.society/posts/pfbid0xXUCP7kMtwB45TnQCmMuuGVKYbXch4XjhVJqPAoV9T6o5Bh8AnQ7x5eLFoUYW9hPl【52】https://read.dukeupress.edu/south-atlantic-quarterly/article/113/3/547/3717/Sumud-A-Palestinian-Philosophy-of-Confrontation-in【53】https://www.sapiens.org/culture/palestine-genocide-silencing-witnessing/【54】https://www.anthropologyforpalestine.org/disability【55】https://journal.culanth.org/index.php/ca/catalog/category/war-on-palestine【56】https://www.sapiens.org/culture/palestine-crisis-scholarship-activism/

County-Level Ethnography读者来稿｜县域民族志大调研

2025-02-13 12:08:43

This is a fieldwork handbook for County-Level Ethnography in China.

County, xian 县, has long been a crucial analytical unit in China, in both academic social science and people’s conventional wisdom. In past studies, “county towns” 县城 have sometimes been regarded as self-contain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tities, exemplified by works like Cadres of a Middle County 中县干部, which examines the county-level political system. At other times, a county has been seen as a microcosm of China itself—like the research on Zouping 邹平, Shandong, conducted by foreign scholars since the 1980s, attempting to discern broader national trends through a single location. County as a scale often appears subtly in ethnographic subtitles, embedded in phrases like “based on a county in North China.”

More commonly, county towns serve as the assumed transition zon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hina. Scholars conducting rural research stop for a meal at a county town restaurant or send emails to advisors from an internet café. Those studying cities often accompany migrant workers back home, inevitably passing through county bus stations, transferring from a minibus to a village-bound van. Ethnographic accounts sometimes follow villagers’ upward mobility into county towns before tracing their journeys to even larger cities. Since Golden Wing, counties have been recorded as the structural backbone enabling families to navigat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life.

As mobility between cities and the countryside has accelerated, counties are no longer viewed as homogenous reflections of China in miniature. Some have broken through anonymity to gain recognition: Xinhua 新化 County’s dominance in the printing business, Dushan 独山 County’s staggering debt crisis, Cao 曹县 County’s rise as an e-commerce hub. “Coming from a county” is no longer merely an unremarked fact in university dorm conversations; it is also the nostalgia and ambition captured in the band Wutiaoren 五条人’s County Town Chronicle 县城记. Amid China’s recent economic downturn, “going back to the county town to open a café” has become a half-willing, half-reluctant choice for young people. Meanwhile, county-level high schools and hospitals increasingly absorb resources from surrounding rural areas. The county’s river (there is always a river going through the county town)—dammed anew, floating with fresh debris—embodies these shifting currents. These surreal yet familiar scenes evoke both unease and fascination.

So why go to the county? To do what? And how? These questions point to deeper cultural logics embedded in China’s contemporary political economy. Rather than debating in the abstract, we advocate for hands-on engagement—gaining a tangible understanding through grounded research. This Handbook for County-Level Research emerges from a fascination with the unsettling yet compelling transformations of county life. It is rooted in a political-economic framework that examines the evolv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unty markets, national industries, and global networks. The handbook provides research case studies and step-by-step fieldwork methods (for example, “If your team exceeds the capacity of a single car, divide into smaller groups”).

For anthropological inquiries, we also encourage looking beyond political economy to explore the personal and familial life histories embedded in county industries—their emotions, decisions, and the meanings they create within their shifting circumstances.

· 编者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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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南平顶山叶县的冷藏车窒息事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0名农妇搭乘冷藏车从附近的村庄到镇上的牛肉加工厂上班，8名车厢内的农妇窒息而死。值得一提的是，牛肉加工是叶县的重要产业。这一事故也折射着这一县域在当下的政治经济结构。镇上的小加工厂吸收着年龄偏大，未外出务工的农妇在家门口打工，再通过短视频平台卖货。

县，曾是中国社会调研重要的分析单位。在以往的研究中，县城有时被视作封闭而自洽的政治经济实体，如知名的《中县干部》所代表的县域政治体制研究。有时被视作一粒可以窥见整个中国的魔幻种子，如80年代以来，一众外国学者对山东邹平的调研，力图以此对整个中国的形与势作出判断。县域往往不知不觉地存在于民族志的副标题中诸如“基于华北某县”这样的短语里。

更常见的时候，县城是城乡之间的被视作理所当然的过渡地带，在农村调研的学者在这里的饭馆稍作休整，在网吧里给导师回邮件；研究城市的学者有时会跟着打工人员回家，必经的一途是在县城车站从中巴转到下乡的面的；也有时，民族志的笔触会随着村民的兴盛而进入县城，再往返于更大的城市之间，从《金翼》开始，县就已经在民族志的解剖术中被纪录为一副供家族可进可退的筋骨。

直到城乡之间的流动越发加速，县也不再被视坐一勺照见中国的天然匀质原汤。突围的县城开始拥有姓名，比如新化县对打印店的垄断，独山县的负债奇观，曹县的自我电商化。“从县里来”不完全是大学寝室里没有回应的话题，也是五条人《县城记》里的欲望和回忆。而随着近年来的经济下行，“回县城开咖啡馆”成为年轻人半推半就的选择。还有县中，县医院，下沉到县里也抽走乡村的房地产，流经县城的那条河和上面新拦的水坝、新漂的垃圾。这些自觉的奇景相像而熟悉，但让人心有余悸而百看不厌。

到县城去，干啥？咋干？这些问题的背后是深嵌中国当代政治经济中的文化逻辑。与其空议，不如实干，在具体的调研中获得实感。这份《新时期县域调研手册》基于上述“心有余悸而百看不厌”的兴趣和熟悉，立足于‍‍‍‍‍‍县域-地方市场与全国-全球市场关系变迁的政治经济学框架，聚焦在县域产业和县民生计研究，并给出相关调研范例和深具可操作性的手把手方法（如“人数超过一辆汽车容量时可分组行动”）。而如果要做人类学的调查，我们也建议在政治经济学之外多寻找和追问县域产业中个人/家族的生命史和他们在处境中的情感、决定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