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0-19 20:41:22
诺兰·布什内尔（Nolan Bushnell），美国工程师、企业家，游戏开发商雅达利和出奇老鼠的创始人。只要谈起电子游戏史，布什内尔是绝对无法绕过的传奇人物。他发明了街机，创立了曾经的美国游戏业霸主企业雅达利，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家用游戏主机，甚至连史蒂夫·乔布斯都曾在他手下工作过。
可以说，布什内尔奠定了现代电子游戏产业的基础。
布什内尔更被《新闻周刊》评为”改变美国的 50 位人物“之一。
1943年，诺兰·布什内尔出生在美国犹他州的克里菲尔德。从小他就展现出了惊人的发明天赋，他将自己的卧室和车库改造成实验室，专门研究无线电等电子设备，导致他的母亲每次进入他的房间都要做好防触电的准备，以防被自己儿子各种实验设备电到。
这些实验虽然还在正常孩子的游戏范围内，但后来的布什内尔显然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无线电研究。他曾经将一个一百瓦的灯泡装在风筝上，专门在夜里放飞，试图制造出战斗机突袭的视觉效果。他甚至制造了一个液体燃料火箭引擎，将其绑在滚轴溜冰鞋上，而目的只是想让自己成为小镇上最快的人。
结果，这个实验差点把自家的车库炸掉。
长大后，布什内尔先是进入犹他州立大学就读，但因为成绩不佳，转入了犹他大学工程学院，并以倒数第一名的成绩从电子工程系毕业，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大学期间发现了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
整个大学时期，布什内尔都沉迷在计算机机房里玩一款名为《太空战争》（Spacewar）的游戏。这款游戏是1962年由麻省理工学院的史蒂夫·拉塞尔 (Steve Russell)、马丁·格雷茨 (Martin Graetz)和韦恩·维塔宁 (Wayne Wiitanen)等六个人发明的 （PDP-1 汇编语言编写，这几位后来在计算机系统研究上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娱乐性电子游戏。游戏中，允许两名玩家各自用摇杆和按钮控制飞船，在太空中互相发射鱼雷对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mvb4Hktv7U&pp=ygUNU3BhY2V3YXIgZ2FtZQ%3D%3D
由于当时能够运行游戏的计算机只有科研机构、大企业和学校才买得起，而一到暑假，学校计算机房就会关门，导致诺兰无法玩游戏。这种苦恼也让他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将这类游戏移植到电视机等更便宜的设备上，那不就能随时随地玩游戏了？
到了暑假，诺兰并没有闲着。他跑到马戏团门口摆地摊，销售口香糖等小商品，后来又到游乐场打工。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学会了中国象棋。似乎，只要是游戏，他的兴趣就异常的高。
1968年，布什内尔大学毕业，布什内尔希望能够到迪士尼工作，这样既能玩游戏又能赚钱。遗憾的是，迪士尼拒绝了他的申请。
为了维持生计，布什内尔进入了一家名为 Ampex 的磁带存储设备制造公司担任工程师。成为上班族后，他过上了两点一线的生活， 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回家休息。
然而，制作游戏机的欲望让他愈发强烈。他，正在等待一个时机。
1971年，英特尔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款微处理器 4004，这是第一款用于计算机的四位微处理器，虽然只有2300个晶体管，功能相当有限，但这个消息让诺兰异常兴奋，因为他终于可以用4004作为核心，制造出梦想中的“游戏机”了。
布什内尔的妻子非常支持他的想法，为了让他安心研发游戏机，她甚至购买了一张双层钢丝床让两个女儿睡上下铺，腾出小女儿的卧室给布什内尔当工作室，还把仅有的500美元支持他创业（这个妻子也是他的第一任妻子，于 1969 年结婚，但 1974 年离婚了，原因没搜到）。
在这个简陋的小工作室里，诺兰以微处理器为主要部件，添加了一些中小规模的集成电路，配上19英寸的屏幕，制造出了一个投币就能玩的“大盒子”——“电脑太空”（Computer Space）。这个“大盒子”比台球桌等设备小得多，非常适合摆放在酒吧等公共娱乐场所供客人游戏。
后来，这种机器后来有了一个统一的称呼 —— 街机。
这台街机上的游戏是布什内尔和好友泰德·达布尼（Ted Dabney）合作开发的，名字也叫《电脑太空》，可以说，其实是当年布什内尔沉迷的《太空战争》的街机版本。
随后，两人将这台街机授权给位于硅谷的一家公司负责生产和销售。然而，由于游戏操作过于复杂，销量很差，这给了布什内尔一个重要的教训。
这次失败，让布什内尔和达布尼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意识到市场其实最需要的是操作更简单、更容易学习的游戏。
1972年，两人决定自立门户，成立了一家名为雅达利（ATARI）的公司。
起初，雅达利只是为其他公司设计游戏，比如他们的第一份合同就是为一家公司开发驾驶游戏。后来，他们聘请了计算机工程师艾伦·奥尔康（Allan Alcorn），决定自主开发游戏。
1972年9月，游戏终于完成了。
布什内尔和艾伦·奥尔康将这个游戏命名为Pong，名字灵感来源于击打乒乓球的声音。这个游戏的玩法非常简单，两名玩家分别操纵自己的球拍移动，将屏幕中间的球弹向对面，只要一方没有接住，对方就获得一分。除了这些基本规则外，奥尔康还加入了许多创新想法，比如球在场上停留的时间越久，速度就越快；将球拍分成八段，每段反弹球的角度都不相同等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iShX2pTz9A&pp=ygUEUG9uZw%3D%3D
不过，很多文章没说清楚的是，Pong 这个游戏是创作基础的，那便是“视频游戏机之父”拉尔夫·贝尔（Ralph Baer）的“棕盒子”（Brown Box），这也导致后来Magnavox公司（奥德赛游戏机的制造商）起诉雅达利（原作者贝尔研发后，技术授权给了Magnavox公司），指控其创始人诺兰·布什内尔（Nolan Bushnell）在玩过Magnavox Odyssey上的电子乒乓球游戏后，抄袭了创意并开发了《Pong》，诉讼最终以庭外和解告终。雅达利并未选择对簿公堂，而是向Magnavox支付了一笔赔偿金（资料显示为70万美元，约合现今370万美元），并同意向其支付《Pong》的专利许可费和版权费，以继续销售游戏，而这个诉讼案也是电子游戏行业最早的重大诉讼案之一。而Magnavox公司也在此之后，陆续起诉了多家模仿《Pong》玩法的公司（如Bally Midway、Coleco、Mattel，甚至任天堂），并成功获得了巨额专利费（近1亿美元）。
Pong 做完后，布什内尔等人决定先将这台游戏机放到一家酒吧里供顾客试玩，观察大家的反应。
布什内尔几个人其实内心很紧张，害怕再次失败。结果第二天酒吧老板就打电话将布什内尔叫醒，告诉他游戏机出现了故障，要求他立即将这台“破机器”搬走。布什内尔害怕极了，立马赶到酒吧检查后发现，自己都无法将硬币塞进游戏机。
结果，打开机器一看，原来是游戏机的盒子里装满了硬币。
Pong一经推出，酒吧里的顾客就疯狂地爱上了它。
看到Pong如此赚钱，布什内尔决定趁胜追击，开始大量生产。然而，当时他手头资金不足，自己找了两家游戏公司谈合作都被拒绝。最后，布什内尔孤注一掷，向银行贷款才勉强完成了Pong的生产。
1972年11月29日，Pong正式发布。
而值得一提的是，扩张期间，雅达利的员工也增加了很多人，其中就包括19岁的史蒂夫·乔布斯。后来乔布斯创业时，曾找到曾经的老板布什内尔，声称自己开发了一个可以创造1000万美元利润的产品，希望布什内尔投资5万美元给苹果公司。布什内尔虽然欣赏他的想法，但还是没有投资。而乔布斯留给雅达利最值钱的东西，可能就是他当年写的工作备忘录（2012年，这张备忘录以27500美元的价格被拍卖）。
而 Pong作为雅达利成立后推出的第一款游戏，几乎承载着公司所有人的希望，而它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当时测试Pong的那家酒吧在安装这台街机后，顾客数量大幅增加。Pong一台机器的收入就超过了其他所有娱乐设施（如自动点唱机、弹球机等）的收入总和。Pong 在市场正式发布后，两年内销量达到了8000台，雅达利的销售额也达到了1500万美元。
而英特尔发布的微处理器4004还没来得及引发计算机革命，但已经被诺兰用来让游戏机无处不在了，而这个时代的孩子们也拥有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玩具。
但布什内尔的性格没什么变化，他仍然是除了玩游戏和发明游戏外，对其他事情都没什么兴趣。而雅达利这家公司在硅谷也因此出了名，被称为“怪人和疯子的乐园”。
继火爆的Pong街机之后，雅达利于1977年推出了一款划时代的产品 —— 雅达利2600游戏主机。雅达利2600是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家用游戏主机，堪称现代游戏机的鼻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此之前，所谓的家用游戏机大多自带显示器，控制器也集成在主机上。雅达利2600巧妙地利用电视机作为显示屏，不仅降低了成本，还提升了视觉效果。更重要的是，之前的游戏机游戏都固化在主机存储器上，一旦玩腻了游戏，主机也就失去了价值。而雅达利2600开发了可更换的游戏卡带，玩家可以在不更换主机的情况下体验不同的游戏。
从1977年上市发售到1992年停止发售，雅达利2600共售出3000万台，占据了44%的市场份额。换句话说，当时在美国大约每两台游戏机中就有一台是雅达利2600。仅1980年一年，它就为雅达利带来了接近20亿美元的利润。
但是，这笔巨额利润与诺兰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开发雅达利2600 游戏机总共耗费了七年时间。1976年，公司就因为无法承担巨额的开发费用陷入财政危机。导致布什内尔以2800万美元的价格将公司出售给华纳，并与华纳签订了七年不竞争条款。由于当初合伙开公司时他占一半股份，所以布什内尔一下子获得了1400万美元。
华纳接手雅达利后，向公司管理层派遣了许多自己的人员，这也与布什内尔等人产生了巨大冲突。布什内尔最终选择离开公司。
此后的雅达利凭借雅达利2600以及从南梦宫购买的《吃豆人》，成为美国电子游戏行业的霸主，大量游戏开发商都在为雅达利开发新游戏。在1982年一年时间里，美国市场上就出现了接近一万款游戏。
然而，由于雅达利对自家游戏的管理极不严格，几乎什么游戏都能上线，导致大量游戏开发者热衷于开发同质化的垃圾游戏。连华纳自己也想赚快钱，利用自家的著名电影《外星人E.T.》制作了一款游戏，在圣诞节前开始疯狂打广告推广，但这款游戏却是一个开发时间仅为六个星期的粗制滥造产品。
虽然《外星人E.T.》在发布前广告投入不少，但游戏玩家可能已经被垃圾游戏整出了心理阴影。结果在本应大卖的圣诞节市场上，华纳准备的400万份游戏只售出了150万份。这些多余的卡带和其他存货，光是每天的仓储费用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华纳为了及时止损，最终在一夜之间让这些游戏卡带全部“消失”了。后来有新闻报道，这些游戏卡带都被华纳埋进了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垃圾填埋场，以掩盖这次巨大的商业失败。
这一事件被称为“雅达利冲击”，直接导致美国玩家对美国电子游戏厂商彻底失去信心。
而日本游戏行业趁势崛起。
1985年，任天堂在欧美开始发行NES（即游戏史上著名的红白机），凭借《大金刚》《超级马里奥兄弟》等经典作品，让崩溃后的美国电子游戏界重新焕发生机。
此后的美国家用游戏主机市场，主要是索尼和任天堂两家日本游戏厂商的竞争。任天堂有NES这一王牌，后来推出了Game Boy，索尼在1994年也推出了PlayStation。这些名字共同构成了80后、90后的童年回忆。
在此期间，雅达利虽然陆续推出了各种主机，但完全无法与这两个实力雄厚的对手竞争。
直到2001年，微软推出了初代Xbox游戏机，美国自己的主机行业才算真正迎来了复苏。
不过，这些都与布什内尔无关了。
离开了雅达利后，1977年，诺兰用手头的资金进行了又一次创业，开设了一家名为Chuck E. Cheese's的比萨餐厅。这家餐厅主打快餐与电子游戏、动画等娱乐活动的结合。在等待比萨烤制的时间里，孩子们可以用免费的代币玩游戏机，而父母则可以在旁边的房间休息观看动画。
1983年，雅达利因为“雅达利冲击”带来的巨额亏损进行了硅谷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裁员（共4000多人失业，不久后的1985年，英特尔裁员7200人则打破了这个记录）。
这时，布什内尔又跳了出来，他声称到1983年9月30日晚上12点，他离开雅达利时签订的七年不竞争协定就要到期，他打算卷土重来，再度生产游戏机。
华纳自然知道布什内尔的厉害，最后私下到布什内尔，给了他一笔数目不详的资金，保留了专利权。
巧合的是，布什内尔刚拿到这笔钱没多久，Chuck E.Cheese's 就开始负债，诺兰当年就辞去了董事长职务，选择了离开。
在自己的公司遇到危险时，布什内尔似乎永远是第一个“逃跑”的人，要不就是被迫离职，要不然就是主动离职。
对此，他的说法是“我不是在创业，就是在创业的路上。”
2010年，布什内尔创办了教育科技公司Brainrush（头脑冲击），希望通过游戏改造美国教育，将枯燥的教育变成有趣的游戏，提升学习吸引力。
2016 年，布什内尔还涉足了手游与VR（虚拟现实）领域。
截至目前，布什内尔主要专注于教育科技领域，还致力于推动“抗衰老游戏”项目研究（帮助老年人维持灵活性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游戏）。
注：很多人称呼布什内尔是“电子游戏之父”，但如果系统来看，真正的“电子游戏之父”是威利·希金博汉（Willy Higginbotham）和拉尔夫·贝尔（Ralph Baer），而布什内尔是将这种娱乐带入大众世界的人。以后棱镜通讯会专门来讲一下威利·希金博汉（Willy Higginbotham）和拉尔夫·贝尔（Ralph Baer）两位电子游戏行业先驱者、创造者。
作为游戏历史上的传奇，布什内尔可以说为游戏燃烧自己的生命，他一手创造了美国电子游戏产业的辉煌，在黯然退场后又继续创业，但每一次创业都始终围绕着“游戏”这个主题。
但他也存在显著的缺点，在战略判断和公司管理上过度自信，崇尚技术至上，导致一遇到市场竞争过热、泡沫破裂的时候，他的游戏公司就很容易迅速衰落。
但对于布什内尔来说，工作、事业甚至妻子都可以因为“不合适”而放弃，而只有游戏才是他终其一生都不会抛弃的东西。
这种对游戏的纯粹热爱，或许正是他能够开创一个时代的原因吧。
2025-10-19 20:09:37
在上一篇文章（天才的重量）中，我们了解了达·芬奇的生平。
所以简单总结下，达芬奇并非是什么神，他在绘画方面的确天赋极高，但也有着严重的拖延症，在人生选择上，他也跟普通人一样，会胆小，会纠结，甚至食言。
然而，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同时代画家如米开朗基罗和提香等，都很有声望。为什么唯独达·芬奇被如此大肆宣传呢？而且，即使在几百年后的今天，达·芬奇不仅没有被历史掩埋，反而仍在这个时代不断地被打包、消费和再创造。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个话题确实值得探讨。
如上篇文章所说，我们对达芬奇的巨大热情，在很大程度上，除了《蒙娜丽莎》外，是由一本叫《达芬奇密码》的畅销书点燃的。这本书经过影视化后，就更加火爆了，每个书店基本上都会摆着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这本书里讲了许多“秘密”，听来尤其刺激。比如它宣称存在一个古老的“郇山隐修会”，达芬奇正是其领袖之一，其使命是守护一个惊天秘密，耶稣结了婚，并留有后代，而在那幅《最后的晚餐》里，坐在耶稣身旁的并非门徒约翰，而是他的妻子抹大拉的玛利亚。
当然，我们只要稍微花点功夫去翻阅严肃的历史资料，自然会发现这些所谓的“秘闻”都站不住脚。那个“郇山隐修会”，并非流传千年的古老组织，而是上世纪50年代一个法国人伪造的产物。至于将抹大拉的玛利亚指认为耶稣的妻子，这在某些非正典的基督教文献中确有提及，但将其与《最后的晚餐》这幅画直接挂钩，则纯粹是作者丹·布朗的绝妙想象。
那么，更有趣的问题就来了。既然是假的，为何我们还如此着迷呢？
我想，这背后触碰到了人类难以自拔的心理机制，那就是对“阴谋论”的偏爱。
从人体认知角度来看，人类大脑在进化中形成了强烈的模式寻求（Pattern-seeking）倾向，即使面对随机或无关事件，也会下意识地赋予其意义和因果关系，这被称为 “幻想性错觉” （Pareidolia）。当现实世界发生复杂、模糊或令人恐惧事件，这个时候阴谋论能够提供一个简单、确定的单一因果解释（比如“一切都是某个秘密集团在背后操纵”）的效果，这就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理解、确定性和认知闭合（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的心理需求，极大的帮助我们减少面对未知时的焦虑感。同时，当人们感到当人们感到无力、无法掌控自身生活或外部环境（如社会动荡、经济危机或全球疫情）时，阴谋论还能提供一种虚幻的控制感和安全感（心理学研究表明，其实接触阴谋论反而是削弱个体的自主感和控制感的），这也是为什么人类总是对阴谋论无法自拔。
换句话说，阴谋论的魅力在于它能够为这个复杂、混乱、看似毫无道理的世界，提供一个极其简单、清晰的解释。放佛告诉你，你所看到的一切表象都不是真相，似乎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一个秘密的组织，在操控一切，给人一种“我好像窥见了天机”的快感。
所以，当我们心甘情愿地相信这些故事时，我们是不是已经不太在乎它的真假了呢？
福柯认为，我们所谓的“真实”，很多时候并非客观事实本身，而是由一套强有力的“话语”（Discourse）建构起来的。一本火爆全球的小说、一部好莱坞大片、无数的媒体报道等等，这些共同构成了一套关于达芬奇的强大“话语”。这套“话语”通过不断地生产、强化着一个“充满秘密、挑战权威”的达芬奇形象。慢慢地，这个由故事塑造的形象，其影响力，甚至盖过了历史学家那些枯燥的考证。
当然，透过丹·布朗《达芬奇密码》的成功，当然不止因为它会讲故事。
假如我们将它置于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中审视，就会发现，它其实是现代消费社会一个堪称典范的文化产品。
我们可以想想看，这本书是如何风靡全球的？
它有悬念迭起的情节，它有对权威（例如教会、传统史学）的挑战，还有很多精彩的解谜设计，不仅精准地满足了大众潜在的反叛心理，还能让你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一种自己也学到了艺术史、符号学、密码学“知识”的错觉。
这种感觉，我们今天应该再熟悉不过了，比如你看那些短视频，什么三分钟给你讲完一本哲学名著、五分钟让你知晓一段复杂的历史。其实它们提供的，都是一种“知识速成”的快感。
上个世纪，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就曾提出一个概念，叫做“文化工业”（Kulturindustrie）。具体来说，就是在现代社会，文化不再是某种需要你沉潜涵泳、具有批判精神的事物，它变成了一种可以被标准化、批量化生产的商品。
而《达芬奇密码》就很贴合这套概念，因为它把复杂的历史、深奥的艺术，通通简化成一个个刺激的“知识点”和“谜题”，剥离掉其中真正需要思辨、甚至可能令人不安的部分，然后打包成一个让你感觉很爽、很有收获的娱乐产品。读者在消费这个故事的同时，仿佛也被给予到了一种“我变聪明了”的幻觉。
在这条被预先设计好的、标准化的“文化工业”生产线上，达芬奇本人，也被打造成了一个完美的偶像，一个几乎“全能天才”的终极范本。他不仅会画画，懂建筑，能搞发明，还精通人体解剖和密码学。这个形象，简直完美地迎合了我们今天对于“全能天才”的崇拜。他不再是一个活在文艺复兴时期、有其时代局限与个人烦恼的历史人物，他被降格为一个可以被量化、被模仿的“成功学”偶像。
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那个疑问，如果丹·布朗把这本书的主角换成与达芬奇同时代的米开朗基罗，这本书还会如此成功吗？
恐怕很难。
为什么呢？
因为米开朗基罗的形象太清晰、太坚硬了，他就像自己雕刻出的《大卫》，充满了力量、痛苦与挣扎，压根没什么“秘密”可言。
而达芬奇不同，他留下了大量的笔记，笔记里面别管说靠不靠谱，就达芬奇那个绘画天赋，即便不靠谱的内容也会让人们一看到，就感觉到高级感和神秘感，而且因为当时记载较少，也让他的一生充满了很多故事，浑身散发着“神秘感”。
也正是这种模糊与不确定性，为后来商业化的演绎，留下了最广阔的想象空间。
讨论到这里，我们或许要触及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了，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为何如此迫切地需要达芬奇这样一个“神”呢？
如今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但意义却极度稀缺的时代。科技仿佛无所不能，但我们每个个体，在庞大的社会机器面前，又常常感到无力与渺小。过去那些能够为我们提供安身立命之本的宏大的叙事，无论是宗教、家族还是国家，其凝聚力都在逐渐消解。
似乎每个人都仿佛成了一座漂浮在汪洋中的孤岛，被一种深刻的不确定性与存在主义式的焦虑所包围。
而就在此时，我们就特别渴望一个“超人”的出现。
于是，我们把所有最美好的想象，比如无穷的智慧、无限的创造力、反叛权威的精神等等的向往，通通投射到达芬奇这个名字之上。他成了我们对抗日常平庸、对抗枯燥的“工具理性”的一面精神旗帜。
我们崇拜他，在谈论他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自己也分享了一部分他的神性，暂时摆脱了自身的渺小与不安。
这让我想起尼采。
一百多年前，尼采就宣告“上帝已死”。他说的当然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真的死了，而是说，在现代社会，那个曾经为整个西方世界提供终极价值与意义来源的基督教信仰体系，已经崩塌了。
但价值一旦出现了真空，那么人们就会迫切地需要新的偶像来填补。
这在历史上已经是无数次的重演了。
这个被神化了的达芬奇，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了我们这个消费时代臆想出来的“超人”（Übermensch）。他代表了一种人类潜能的极限，一种生命意志的极致展现。
但是，这是一种极其被动的、消费式的崇拜。
换句话说，我们并非在读完他的故事后，受到了“超人”的激励，而去努力成为像他那样的人，我们其实只是在消费他的神话，用来填补我们内心的空虚罢了。
我想，或许我们并不是想成为超人，而是在等待一个超人来拯救我们贫乏的精神世界。
这何尝不也是一种现代版的“我执”呢？
在佛学里，“我执”是对一个恒常不变、坚实自我的执着。而在今天，是不是也执着于一个完美的、全能偶像的存在呢？
因为我们很多人很难接纳一个不完美的、有局限的、会犯错的、终将逝去的自我。
而对外部神祇的依赖，恰恰反衬出我们内在精神的空洞。
当然，我这里并不是针对达芬奇，文字前的你，可以将达芬奇视为一枚透镜，透过他，我们看到的，是整个现代社会的“造神运动”。
你环顾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都在讨论“造神运动”是不对的，但是，规律告诉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是在不断地制造各种各样的“神”。
从硅谷的科技狂人，到社交媒体上拥有千万粉丝的知识领袖、生活方式博主。我们把他们捧上神坛，背诵他们的语录，模仿他们的穿着，渴望从他们身上直接获得人生的答案。
然后，一旦发现他们身上有瑕疵，或有了新的偶像，我们又会毫不留情地将他们推倒。
这难道不讽刺吗？
这只不过是一个不断“造神”又不断“弑神”的循环罢了。
而这种现象的背后，潜藏着一个更深的危机，那就是公共理性与“常识”的流失。
当我们将独立思考和审慎判断的责任，“外包”给那些所谓的“天才”和“偶像”时，我们其实就放弃了自己作为成年人最宝贵的理性能力。
我们不再相信真理是需要通过复杂的思辨、耐心的讨论、对不同观点的审视才能慢慢趋近的这种路径，而是渴望一个简单的、唯一的、由心中的“神”直接给出答案。
所以，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问题。
或许，我们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不是再多一个无所不能的达芬奇神话。恰恰相反，我们需要的，是重新去发现那个有血有肉、会犯错、有局限、一生中许多计划都半途而废，但依然在无尽的好奇心驱动下去画画、去解剖、去探索世界的凡人达芬奇。
承认他的不完美，也是为了找回我们自己的勇气，在这样一种不确定的世界里，我们依靠自己的常识与理性，去思考、去判断、去生活的勇气。
与其仰望一个被我们制造出来、高悬于空中、无比孤独的神祇，不如回到地面，学习做一个清醒的、完整的、有缺点但却无比真实的人吧。
2025-10-12 15:56:55
本栏目《隐说》由原《棱镜通讯》分离而来，《隐说》主要聚焦于我近期读的一些好书、好文章、好的付费栏目、日常思考等等，其中有摘录、点评、扩展。
仰山是沩山的一个学生。沩山见到仰山说：“孩子，你要快点开悟哦，千万不要执著于文字和概念。” 仰山回答说：“我是连信仰都不要了呢！” 沩山说：“你是信了才不要呢，还是因为本来就不相信才不要的呢？” 仰山说：“除了我自己之外，我不能信任何其他东西。” 沩山说：“这样的话，你仅算是一个小乘佛法之徒。” 仰山说：“我是连佛都不要见。” 沩山说：“经书中有多少是佛说的？又有多少是魔说的呢？” 仰山说：“我认为统统是魔说的！” 沩山说：“好好好！此后，看来没有什么可以难倒你。” 后来说，仰山承续了沩山的衣钵，继续开创发展沩仰宗的禅风。
太隐识:
再说一个关于仰山和沩山的公案。
仰山住东平时，沩山令僧送书并镜与师。
仰山上堂，提起示众曰：且道是沩山镜，东平镜？若道是东平镜，又是沩山送来。若道是沩山镜，又在东平手里。道得则留取，道不得则扑破去也。
众无语。
仰山遂扑破，便下座。
太隐识:
选题这件事，其实既简单又复杂。
简单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无论是一草一木，还是读书阅读，都可以成为写作的灵感来源。当你感到悠闲自得时，随手写下两句，可以记录在笔记本或手机备忘录中。这类题材通常较为轻松，只需语句通顺，写写即可。这类作家乃至博主有很多，写的很优秀。
不过，我更喜欢复杂点的选题，比较有挑战性。
复杂的选题指的是那些具有一定深度，但又在我的能力和认知范围内可以进行写作或突破思考的主题。通常，我通过阅读书籍、观看电影和与他人交流，突然间意识到某个话题很有趣，或者联想到某个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先将这些有潜力的“种子”选题记录下来。
因此，我积累了很多选题，其实，许多都处于半成品阶段。
当我遇到创作瓶颈时，有两个可能的应对方向。
首先，如果感到无法继续写作，暂时搁置作品，不要过于勉强自己 （这点真的很重要）。可以转向其他半成品或全新的选题继续创作，或者通过散步、观影等方式放松心情，以期在不经意间获得新的灵感。
其次，可以在文章中进行实验，尝试各种可能性，观察其发展方向，并寻找新的启发。当思路逐渐清晰和完善时，就可以对文章进行精炼，最终形成一篇完整的作品。
这也是我这些年的感触和心得，创作瓶颈并不是坏事，反而是一种反思的契机，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自己与作品的关系，从而达到一种更深刻的自我认知，类似海德尔格“此在”（Dasein）的概念。
换句话说，我们应对选题和创作的瓶颈，要有一种无为而为，顺其自然的态度去面对。
余华在 1996 年的时候曾写过一篇《长篇小说的写作》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写的很好，分享一下——
作家必须保持始终如一的诚实，必须在写作过程里集中他所有的美德，必须和他现实生活中的所有恶习分开。在现实中，作家可以谎话连篇，可以满不在乎，可以自私、无聊和沾沾自喜，可是在写作中，作家必须是真诚的，是认真严肃的，同时又是通情达理和满怀同情和怜悯之心，只有这样，作家的智慧和警觉才能够在漫长的长篇小说写作中，不受到任何伤害。
所以，当作家坐到写字桌前时，首先要做的，就是问一问自己，是否具备了高尚的品质？
太隐识: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6419564/
前两天看雍正王朝，就去搜了下邬思道是否有其人，发现邬思道其实出自清末李岳瑞创作的笔记小说《春冰室野乘》的《田文鏡之幕客》一文。
再说《田文鏡之幕客》一文，简单翻译一下，说的是 ——
田文镜在雍正朝担任河东总督，受皇帝宠信之专一，与李卫、鄂尔泰呈三足鼎立之势，一时风头无两。世间流传关于其幕僚邬某的轶事颇为传奇，特此摘录。
邬先生乃绍兴人氏，精通刑名法术之学，时人尊称"邺先生"。当田文镜在河东设衙时，延聘其入幕辅政。邺先生问田文镜："大人愿做名垂青史的总督，还是庸碌寻常的总督？"田文镜答："自然要做名臣。"邺先生便道："既然如此，请放手让在下行事，切勿干涉。待我草拟奏疏时，一字都不许您过目。此疏呈上，大人必成大业，可能信我？"田文镜知其才能，慨然应允。原来奏疏早已拟就，遂署名田文镜上呈——竟是弹劾隆科多的本章。
隆科多作为雍正帝舅父，颇具才略，当年雍正得以继位，其出力甚多。然其后居功自傲，日渐骄纵，令雍正深感困扰，而朝野大臣竟无人敢劾其罪。邺先生早已窥破圣意，故敢行此险招。奏疏上达后，隆科多果然获罪，田文镜圣眷愈隆。
后因政见不合，田文镜渐疏远邺先生。邺先生愤而辞去，自此田文镜所奏之事多不合圣意，屡遭申饬。不得已派人寻回邺先生，许以重金相聘。邺先生要求每日支付五十两白银方允复职，田文镜只得应允。重返开封后，邺先生拒居巡抚衙内，每日辰时入衙酉时离去。见案头红笺封银锭便欣然命笔，若一日缺奉，当即拂袖而去。田文镜愈发敬惮，圣眷遂渐复旧观。
其时雍正亦知邺先生在幕之事，每逢田文镜上请安折，御批常道："朕安，邺先生安否？"其声名显赫至此。邺先生客居开封，无家室之累，每日所得五十两白银，或赈济贫民，或纵情酒肆，从不留至次日。后田文镜卒，邺先生离去，各地督抚虽重金礼聘，终不知所踪。久之后，方闻其已被征召入宫。
再说这本笔记小说的作者李岳瑞，也不简单，他是光绪九年进士，曾任工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因参与维新变法被革职，后任清史馆编修。其仕宦经历使其熟谙清廷政务与朝野掌故，故该书即依托其见闻辑录而成。
不仅邬思道这个人物被刘和平改编进《雍正王朝》小说里，其中还有很多故事也是十分有趣。比如奇女子李奉贞（有李素贞一名，见同治二年（1863年）癸亥恩科二甲进士李嘉乐作诗《悼奇女李素贞阵亡八绝》、《李士坦以奇女传刊本见示再作长歌》），说的是咸丰年间，唐县武愍公李孟群有位堂妹叫李奉贞，通晓诗书，精于骑射，对《六韬》《孙子兵法》及占候之术无不精通，为侍奉母亲终身未嫁。武愍公时任知府，奉胡林翼之命督军讨贼，邀奉贞同行。奉贞即身着戎装随军，在军中运筹帷幄，屡建奇功。武愍公从知府数年间升迁至布政使，获命帮办军务，多半仰赖奉贞之力。并且有一次武愍公被太平天国的军队围困，很多将领都不敢冒然救援，结果李奉贞直接带着自己的部队冲杀进包围圈，亲手斩杀了数十个敌军，并救走了武愍公，等回来的时候人们才发现，李奉贞身上盔甲已经被鲜血染透了，众人瞠目结舌，活脱脱天神下凡一般。不过很可惜的是，后来武愍公与胡林翼攻打太平天国军队，久攻不下，李奉贞便与武愍公计划夜袭，结果孤军深入，援军迟迟未到，最终血战殉国，年仅二十多岁。李奉贞战死后，武愍公的部队士气大落，最后全军覆没。
里面不乏一些诗句，比如《大盲头陀遗诗》，说的是明末时期有个小有名气的秀才，这个秀才特别想像自己的偶像陈汤、班超那样杀敌报国，但是赶不上时局的变化，明朝很快灭亡了，这个秀才因未能实现报国杀敌的梦想甚至悲恸呕血数升，之后褪去儒服摘下头巾化为头陀，每天吟诵到“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及“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等诗句时，就泪流满面，情不自已。之后头陀长期往来秦淮河畔，写了很多诗表达自己的忠孝节义，钱谦益为此非常感动，并为这个头陀刊刻百首诗集，其中钱谦益特别喜欢头陀做的两句诗句，分别是“牧马人归夕阳影，报钟僧打过潭声”、“鸥惟空阔无他恋，燕亦炎凉到处飞”，钱认为世间那些声名显赫、张扬跋扈之徒，恐怕写不出如此超逸的诗句。
还有很多小故事也非常有趣，要是写小说的话，读读这类笔记小说，的确会有不少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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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了读《高岗传》，写的不错，虽然有很多地方有“修饰”和“模糊”不便说明的地方，但是了解高岗这个传奇人物也是足够了，还是推荐读一读，最后一部分写了“高饶事件”中“五虎上将”之后的经历，有一句话写的很好 ——
历史的真实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主观意愿发生任何的改变。而且，真实的历史如果被人们所遗忘，对历史的胡编乱造就会畅行无阻。
之前看李连杰版的《霍元甲》的时候，一直没有注意到这句台词，周末重温的时候发现这句话说的很好 ——
“人无法选择生命的开始，但是一定要有勇气走完最后一步”（结尾霍元甲在擂台中毒时所说）
太隐识:
前谷歌员工 Scott Jenson 文章，对目前大模型存在的泡沫进行了解读，Jenson 认为，目前硅谷在大模型上正在快速降温，大模型正在从大型集中模型转向更小更专精的小模型，其中有一个观点很能带来思考，Jenson 认为，人们常因追逐热点而误用技术，例如试图用LLM替代人类创造性工作（如写作），反而忽视其真正处理语法驱动型任务的优势。并以自身经验说明大模型在辅助校对、整理笔记等“枯燥”任务中其实更有效。
对于未来大模型的发展，文章有一段话写的很好——
Ultimately, a mature technology doesn’t look like magic; it looks like infrastructure. It gets smaller, more reliable, and much more boring.（归根结底，成熟的技术看起来并不像魔法;它看起来像基础设施。它变得更小、更可靠、更无聊。）
余尝谓古人为诗似难尚易，今之人为诗似易实难。余自早岁受书，即学歌咏，中间奋其意气，与天下胜流相倡和，颇不欲后人；今年将八十，转瑟缩不敢著一语，平生吟稿亦不敢自存，盖阅历渐深，检点得意之作，大抵古人所已道；其驰骋自喜，又往往皆古人所㧑呵，撚须拥被，徒自苦耳。
太隐识: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4783406/
身不宜忙，而忙于闲暇之时，亦可儆惕惰气； 心不可放，而放于收摄之后，亦可鼓畅天机。
太隐识:
2025-10-10 13:28:17
最早了解达·芬奇，是在读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时。书中将达芬奇描绘得几乎无所不能，仿佛“Polymath”这个英文词汇（意为博学者或通才）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然而，当我们拨开五百年来层层叠叠的神话迷雾，真实的达芬奇究竟是怎样的？他是神话中的全能天才，还是一个有着人性弱点却依然伟大的凡人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也更加动人。
达·芬奇有着严重的拖延症，甚至有学者怀疑他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他的想象力极为丰富，但每逢遇到挫折，便转向新的领域，将对解剖学、机械工程的探索融入绘画（如晕染法）与建筑。然而，这种跳跃的思维方式使他难以长时间专注于一个方向，频繁切换任务，导致他一生只完成了约十七幅画作，大量作品都停留在半成品的阶段。
就像鲁迅一样，达·芬奇也背负了许多“伪名言”。比如那句“把最复杂的变成最简单的，才是最高明的”，其实并非出自他口，而是后人根据克莱尔·布卢·卢斯小说《赛特什尔特衣橱》中的一句话二次创作得来。这类现象在历史名人身上屡见不鲜，反映了人们对天才形象的理想化投射。
关于达·芬奇的资料本就稀少而混乱，历史上西方政治、文化等多方因素的介入，让达·芬奇屡屡被神化，甚至成为伪史论和阴谋论的主角。现代自媒体的推波助澜，更是让达·芬奇披上了神秘主义的外衣，却鲜有人真正关注他的笔记内容是否真实、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比如媒体常常提及达·芬奇在天文、自然、医学、机械工程等领域的成就，但鲜有细致探讨他的想法如何被应用、被谁应用、依据何在。许多内容其实是有目的的人拿着达·芬奇笔记中的一幅草图，凭空想象，将后人研究成果与之强行捆绑，最后得出“达·芬奇早已预言”的结论，却忽略了他本人拖延和跳跃的个性。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达·芬奇的绘画天赋无可置疑，他的广泛兴趣也确实助力了他在绘画领域的成就。
现今关于达·芬奇的主要资料，集中在现存的手稿集（如《大西洋手抄本》《马德里手稿》《解剖学手稿》《哈默手稿》）、弟子梅尔兹（Francesco Melzi）的记录和达·芬奇本人的日记。他的生平事迹，则主要出自与他同时代的乔尔乔·瓦萨里的《艺苑名人传》，这本书是西方第一部系统化的艺术史著作，记载了自13世纪契马布埃至16世纪中叶两百余位艺术家的生平与风格，涵盖绘画、雕塑、建筑三大领域，对许多已散佚作品也有细致描述，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瓦萨里本人是米开朗基罗的学生，与书中多位艺术家有交往。他在序言中首次用“rinascità”（再生）一词描述艺术复兴，这为后来史学家使用“Renaissance”（文艺复兴）这一术语提供了重要的概念基础。
但16世纪的西方尚未建立史料考证体系，瓦萨里写作时主要依赖传闻、书信与个人记忆。他在政治立场上明显偏向美第奇家族，借此换取庇护，因此对倾向美第奇的艺术家笔墨颇多，溢美之词不断。为增强可读性，瓦萨里也常将许多事迹文学化，比如青年乔托在石头上画羊“栩栩如生”的传说。他对恩师米开朗基罗的描写极尽神化，几乎未提其创作时的困境。
无论如何，如今我们了解达·芬奇的生平，仍只能依赖《艺苑名人传》及达·芬奇的作品、笔记与日记等材料，辩证推敲。至于他是否配得上“polymath”之名，正如科学史家乔治·萨顿所言：“达·芬奇不是预言家，而是第一个用科学眼光审视世界的观察者。”
列奥纳多·达·芬奇于1452年4月15日（儒略历）出生在意大利芬奇镇。他是芬奇镇公证人皮耶罗·达·芬奇的私生子，母亲卡特琳娜身份卑微（有说法其是当地一名农妇、侍女或奴隶）。关于达·芬奇五岁以后的童年，记载较少，流传下来的故事多不可考，但从只言片语中依然能看出，达·芬奇自幼思维敏捷，个性独特。而且言辞犀利，这一点在他后来的日记和笔记中屡见不鲜。
他人生的第一个重要转折，源自瓦萨里在《艺苑名人录》中记载的“盾牌事件”，一位农夫请皮耶罗装饰盾牌，少年达·芬奇却在盾牌上画了一只狰狞喷火的怪兽，但画得极为逼真，令父亲大为震惊。父亲皮耶罗还把盾牌以高价售出，但也看到了儿子的非凡天赋。
于是，约15岁的达·芬奇被父亲送进了佛罗伦萨顶尖的韦罗基奥工作室。实际上，15岁在当时已不算学徒的黄金年龄。韦罗基奥工作室是文艺复兴艺术家的摇篮，大师韦罗基奥本人师承多纳泰罗，门下弟子星光熠熠，包括未来的巨匠波提切利、拉斐尔的老师佩鲁吉诺。在这个顶级艺术熔炉中，达·芬奇最初只能做些基础工作，甚至因俊朗的外貌成为雕塑作品（如《大卫》《托比亚与天使》中的托比亚）的模特。但很快，他就在绘画领域展现出惊人的天赋。
当时，韦罗基奥工作室接到一个大订单——为圣母百花大教堂屋顶安置铜球。鬼才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为大教堂设计了带铜球的穹顶，却未留下安装说明。佛罗伦萨市政府将这个难题交给韦罗基奥团队解决。工作室设计了一台能将两吨铜球吊上屋顶的吊车。
达·芬奇的任务，就是将团队的吊车方案绘制成工程图。这项工作至关重要，却也成了后世误传他独立设计吊车、赋予“工程天才”光环的早期源头之一。
而真正奠定他新星地位的，是一副合作的画作《基督受洗》。当时达·芬奇负责画面左下角的天使，传说他笔下的天使灵动非凡，技艺超群，甚至令老师韦罗基奥自愧不如，并因此封笔（虽无确证，但足见达·芬奇天赋的震撼力）。同样，《圣母领报》这幅作品，据说韦罗基奥只提供了创意，主笔是达·芬奇（或与他人合作），日后这幅画也常被归入达·芬奇名下，反映了“达·芬奇光环”对合作者贡献的遮蔽。
在韦罗基奥工作室崭露头角后，二十出头的达·芬奇决定自立门户。凭借父亲与佛罗伦萨实际统治者美第奇家族的关系，他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不过，他职业生涯中标志性的“拖延症”和“挖坑”习惯也自此显现，而他“只接单，难交货”的名声也即将开始流传。
不久后，美第奇家族将他作为“艺术使者”，派往米兰以增进与斯福尔扎家族的关系。年轻的达·芬奇，带着父亲的期望和自己未竟的订单，踏上了前往米兰的旅途。
作为后来人，我们知道达·芬奇是顶级天才画家，那他的开局是不是如爽文小说般呢？
但事实并非如此。
就在达·芬奇前往米兰的前一年，罗马教皇从佛罗伦萨召集了一批画家前往梵蒂冈装饰房屋。能去梵蒂冈工作，在当时相当于被选入“国家队”。波提切利、佩鲁吉诺、吉兰达约等达·芬奇的同门都榜上有名，却唯独达·芬奇落选。原因很简单，他当时没有拿得出手的代表作，又刚自立门户，名气有限，加之“挖坑”成性，自然被忽略。
于是，达·芬奇给米兰的权力中心——斯福尔扎公爵写了一封长长的自荐信。在信中，他洋洋洒洒列举了十几项特长，先说自己能制造各种武器，会设计房屋、修建公共设施，还能为公爵塑造雕像，却唯独没有提到绘画。最引人注目的是最后一项，如果有机会，他愿为斯福尔扎家族铸造一座巨大的青铜战马，作为永恒的荣誉象征。
最终如愿以偿，达·芬奇确实如愿在米兰谋到了一个职位。但公爵倒不是看着达·芬奇要给自己家族弄个青铜马，斯福尔扎公爵想的更长远一些，因为头部的艺术家都被挖走了，他也很无奈，所以他退而求其次，想借助达·芬奇等艺术家将米兰打造成一座可以和佛罗伦萨、罗马相提并论的伟大城市。
最终，达·芬奇如愿以偿，在米兰获得了职位。不过，公爵并非看重那匹青铜马，而是希望借助达·芬奇等艺术家，把米兰打造成能与佛罗伦萨、罗马媲美的伟大城市。事实证明，斯福尔扎公爵还真押对了宝。佛罗伦萨有米开朗基罗，罗马有拉斐尔，威尼斯有提香，而米兰将因达·芬奇而荣耀五百年。让米兰名垂青史的，不是那匹青铜马，而是一幅震撼人心的杰作——《最后的晚餐》。
但说来奇怪，达·芬奇到了米兰之后，就像打鸡血一样疯狂输出，从城市规划、漕运改造到地图绘制、军事发明，几乎一个人把整个政府的活都干了，而他也是在那个时期开始研究人体生物学的。比如那幅著名的《维特鲁威人》，几乎成了人类科学的象征。画中，他用肚脐为圆心，将人体与几何结合，展示比例关系。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比例反映的是古典理想化的人体标准，而非现实中每个个体的精确测量。达芬奇的贡献在于将古典理论与实际观察相结合，虽然不能涵盖所有人体差异，但为人体比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幅不严谨的插图却能成为科学的象征呢？
原因在于达·芬奇绘画的严谨与天赋，他的画笔真的有种让人信以为真的“魔力”。这也是他顶级艺术创造力的体现。达·芬奇的手稿中充满了类似的“脑洞”，如战场截肢器械、海面步行装置等，许多只是他的奇思妙想，未必真实可行。但不可否认，他确实涉猎广泛，热爱学习，只是并没有后人神化得那样夸张。他最突出的，始终是绘画天赋。
在米兰时期，达·芬奇创作了两幅极具代表性的《岩间圣母》，现分别藏于卢浮宫和伦敦国家美术馆。两幅作品内容相近，差别却耐人寻味。画面表现的是圣母玛利亚在天使见证下，介绍耶稣与施洗者约翰相识的场景。伦敦版中，婴儿圣约翰手持十字架，身披兽皮，三人头顶光环，画面充满神圣气息。而卢浮宫版，则将这些宗教符号弱化，甚至天使的翅膀也几乎融入背景。更有趣的是，卢浮宫的天使伸指观众，仿佛在邀请你加入画中世界。达·芬奇将脑洞融入到了他对绘画的理解上，通过绘画展现的画面也让不同的观众产生不同的联想。而作家丹·布朗便是从天使的这根手指中看出了《达·芬奇密码》。
注：图1（左）达-芬奇 《岩间圣母》，油画，199X122厘米，巴黎，卢浮宫博物馆，1483-1491或1494； 图2（右）达-芬奇 《岩间圣母》，油画，189.5X120厘米，伦敦，英国国家画廊，约1491-1508
但是，为什么达·芬奇要画两幅内容相似的作品？这与当时的宗教画创作流程有关。教堂常由富有家族出资建造，祭坛画既要讲述圣经故事，更要彰显出资者的地位。画家们常常将“甲方”融入画中，让他们扮演圣经人物，满足贵族的虚荣心。《岩间圣母》正是米兰圣母无原罪教会委托达·芬奇为其礼拜堂创作的祭坛画。合同要求包括圣母、圣婴、先知和天使等元素。但达·芬奇坚持个人艺术理念，第一幅作品未完全遵照合同，反而创新性地将场景置于岩洞，弱化了宗教符号。非常有趣的是，达·芬奇不光不把“甲方”画里面，而因材料涨价，要求“甲方”加价，“甲方”教堂这才发现这个画家是这么的“任性”。无奈，达·芬奇只好将第一版的画卖给了别人。后来经法国国王调解，他与助手合作完成了第二幅，在这版上，则加入光环和十字架，更符合宗教传统。
不过有说法是，达·芬奇还是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创作理念，但助手普雷迪斯为了不得罪教会，所以由自己补上了光环和十字架等。
有人或许会想，为啥达·芬奇除了不把“甲方”画里面外，就是不画光环和十字架呢？
因为达·芬奇在当时，思想确实是比较古怪的，他对科学和艺术始终保持着怀疑与探索。在他看来，头顶上的光环和天使的翅膀，不过是宗教的象征，难以令人信服。他就是认为，卢浮宫版的《岩间圣母》，才是真正注入他灵魂的作品。
那位天使的手指究竟指向哪里？
或许是玛利亚的腹部，象征圣经中“处女生子”的神迹。天使带着达·芬奇招牌的似笑非笑，仿佛在问：你相信吗？
正因两个版本都得以保留，才给后人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也让我们见识到杰作与“活儿”之间的差距，有时不过是一道甲方的界线。
在米兰，达·芬奇的创作欲望和想象力得到了极大释放，而真正让他成为米兰象征的，是那幅壁画 —— 《最后的晚餐》。
即便你对艺术并无兴趣，也一定听说过《最后的晚餐》。但这幅画究竟画在哪里？为何叫“最后的晚餐”？这顿饭吃了些什么？达·芬奇又如何还原1500年前的场景？
若能解答这些问题，也许就能理解这幅画的伟大。
在圣经里，耶稣在逾越节晚餐时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会背叛我。”这句话揭开了历史上最著名一顿晚餐的序幕。逾越节是犹太人纪念祖先脱离埃及奴役的节日。节日当天，犹太人不能吃任何含酵母的食物，只能吃一种干巴巴的无酵饼。画中桌上那些圆饼，正是节日食物。
但达·芬奇并未拘泥于历史细节，在《最后的晚餐》上，他为餐桌上添加了水果、鱼和各种菜肴。在画面中，众人一字排开，窗外风景宜人。达·芬奇刻意安排座位，让每个人都能正面面对观众，避免有人被遮挡。
当耶稣说出那句开场白，门徒们神情各异，有人惊讶，有人自辩，有人低头沉思。彼得甚至拔出匕首，气氛紧张。耶稣缓缓撕开无酵饼，说：“吃吧，这就是我的身体。”又举起酒杯：“喝吧，这就是我的血。”虽然没人明白他的意思，但仪式就此完成。
吃完饭，耶稣果然如自己所预言的被出卖、被捕，接着被钉上了十字架。
看到这里，你会发现，其实达·芬奇当时掌握的资料并不比我们今天多了多少，也就是圣经中的一些只言片语。而伟大的画家在于他只用了一幅画，就把一个故事和故事中的每个角色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画中，也如耶稣所预言一样，那个出卖他的人确实就坐在这张桌子上，当耶稣说出那句开场白时，有个人下意识的摸了一下自己的钱袋，里面装着的是出卖耶稣获得的酬劳。而这个人的名字叫犹大。而就这么一个此地无银的动作，却成为了塑造这位背叛者的神来之笔。
据说达·芬奇当时为如何表现犹大苦思良久，迟迟未动笔。教会就多次催促达·芬奇下笔，但达·芬奇性格很执拗，一气之下威胁道：“再催，我就把你画成犹大。”
此后教会就没再催促过了。
而达·芬奇在《最后的晚餐》中采用了实验性的油彩与蛋彩混合技法，而非传统的湿壁画技术。这种创新技法虽然能让他进行更精细的描绘，但也导致了颜料的不稳定性，时间一长颜色就会逐渐脱落褪色，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壁画中，是很淡的。
二战的时候盟军对米兰进行了轰炸，这座修道院也不例外，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于修道院事先采取了保护措施，包括用沙袋和支撑结构保护壁画，《最后的晚餐》在二战轰炸中得以相对完好地保存下来，虽然周围建筑遭受了严重损坏。但很多人忽略了这个保护措施的事实，给这幅画大加宣传，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在米兰达到巅峰后，47岁的达·芬奇并未选择安享晚年。一方面，他渴望新的高峰，另一方面，米兰战乱不断，法军入侵。法国人也向他抛出橄榄枝，承诺重用，但达·芬奇不愿卷入战争。思虑再三，他最终决定离开米兰，继续他的探索之路。
离开米兰后，达·芬奇辗转意大利各地，换了多份工作，但这期间并未留下多少令人称道的艺术作品，主要精力都投入到各种工程项目中。在这段奔波的岁月里，达·芬奇的父亲去世了。父亲生前育有十二个孩子，达·芬奇于是回到佛罗伦萨，与十二位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分遗产、打官司。
回到佛罗伦萨后，达·芬奇意外发现，自己在米兰积攒的名声已经传回故乡。不久，政府便邀请他在市政大楼的五百人大厅绘制一幅与《最后的晚餐》规模相当的巨型壁画。
当达·芬奇考察现场时，发现对面那堵墙也空着，询问后得知，原来那堵墙已经包给了米开朗基罗，一个比达·芬奇小了23 岁的冉冉升起的巨星，在佛罗伦萨也是颇有名气了。
而这次作画的主题是安吉里之战和卡西那之战。
在此之前，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两人从来没见过面，达·芬奇只是听说米开朗基罗之前跟达·芬奇的师兄吉兰达约门下短暂学艺，而吉兰达约与达芬奇同出韦罗基奥门下，从这个角度看，米开朗基罗确实可算达芬奇的师侄。
很快，两人各自公布了初稿。达·芬奇画的是骑马搏杀的场面，米开朗基罗则画了一群战士出浴，二人各展所长，技艺尽显。初稿一出，佛罗伦萨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场“世纪对决”。
不过，根据瓦萨里《艺苑名人录》记载，俩人的关系并非那么要好。
那年，米开朗基罗完成了雕塑巨作《大卫》，但《大卫》原本是设计放在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屋顶上的，但造完发现太重了，压根搬不上去，于是政府就请来了达·芬奇等人出主意。据说达·芬奇提出建议，为了更好的保护大卫，应该将它放在室内。但米开朗基罗不同意，他希望将大卫放在人流密集的室外。
最终还是米开朗基罗的意见获胜，《大卫》被安放在了市政大楼门前的广场上。
但不知为什么，米开朗基罗却从此对达·芬奇怀恨在心。
瓦萨里还记载了一段趣事。有一天，达·芬奇在圣三一广场散步，遇到几位粉丝向他请教文学问题。恰巧米开朗基罗路过，达·芬奇便指着他说：“你们不妨去问问米开朗基罗。”谁知这句话激怒了米开朗基罗，他当场反击：“你自己怎么不解释？除了推卸责任，你还做成过什么？那匹铜马怎么样了？什么都没做成，也不觉得羞愧吗？”那匹铜马，正是达·芬奇当年在米兰承诺要为斯福尔扎家族铸造的巨作，不过当时因为战乱，青铜被征用了，所以计划搁浅。但是米开朗基罗并不知道内情，这一番痛批让达·芬奇哑口无言，只能默默离开。米开朗基罗还不忘补刀：“那群米兰的蠢货也信你的话？”瓦萨里说，这次冲突让达·芬奇一度郁郁寡欢。
那一刻的达芬奇，或许是最接近我们普通人的达芬奇。他在笔记中写下这样的话：“告诉我，我没完成过什么？告诉我，我又完成过什么？”字里行间透露的不是天才的傲慢，而是一个追求完美却屡遭挫折的灵魂的自我质疑。这样的达芬奇，反而更加真实，更加动人。
不过在达·芬奇在笔记中，他对米开朗基罗评价颇高。他曾多次临摹米开朗基罗的《大卫》，也坦言看到米开朗基罗《战士沐浴》的画稿时，难以置信，深感惊艳。而米开朗基罗其实也喜欢达·芬奇的《安吉里之战》，甚至亲自临摹过。
所以，这里面真真假假就当听个故事好了，不过天才间的惺惺相惜确实能感受到的。
而说回这场世纪对决，达·芬奇一如既往地使用了他自创的颜料作画。前面那幅《最后的晚餐》正是采用这种颜料，但这种颜料是很独特，但很劣质，导致画好没多久就会出现开裂和脱落。而这次《安吉里之战》，达·芬奇打算还是用自己自创的颜料，但他升级了方法，在墙壁下生火，一边烤一边画。
结果这回可好，颜料还没等之后脱落呢，现场就直接剥落了。
然而这一次，命运似乎要跟达·芬奇开个更大的玩笑——颜料甚至等不到日后的自然脱落，竟在绘制过程中就开始剥离。面对眼前的惨状，达·芬奇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
他决定“跑路”。
而米开朗基罗最后也以事务繁忙为借口，放弃了对面那堵墙的壁画。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反而更加耐人寻味。
此后，达·芬奇再次离开佛罗伦萨，返回米兰，在法国人手下工作。几年间，他又辗转多地，从事地图绘制、水利工程、桥梁设计等工作。
达·芬奇的性格颇为有趣。每当艺术创作遭遇挫折，他便如同受伤的雄鹰，迅速转向其他领域寻找慰藉——工程、科学、建筑，无所不涉。等到心境重归平静，他又会重新拿起画笔，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正是在这种看似散漫实则执着的跳跃与探索中，达芬奇为后世留下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传奇。
1513年，随着教皇儒略二世去世，美第奇家族的利奥十世登基。与美第奇家族关系密切的达·芬奇因此被召至梵蒂冈，在那里度过了三年时光。
达·芬奇到梵蒂冈时，米开朗基罗也正好在那里，为前任教皇修建陵墓。与此同时，达·芬奇又遇到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拉斐尔。拉斐尔是达·芬奇另一位师兄佩鲁吉诺的弟子，此时年仅29岁，日后也成为艺术史上的巨擘。
也就是说，从1513到1516年，艺术史上最耀眼的三位“大魔王”同时在梵蒂冈共事。拉斐尔的才华自不必多言，但他非常崇拜前辈达·芬奇。
崇拜到什么地步呢？
在拉斐尔的名作《雅典学院》中，他直接将偶像达·芬奇画在了画面的核心位置。他还不断临摹、研究达·芬奇的作品，学习其构图和晕涂技法（通过柔和的边缘和层次叠加营造朦胧感）。比如拉斐尔的《草地上的圣母》，就借鉴了达·芬奇《岩间圣母》的三角构图法。此外，拉斐尔还创作过一幅与《蒙娜丽莎》极为相似的肖像画。可以说，拉斐尔对达·芬奇的敬仰几乎溢于言表。
可以说，拉斐尔几乎处处透着对他的崇敬之情。
然而，尽管在梵蒂冈身处巨匠云集之地，达·芬奇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
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尽管拉斐尔视达·芬奇为偶像，但当时教会最宠信的其实是拉斐尔，许多重要的项目都交给了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留给达·芬奇的机会并不多。
二是达·芬奇对艺术有着极高的追求，但他的“拖延症”和完美主义远近闻名，所以教皇就一直担心达·芬奇难以按时完成任务，还会搞出其他幺蛾子。
三是达·芬奇在梵蒂冈期间，又开始迷上了解剖学，他甚至跑到医院做解剖研究，结果被人告发，这遭到了罗马教廷的严厉指责。
多重因素之下，离开梵蒂冈成了达·芬奇唯一的选择。
但他能去哪儿呢？
回米兰？
此时法国人已被赶走，而他曾为法国人效力，贸然回去并不妥当。况且，《最后的晚餐》里那个叛徒犹大，还是他本人亲手绘制的。
回佛罗伦萨？
那里已成了米开朗基罗的天下，自己也难以与之竞争。上一次世纪对决还以失败告终。
去威尼斯？
据说那里新冒出一位比拉斐尔还年轻的天才 —— 提香。坊间还流传，凡是与提香抢生意的人，最后都下场不妙。
思来想去，达·芬奇最终决定离开意大利，前往法国，投奔新任国王弗朗索瓦一世。
1516年，达·芬奇踏上前往法国的旅程，在那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三年。当时，无论意大利人还是法国人，都难以理解法王弗朗索瓦一世为何要接纳这样一位年迈的老人。许多人质疑：即便达·芬奇心怀壮志，这把年纪还能为法国带来什么？
然而，历史总是充满反转。正是因为达·芬奇的到来，法国巴黎才真正跻身与佛罗伦萨、罗马比肩的艺术殿堂。
达·芬奇赴法时，随身带着全部家当，包括那些充满奇思妙想的笔记和三幅未完成的油画：《圣母子与圣安娜》、《施洗者约翰》，以及那幅神秘的肖像——《蒙娜丽莎》。
关于《蒙娜丽莎》的故事已经被讲述无数次。它能成为全球最知名的画作，一方面源于达·芬奇的高超技艺，另一方面则因为这幅画本身充满传奇色彩。它曾被拿破仑挂在卧室，也曾失窃后又被寻回。每一段经历都让《蒙娜丽莎》的神秘和热度不断攀升。
如果你去卢浮宫参观，导游一定会告诉你她眼神的秘密——无论你站在哪个角度，她都仿佛在注视着你。关于她真实身份的猜测也层出不穷。流行的说法之一，是达·芬奇以自己为蓝本创作了《蒙娜丽莎》。这并非全无道理，因为这幅画也未能逃脱达·芬奇“拖延症”的魔咒，十几年才完成，或许越画越像自己了（仅为推测）。其实，许多艺术家都会在作品中融入自我，这也符合达·芬奇的个性。
艺术品的价值，从来不只在于技法，更在于它能激发多少故事与想象。
蒙娜丽莎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画家和作品一样都充满故事的案例。就像知道毕加索的人未必知道《格尔尼卡》，看过《戴珍珠耳环少女》的人未必记得维米尔。但达·芬奇和《蒙娜丽莎》，几乎无人不知。能与之比肩的，大概也只有梵高的《星夜》。
那么，法国国王为何要在达·芬奇暮年邀请他效力？这里也有一段有趣的插曲。
正如意大利人曾嘲笑法国人不懂艺术，这位法国国王其实并不在意艺术品本身，他更把达·芬奇当作一位智慧老人来敬奉。
这一切，源于达·芬奇那幅著名的侧面肖像——那是他在梵蒂冈时期助手为他绘制的，画中六旬的达·芬奇依然英气逼人，既沧桑又俊朗。长发长须的形象，与拉斐尔在《雅典学院》中描绘的哲人如出一辙。因为当时的贵族与艺术界，大家都是习惯保持整洁，就连最邋遢的米开朗基罗也不过留了点胡子而已。
但法王弗朗索瓦越看越觉得，达·芬奇简直就是古希腊智者的化身。他不仅将达·芬奇视为智者，还喜欢把自己代入角色。古希腊有亚历山大大帝，而亚历山大有亚里士多德为师。一位征服世界，一位智慧无边。弗朗索瓦觉得，天才达·芬奇加上自己，何尝不是亚里士多德与亚历山大的再现？
而且法王不光信他是个智者，还会给自己对号入座。他觉得古希腊有亚历山大大帝，而亚历山大有一位全能的老师叫亚里士多德。这对黄金搭档一个具备征服全世界的力量，一个拥有全宇宙的智慧。
而天才达·芬奇加上法王弗朗索瓦，为什么就不能是亚里士多德加上亚历山大呢？
1519年，达·芬奇在法国度过了人生中最自由、最惬意的三年后，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据说，法王弗朗索瓦怀抱着达·芬奇冰冷的遗体，悲痛万分，以至痛哭失声。
传奇终有落幕，但属于达·芬奇的光芒，却从未熄灭。
三十年前，米开朗基罗在米兰的一段笔记中写道：“度过非常充实的一生后幸福地死亡，就像忙碌一天后幸福地睡去。”
达·芬奇的一生的确足够充实，但他在生命终结时，是否真的感到幸福呢？
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达·芬奇这个人？
在西方语境中，每当提到天才或智者，达·芬奇几乎总被作为典范。他已成为一种不可质疑、不容诋毁的图腾。他身上的光环，随着时间流逝，反而愈发耀眼。有人看过他那些天马行空的笔记后，甚至将他神化为能预见未来的先知，仿佛坦克、太阳能板、直升机都是他的发明。如果这些异想天开的设想能算预知未来，那好莱坞的科幻导演们岂不是都成了先知？
但冷静地评价达·芬奇，他确实多才多艺，涉足诸多领域，但真正有所建树的，唯有绘画。
剥去后世不断叠加的光环和神秘学迷雾，达·芬奇并非全知全能的神祇，而是一个将生命激情倾注于观察、想象和描绘的天才梦想家。
他的伟大，不在于预知未来或精通百艺的神话，而在于用一支画笔穿透时空，让人类灵魂的复杂与世界的瑰丽，在画布上获得了不朽的呼吸。
他留给后世的，不只是《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更是一位凡人用梦想触碰永恒的真实传奇。
虽充满瑕疵，却是无比辉煌。
而达·芬奇为何被后世“造神”，请看下篇深度解析文章 —— 《造神运动：达芬奇如何成为完美偶像》
2025-09-21 13:27:00
高锟（英语：Sir Charles Kuen Kao，1933 年11月4日一2018年9月23日），“光纤之父”，世界著名电机工程学家，香港大紫荆勋贤获得者。200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表扬“在光传输于纤维的光学通信领域突破性成就”。1970年返回英属香港，于1987 年-1996年就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于2018年逝世，享寿84 岁。
高锟于1933年出生在中国上海，尽管当时中国正处于战乱时期，但高锟并未受到多大影响，得益于从小家庭富裕，在他八岁上小学之前，家里就请了两位老师进行学前教育，一位教古文，一位教英文。在小学六年级时，他就已经用家里的零花钱购买化学试剂做实验。他第一次制作出硫酸铜晶体时，被那美丽的蓝色晶体深深吸引，于是立志长大后要成为一名化学家。
小时候，他曾用红磷和氯酸钾混合制成炸弹，险些酿成事故。此外，他还尝试从母亲的银首饰中提取硝酸银来制作胶卷，结果不慎烧伤了哥哥的手。从那以后，家里禁止高锟进行化学实验，但允许他进行物理实验。
随着国内战事越来越激烈，高锟全家迁居香港。几年后，高锟前往英国求学，毕业后留在了那里。1960年，他加入国际电话与电报公司（ITT），从事通信相关的研发工作。
当时的电信通信，主要依赖电话线，你可以简单理解成铜线。比如刚开头所说的海底光缆，在没有光纤之前，打越洋电话用的就是海底电缆。通过控制铜线里的电流，就可以表达和传递信息，这个我们在肖克利那篇文章中讲过。
在ITT工作三年之后，高锟和他的项目组将电信设备的传输能力提高了50％。随后他开始觉得索然无味，想转行去当个大学老师。
当他找好工作租好房子，提交辞职信的时候，他的上司并没有同意他的辞职，而是让他参加公司旗下的光通信计划。这一下子激起了高锟的兴趣，但因为房租太贵他并没有马上决定。
最终，为了挽留高锟，ITT公司展示了他们的诚意，不仅解决了他的订金问题，还为他的妻子安排了一份工作。
过去，通信依赖于电流通过铜线进行传输。随着人们对信息传递速度的要求不断提高，铜线逐渐难以满足需求。这是因为由大量铜线组成的通信网络中，常常发生线与线之间的相互干扰，严重影响信息传输的质量。
除了干扰问题，铜线的电阻也影响了信息传输的效率。由于电阻会导致电流损耗，电流强度逐渐减小，使得远距离信息传输变得困难，同时增加了电能消耗。尽管金和银的电阻较低，但由于成本过高，不适合大规模使用。
由此，光纤的概念被提出。1966年，高锟发表了一篇关于光频率介质纤维表面波导的论文，论证了光纤传输信息的可行性，提出以光纤替代传统电缆进行通信传输。
既然我们可以通过控制电流的开关来传递和表达信息，同样可以利用光的开关来实现信息传递。光在光纤中传输时，不会产生相互干扰，这在性能上远胜于电缆传输。此外，光纤实际上是由玻璃制成的细线，其材料成本远低于铜线，因为玻璃可以通过沙子制造，而沙子资源十分丰富。再者，玻璃光纤的重量比铜线轻得多，便于运输和铺设。
总之，光纤在各个方面几乎都优于电缆。不过，你可能会好奇：光不会从玻璃中散失出去吗？如何能在一根玻璃纤维中传输呢？
这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原理：光的全反射。当光从折射率较高的介质（如玻璃）射向折射率较低的介质（如空气）时，只要入射角达到一定值，光将不会射出，而是在折射率较高的材料中反复反射。这个现象称为全反射。
因此，用光来传递信息的理论基础是非常充分的。
不过，高锟的这篇论文虽然理论上很有价值，但并未引起广泛关注。尽管人们认为该理论很强大，但当时的技术条件无法制造出符合理论标准的玻璃细线（即光纤）。因为当时的玻璃纯度和透明度不足，导致光传输过程中损耗严重。
高锟并没有因此灰心。他开始了寻找制造光纤方法的旅程，走访世界各地的玻璃厂商，希望他们能够研发并生产光纤。然而，许多厂商对他的提议不感兴趣，甚至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于关于光纤通信的发展只有高锟的这一篇论文，许多厂商看不到未来，不愿投入到如此艰难的光纤研发中。甚至有人嘲笑高锟是在痴人说梦。
高锟的论文并不特别晦涩，关键在于要有合适的玻璃。当时，要把玻璃拉成高纯度的细丝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甚至可以说是颠覆性的。人们还不清楚该使用什么工艺来制造这种玻璃。
为了推动光纤的研发，高锟忙得连妻子都很少见到他。他甚至联系了ITT的竞争对手——贝尔实验室。他在自传中提到：“我当时很清楚这个计划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未来需要动员数百万人。”
四年后，玻璃业巨头康宁公司成功生产出真正意义上的低损耗光纤。从此，全球各地的实验室和工厂开始积极投入到光信息传输的研发中。
光纤通信体系的建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像修建高铁，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无数工程师和机构几十年的努力，光纤才得以广泛推广应用。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光纤的应用，人类进入了信息传递的“光速”时代。
要知道，在过去几十年前，连上网都无法实现，更不用说打国际电话了。那时，拨打国际电话需要提前预约，每次通话时间不能超过三分钟。同时，通话需要接线员接通，接线员能够全程听到通话内容，隐私安全难以保障。这主要是因为电缆通信的承载能力有限，资源匮乏，需要定时定量，还需要中间人（接线员）进行控制。而且早期的上网线路使用的是电话线，所以有“电话拨号”之说。网速缓慢且费用昂贵，而光纤技术改变了这一切。
自此，海量数据得以高速传输。光缆被铺设在海底，使得世界上任意两地之间的联系变得近在咫尺。在光纤产业成熟之后，高锟没有继续从事研发，而是选择到香港中文大学担任校长，专注于教书育人，成为一位隐居的学者。
1970年，高锟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筹办电子系“181（现称电子工程学系）”，担任香港中文大学电子系教授及讲座教授，任职四年。1974年，高锟又返回ITT公司，在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劳诺克的光电产品部担任主任科学家，后擢升为工程主任。1982年，因卓越的研究与管理才能而获任命为首位“TT执行科学家”，在康涅狄格州的先进技术中心工作。1985年获得马可尼奖。
1987年至1996年，高锟出任香港中文大学第三任校长，并在1989年创立讯息工程学系（及后于1991年并入工程学院，而高氏有份参与建立）。在任内，适逢香港政府打算将建筑学教育的拨款增加一倍，他亦接纳了著名建筑学者黎锦超教授的建议书，于1991年设立建筑学系（2009年起改称建筑学院）。
1993年11月13日，香港中文大学30周年校庆上，举办了盛大的“开放日”庆祝。当日百万大道会场坐满了嘉宾，高锟校长被邀到台上致辞。正当他要发言时，突然有十多位学生冲出来，手持标语，高叫反对开放日口号， 会场霎时乱成一团。高锟一个人在台上，手里拿着讲稿，呆呆站着苦笑。与此同时，有学生抢了台上的麦克风，还有两位爬到典礼正前方的科学馆演讲大楼顶层，用一条写着“两天虚假景象，掩饰中大衰相”的横额将中大校徽遮盖，事件扰攘十多分钟后，高锟才有机会将开幕词匆匆讲完。
典礼结束后，高锟打算离开，记者周保松上前采访，高声询问：“校方会不会处分示威的同学？”高锟校长语气平静地边走边回答：“处分？我为什么要处分他们？他们有表达意见的自由”。周保松认为，学生之所以会抗议，是要公开揭露大学之丑相，让外界知道中大30年没什么值得庆祝，借此激起更多对大学教育的反思。
在香港中文大学，高锟一直工作至2009年正式退休，同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7年返港成立“高科桥公司”提供科技顾问服务，同时担任香港特区政府科技创新委员会委员，后于2000年在大埔工业村投资成立“高科桥光纤有限公司”，生产光纤，后于2003年易主更名“高科桥光通信有限公司”。
2009年，高锟因其在光纤领域的杰出贡献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被誉为“光纤之父”。然而，此时他已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为了让人们认识阿茨海默症的认知，高锟与其夫人成立了高锟慈善基金，来帮助阿兹海默症病人）。颁奖典礼上，他的获奖感言由妻子代为发表。颁奖仪式也进行了特别安排，瑞典国王将诺贝尔奖牌和奖章亲自递交给他，而不是像其他获奖者那样上台接受颁奖。
回顾高锟先生的一生，他从不自满，为人谦虚低调，富有东方智慧。对外高锟一向强调研究成果是公司整个团队的共同努力，并且一直努力摆脱“光纤之父”的称号。他认为这项成就来源于数百万人的共同努力。当他获得爱立信通信奖时，爱立信公司以最高规格邀请他和妻子参加颁奖典礼。他们可以乘坐头等舱，入住顶级酒店，提出任何需求，所有费用由爱立信支付。然而，当爱立信公司的负责人看到高锟的费用账单时，感到非常惊讶：“你们真是节俭，去年的一位获奖者给我们提交的是一张天文数字的账单。”高锟在自传中回忆道：“那时我经济状况已经比较宽裕，但仍然非常谨慎，尤其是在使用公款时更是如此。如果连自己的钱都不随便花，当然更不能挥霍公家的钱。”
而在生活中，他对妻子的爱是非常深刻的（这里简单说一下高锟的夫人黄美芸女士，黄美芸女士是在英国出生的华人，黄美芸后在工作期间邂逅高锟，至两人相爱，但黄美芸自小生活在重男轻女的家庭环境中，所以因黄美芸的兄长当时未结婚，所以黄美芸的母亲不答应她和高锟结婚，最后黄美芸不理母亲反对与高锟结婚）。
在晚年撰写自传时，高锟以自己与妻子的爱情故事开篇，而整个自传也始终贯穿着与妻子相关的内容。
高锟先生于2018年去世。纵观他的一生，我们发现他极为自律。除了小时候调皮淘气之外，长大后他既不冒险，也不锋芒毕露，更没有疯狂之举，充满了东方哲人的品质。
由于高锟的杰出贡献，1996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一颗于1981年12月3日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463”的小行星命名为“高锟星”。
潮平岸闊--高錕自述 （2005 年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438391/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216947/
可能很多人会想，高锟先生对人类科技发展贡献这么大，其专利肯定赚了很多钱吧，然而事实是，并没有。
因为他认为，公司花钱支持和培养他做研究，已经付过薪水了，研究已经给他带来了名利上的收益，而光纤的专利费用是公司应得的。
真是所谓大家，不过如此啊。正如，他在接受香港电台专访的时候，说起自己从小反复记住的一句古话 ——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他，的确做到了。
2025-09-21 13:26:37
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迅速攻占北平、天津、上海等重要城市。彼时，国内既弥漫着“亡国论”的消极情绪，也因平型关、台儿庄等战役的胜利而滋生了盲目乐观的“速胜论”。与此同时，党内分歧和国际压力也日益加剧。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反对毛泽东坚持的独立自主、持久抗战的思想，激起党内政治风波。国际上，由于日军攻势迅猛，对华援助严重不足，中国面临被孤立的困境。
在这种复杂局势下，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脚下的窑洞中“闭关”九天九夜，反复修改文稿，最终完成了五万余字的演讲稿，这便是《论持久战》的初稿，脱稿后毛泽东已筋疲力尽。 8月，周恩来为感谢桂系“小诸葛”白崇禧的统战工作，亲自将《论持久战》的单行本赠予白崇禧。叶剑英在场为其解读《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的重要意义。白崇禧读后深感佩服，在李宗仁同意下，将《论持久战》印发给全军师级以上干部学习，并提炼出“积小胜换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口号，报请蒋介石批准，作为全军对日作战的基本方针。
由此可见，《论持久战》意义的重大。
因此，《论持久战》的问世，就不仅是一篇军事著作的诞生，更是在民族存亡的十字路口，一个思想家在为整个民族拨开思想迷雾的宣言书。它要回答的，是当时压在四万万同胞心头上的追问：
第一，在这场看似强弱悬殊的国运之战中，中国，究竟是走向灭亡还是走向胜利？这是信念问题，是决定抗战到底还是中途妥协的根本前提。
第二，倘若胜利是必然的，那么通往胜利的道路究竟在何方？是速战速决的幻想，还是另有其道？这是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如何指导战争、避免倾覆的关键。
第三，如果这条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我们又该如何一步步走下去，把理论上的胜利蓝图，变为现实中的胜利果实？这是方法问题，是决定战争伟力能否从人民群众中真正迸发出来的核心。
这三个问题，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从信念到战略，再到战术与执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读懂了这三个问题，也就读懂了《论持久战》的精髓所在。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前者产生妥协倾向，后者产生轻敌倾向。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无论是哪种倾向，都会反映到具体的行为之中。比如，一个乡村农民如果认同亡国论，他在支援抗战时就不会积极，既不愿加入游击队，也不愿配合边区政府的政策。如果这种观点广泛传播，影响的不只是个人，对于统一战线和发动群众参与全民抗战，都会造成严重破坏。更危险的是，这种观点一旦在高层蔓延，极易导致妥协、投降等行为，正如后来投降派代表汪精卫所表现的那样。
同样，速胜论也极具危害。如果有人认为中国能够迅速取胜，那么就会否定广泛发动游击战争的必要性，认为无需再进行敌后抗战。在军队制度改革、改善民生、维护统一战线等问题上，也可能持否定态度，觉得胜利在即，这些工作已无必要。更甚者，还会提前准备应对国共矛盾，甚至挑起边界摩擦，转向内战。这种做法极易阻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因此，必须对“亡国论”和“速胜论”加以坚决驳斥。而最有力的反驳，不是空洞的争论，而是摆出客观规律和事实，让错误观点在真理面前自灭。
然而，尚未完全显现的真相和未来的发展，往往难以被大多数人看清。因此，必须依靠坚实的理论基础，才能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结论。只有这样的结论，才能真正说服他人，有助于切实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设。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毛泽东是如何分析未来的抗日战争，并据此得出结论的。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写道，“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因此，无论是分析抗日战争，还是国共合作，本质上都是在分析各种矛盾。
分析矛盾，首先要把日本和中国各自的特点剖析清楚。只有深入了解双方，才能洞察矛盾的发展趋势，也就是抗日战争的走向。
毛泽东将日本的特点归纳为四点：
第一，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这种“强”主要体现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能力上。
第二，日本发动的战争是退步而野蛮的。这场战争是在其内部矛盾激化、不得不进行冒险扩张的背景下爆发的，是侵略性质的战争，不仅遭到被侵略国的坚决反抗，也引发日本国内民众的不满。日本的军事封建体制使其侵略手段极为残暴，这种野蛮性进一步激化了中日矛盾，也使日本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加深，最终陷入孤立。
第三，日本虽强但不大。其自然资源、人口、物力、财力有限，兵力补充能力不足，难以承受长期战争的消耗。正因如此，毛泽东还预见到日本未来会继续南下，试图占领西太平洋地区。
第四，日本虽能获得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必然会遭遇更为强大的反法西斯力量的反对，而后者的力量将不断壮大，最终抵消前者的支持。
这些分析体现了毛泽东一贯的战略眼光。之后所有战争形态的变化，实际上都由这些基本特点演变而来。
与此同时，中国也有自己的四个特点：
第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无论在军事、经济还是政治组织能力上，都远不及日本，差距巨大。
第二，中国的抗日战争具有正义性和进步性。正义性体现在抗战是反侵略的战争，能够动员全国人民的支持，也有望获得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援助，甚至赢得日本国内进步力量的同情。进步性则体现在中国人民的觉醒和组织程度上。过去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虽有进步性，但仅是量变，没有发生质变。直到中国共产党出现，广大群众和无产阶级才真正觉醒，被有效组织起来，形成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统一战线。
第三，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有能力支撑持久的战争。
第四，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能够获得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这正是其正义性和进步性所决定的。
中日双方这些基本特点，决定并影响着各自的政治和军事战略。这些特征不是凭个人意志可以改变的。中日战争的进程和本质，正是由这些特点推动和制约的，各种表象和变化都根植于这些本质特征。
例如，日本虽然凭借军事、经济和组织优势迅速占领了许多城市，但却难以控制城市周边的广大农村。原因在于日本虽强却小，兵力严重不足。而在日本占领区的广大农村，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迅速发展，这正是中国抗战的进步性和群众觉醒的结果。中国幅员辽阔，为游击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因此，一切现象背后都有其本质特征。只有把握住本质，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判断各种现象。
将这八个特点并列来看，战争的图景便豁然开朗。这不再是简单的强与弱的对决，而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力量的较量。毛泽东在这里运用的，正是《矛盾论》的精髓：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日本的“强”，是帝国主义式的强，根基不稳，其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决定了它必然走向国际孤立和国内离心，它的“强”中蕴含着“弱”的基因。中国的“弱”，是历史造成的弱，但其战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决定了它能最大限度地动员内部力量和争取外部援助，它的“弱”中蕴含着“强”的潜力。
因此，战争的进程，必然是日本的有利因素不断消耗、转化为不利因素，而中国的不利因素不断被克服、转化为有利因素的过程。这个此消彼长的转化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时间。
这就从根本上回答了“为什么是持久战”——因为“转化”需要时间。同时也回答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因为矛盾转化的总趋势，对中国有利，对日本不利。速胜论看不到转化的长期性，亡国论则看不到转化的可能性。只有持久战，才真正把握了中日之间这对主要矛盾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
但从这些特点去看，仅仅只是存在着胜利的可能性，并不能说中国一定胜利，日本一定失败。但由此特点，可以推导出一个确定答案。那就是如果中国的抗战要胜利，那一定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
但是至于到底是不是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则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来。
因为，强而小的国家，消灭大而弱的国家，不是没有先例，在中国的古代，就有元朝灭宋，清朝灭明的历史存在，在世界上，英国将印度完全变成殖民地的先例也是有的。处于民族觉醒的进步国家，不一定就能战胜处于退步状态的帝国主义国家，正义性和进步性也不是万能钥匙。
第一层较量，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日之间的较量绝非单纯的军事较量，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政治较量。
在“战争和政治”这一部分中，毛泽东写道，“日本要搞帝国主义，而中国要摆脱半殖民地而实现民族独立，这两条政治道路是完全针锋相对的，日本要实现帝国主义，则非灭亡中国不可；中国要实现独立，则非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行，因此，中日两国在政治上互为不容妥协的敌人。”
毛泽东这里申明了一种学说，这就是“国际政治”，而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国在国际政治领域内的头号敌人。中日战争便是这种政治较量的继续，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则是不流血的战争。
而关于中日战争的政治性质，毛泽东这样写道，“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例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呢？帝国主义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日本现在用战争来压迫，要完全断绝中国革命的进路，所以不得不举行抗日战争，决心要扫除这个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碍没有扫除得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例如抗日的任务未完，有想求妥协的，必不成功；因为即使因某种缘故妥协了，但是战争仍要起来，广大人民必定不服，必要继续战争，贯彻战争的政治目的。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所以，毛泽东认为中华民族要实现自由独立的政治目标，首先就必须在世界范围内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而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我们目前最大的敌人。
因此，在“抗日的政治动员”这一部分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为什么全面的政治动员是抗战胜利的关键：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作“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毛泽东接着指出，政治动员，就是“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必须使每个中国人知道，只要有日本帝国主义在，就不可能有独立自由的新中国。 毛泽东接着写道，“那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其次，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现在已经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有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其次，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现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有的一些，沧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众口味，神气和民众隔膜，必须切实地改一改。其次，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
第二层较量，《论持久战》指出，中日之间的较量，也不仅是现代化程度的较量，而且还是意志的较量，能救中国的，只有中国人民的求生意志，中国人是为了求生而反抗，生存还是灭亡，这就是底线，中国没有退路。
在“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部分中，毛泽东则讲了军心、民心的优势与装备优势之间的关系，“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的是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患不能支持。”
随后，毛泽东再次论述了他的基本观点，中国走向衰落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人民没有组织，社会没有组织能力，一旦把人民组织起来，那么，中国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生根本改变，日本的封建武士组织，就不能与中国广大的群众组织相抗衡。在这里，毛泽东借此立场批判了蒋介石反人民的观点，“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我们方面，军队须有源源不绝的补充，现在下面胡干的“捉兵法”、“买兵法”，亟须禁止，改为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这样，要几百万人当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只要人民组织起来，只要有一支人民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这里的关键不是改造、改编共产党的军队为“国军”，而是改造国民党的军队，使其能够与人民站在一起。
第三层较量，《论持久战》指出，中日之间的较量，也并非两个国家之间的较量，而是全球战略的较量。“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日本处心积虑，占琉球、占中国台湾、占朝鲜，封闭了中国的出海口，但是，它这样步步紧逼，也威胁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利益；而日本吞并中国东北，同时也在大陆方向上对苏联构成了严重威胁。仅从表面上看，日本固然是把中国孤立起来了，但是，从全球战略上看，日本本身已经空前孤立。目前，中国只是与日本作战，而在不远的将来，日本将不得不与中美苏同时作战。《论持久战》指出，相对于中国，日本固然在军事、现代化程度和国力上都占据优势，但是，这种优势是表面的。实质上，日本在政治动员、人心向背和全球战略三个方面，都处于劣势，正是从政治动员、人心向背和全球战略三个方面看，日本必败，中国的抗战必胜。
而当时的日军内部，其实对于东亚作战方案还是处于争论状态的，这一点，可参考原日军陆军航空本部总务部长远藤三郎的《日中十五年战争与我》一书。
换句话说，日本的决策层还没讨论出作战方案的时候，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就《论持久战》中，给日军总结了他们的作战方案，即“中间突破、两翼齐飞”。具体来说，毛泽东认为，日本的战略，便是以整个中国为基地，向“大陆”和“海洋”两个方面展开。而他用几十个字，就一举概括了日本的战略实质：“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
结果预判真的是很准确，这让远藤三郎后来回忆的时候，自己人都还在争吵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早预判到了，并由衷的佩服毛泽东。并于1956年秋天，远藤三郎见到了毛泽东，并献出了自己的家传宝刀，我们看过《菊与刀》的话，对于日本人来说，象征武士刀精神的宝刀是要用生命来捍卫的，而献与曾经的敌人，说明是真的敬佩和折服了。
其实，在当时的中日战场上，毛泽东看出来，日本的战略并非不清晰，恰恰相反，日本的战略一开始是深谋远略、非常清晰的，比如柿子捡软的捏，首战找弱敌打，从中路突破，进攻最弱势的中国，然后以中国为基地，逐步向两翼展开，这确实是极为精明的战略。
但毛泽东看来，这一战略成败之关键，不在远藤等所谓的“两翼”，而在日本能否突破“中间”。
然而，百密一疏，在这个精心的战略布局中，日本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中国是如此长时间、如此持久、如此顽强地抵抗。正是中国的长期抵抗，导致日本陷入了首战不利的兵家大忌，正是中国的抵抗，使日本陷入久拖不决的战争泥潭中。而从此之后，日本只能是步步被动，再也不能采取主动的战略。日本的战略困境，并不是由于起初战略规划上的模糊，而是由于陷入中国之持久战这个“大泥潭”之中的结果。日本看起来是输在了“两翼”，但实际上是输在了“中间”。
因此，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日本为什么竟然没有想到中国会抵抗，而且会如此顽强持久的抵抗。
远藤三郎去世前一年，日本战后最杰出的思想家竹内好，出版了他的名著《近代的超克》。在这部著作中，竹内好深刻地思考并回答了究竟什么是“抵抗”这个问题。
竹内好说，日本没有想到中国会抵抗，而且会如此顽强持久地抵抗，这是因为日本自己从来不懂得“抵抗”究竟是什么，日本不但不知道什么是抵抗，而且，日本还把中国对西方强权的抵抗，视为亚洲式的保守、落后和“不开化”“日本精神”中所缺乏的，正是对强者的抵抗。竹内好指出，面对西方的冲击，近代以来的日本与中国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他把日本称为“转向型”，相反地把中国称为“回心型”。所谓“转向型”是说：面对西方的压力，日本没有经过抵抗，就立即放弃了自我，而转向了西方。但是，中国却把这种压力变成了内在自我变革的动力，从而在抵抗强权的过程中，重新创造出一个新的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道 路。简而言之，日本的近代化，也就是放弃自我，转向西方，全盘西化；而中国却在抵抗中，开始了自我变革，从而开辟了一条内发性的、革命式的近代化道路，而这条道路，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志、为媒介的。
综上，从上述三层较量中，毛泽东给出了这场战争的结论一一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不过这个过程是一个持久战。
既然我们知道这个工程是持久战，那么，它必然不是空洞的，要有实际的条件，才能促使发展下去，在极端劣势下生存、发展并最终取胜。
所以，能让持久战成立，主要基于三大根本性条件。
一是极强对极弱：确保时间的复利。 持久战的本质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地“熬”。“熬”下去的资本，在于你所从事的事业必须是“进步的”，即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力量是在增强而非削弱。对于抗战而言，这是发动群众、巩固统一战线带来的力量增长。对于个人而言，这意味着投身于那些能够积累知识、提升能力、顺应发展趋势的领域。如果方向错误，那么时间就是敌人；方向正确，时间才是朋友。
二是广阔的回旋空间：保障生存的底线。 在力量弱小时，必须避免在不利条件下进行决战。中国地大物博，为军事上的“空间换时间”提供了可能。对我们而言，这意味着在人生和事业中，要始终保有一定的“战略纵深”——无论是财务上的储备、技能上的多样性，还是心理上的韧性。这个空间确保了即使遭遇重大挫折，我们也有退守、调整、再出发的余地，而不会被一击致命。
三是稳固的根据地：打造力量的源泉。 游击战若无根据地，终将沦为流寇。根据地是集结力量、休养生息、发动群众、走向反攻的战略基地。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的“根据地”可以是一个稳定的家庭、一个深耕的专业领域、一个可靠的团队。它为你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让你在外部环境动荡时，有一个坚实的后方，能够持续地输出能量，而不是在疲于奔命中耗尽自己。
这三大条件，缺一不可。它们共同构成了从“弱”到“强”的转化逻辑，同样也是我们在面对任何长期挑战时，都应遵循的战略法则。
总体上来讲，任何人做任何一件事，需要两类条件：
一类是客观的，一类是主观的。
客观条件需要去分析它到底存不存在？比如，中国是不是地大物博？中国是不是人口众多?
这是客观条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条件。这种条件，我们分析不了，可以去找理论，找别人帮我们分析。
可是主观的条件，就是需要我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去促成的了，比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号召群众武装起来的运动，帮助群众分田分地的斗争，组织军力同日本进行游击战争等等，这些都是需要人的主观能动性去做的事情。
如果现阶段，还打不了持久战，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回到第一卷温习一下《红色政权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可以先把如何建设根据地，如何寻找希望，如何找到一个起点先学习和运用起来。
通过论证“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结论，就足以击破亡国论和速胜论的不良影响。但是，不管你的理论依据多么强大，客观条件分析得多么完备，但是实际上，不管是持久战还是什么战，都必有有人依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策略、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
于是，毛泽东针对这个结论，开始阐述具体的布置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计划。
毛泽东在文章里写道，“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
自觉的能动性，是人区别于物的特点。
毛泽东在文章中写道，“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
在这种能动性的作用下，一系列持久战中的战略、战术，以及相应的政治中的政策、理念、号召、路线都衍生和发展出来。
即前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文章中所提及的战术：
这些便是整个持久战中，所应该采取的战略战术，政策方针的总和。
总的来说，《论持久战》中，仍然是毛泽东一贯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值得学习，寻得启发。
第一点，对矛盾的双方做定性的分析，由这种分析得出事物的不同特点：
第二点，对不同特点还需要做定量的分析，从而明确不同的特点，在事物的矛盾运动中，所起到的作用的大小。
第三点，对事物的分析，一定是动态的，因为矛盾是运动和发展的。
第四点，任何的战略战术，是根据事物本身的特点来制定的，是先有事物本身，才会根据这种事物的特点去制定战略战术计划，而不是反过来，用某种战略战术去乱套。
第五点，主观能动性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我们说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指的是客观上存在着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条件，然后它还不是最终的事实。最终的事实，必须把主观能动性加上去，把我方的主观的努力作用加上去，没有这一条，坐着不动，怎么分析都是不能成为事实的。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是离不开一定的条件的，这种条件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而我们所谓的主观能动性的意义就在于，不断的创造条件，使得矛盾的发展朝着我们想要的方向进行。我们需要抗日的胜利，就需要不断创造统一战线、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大规模游击战和运动战，广泛的宣传和争取国际援助等等一系列的努力。
第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军、全民的统一战线，绝不仅仅是几个党派、党部和党员们的统一战线。真正强大的力量，永远都来自人民。
最后，讨论个题外话。
其实“持久战”这个名称，并非是毛泽东独创的，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认识到双方的实力差距，因此提出这场抗战是持久战。但是，如果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仅仅只是停留在到它是一场持久战这里，那么可以说是完全不够的。
而毛泽东用《论持久战》这篇长文，系统分析了我们为什么要打持久战、又要怎么打持久战，这是最难得的，这让当时很多人根本说不明白的东西有了清晰的路径。至于后来有人讲毛泽东这篇《论持久战》在国民党那里有个蒋百里的早就写出来了，持这种观点的，可以百分百确定，此人绝对没有看过这两篇文章，只看标题就开始下结论，现在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
在蒋百里的《论持久战》里，是没有提供方法论的，而且蒋百里这个人是不认可游击战争、发动群众这些的。这些异同其实毛泽东在文章开头就说了，“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所以，《论持久战》提供的是战争中的胜败衍变依据，持久的依据，是配套的战略战术，而这种理论依据的分析，全部用的是矛盾分析法，配套的战略战术也全部是早期红军内部形成的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当时就如此出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