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1-18 19:27:20
前阵子《唐朝诡实录之长安》火了，除了优秀的故事剧情外，也引出了很多著名的历史人物，比如我就对李奈儿这个角色印象深刻，她的人物设定是上官婉儿的养女，而上官婉儿则非常有争议，在2013年陕西咸阳还没有出土上官奈儿墓志铭的时候，史书对上官奈儿的描述是善弄权术、淫乱宫闱的女官，而稗官野史就更离谱了，直接将她塑造成辗转于帝王将相之间的红颜祸水。学界一直有很多人想为上官婉儿“平反”，但缺乏必要的证据，大多是主观猜想。
而这个墓志铭出土后，学界彻底炸了锅。但墓志铭作者是谁呢？学界一直在争论，但从用词来看，足见作者与上官婉儿的关系绝非一般。
其中写道，“甫瞻松槁，静听坟茔。千年万岁，椒花颂声。”字字深情，句句哀婉，实在是佳句。
而更令学界震惊的是，其中还记载着上官婉儿曾“泣血极谏，扣心竭诚”，也就是说，上官婉儿曾先后四次劝谏皇帝，更是与太平公主是情同战友的挚友。这的确与过去主流之说大相径庭。
所以，《唐朝诡实录之长安》主创团队也着重刻画了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的友情，并安排了李奈儿这个角色。
不过，从上官婉儿留存不多的诗句中能看出，她才华横溢，实乃不折不扣的才女。她既能颂出“岁岁年年常扈跸，长长久久乐生平”的大唐气象，亦能抒发“倩语张骞莫辛苦，人今从此识天河”的浪漫情怀。
然而，与那些华美诗句相比，她的人生若要客观的概括，却只有简单八字 ——
左右逢源，夹缝求生。
这是一个女子在男权时代的权力巅峰上，用智慧与坚韧书写的传奇，同样也是一段在历史的刀锋上起舞，最终殒于刀下的悲歌。
公元664年，大唐麟德元年。长安城笼罩在一场席卷帝国权力中枢的政治风暴之中。
这场风暴的源头，是帝后之间日渐失衡的权力天平。彼时，唐高宗李治龙体欠安，而“协理朝政”的皇后武则天权势日隆，政治羽翼已然丰满。权力的流失，本能地触发了高宗的警觉，动了废黜武后的心思。
在许多后世叙事中，李治常被描绘成一个懦弱犹豫的君主。此说过于简化，实则有失公允。武则天这把锋利无比的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正是高宗亲手锻造并紧握在手的利器。朝堂之上，多少肮脏棘手的活计，皆由武后出面，骂名自然也尽数落在她身上。
然而，当持刀之手变得日渐衰弱，而刀锋却日益逼人时，“毁刀换刃”便成了李治的必然选择。只是，习惯了借刀杀人的李治，需要一个为他递上火把的人。而时任宰相上官仪，便不幸地成为了这个角色。
上官仪敏锐地洞察了皇帝的心意，奏称：“皇后专恣，海内失望，宜废之以顺人心。”高宗深以为然，命其立刻起草废后诏书。
然而，诏书的墨迹未干，宫中眼线已将消息火速传至武后耳中。这位未来的女皇嗅到了生死存亡的气息，疾步赶至高宗面前，一番声泪俱下的陈情，竟让李治改变了主意。
是李治心软了吗？
并非如此。真正让高宗改变主意的，并非武后的眼泪，而是他意识到，年仅十二岁的太子李弘，仍需要这位强势的母亲来保驾护航。毕竟，武后再如何专权，也是太子的亲生母亲。而若废黜武后，太子的储君之位，也将岌 岌可危。
帝后重归于好，总需要一个台阶。
那么，方才还被倚为心腹的上官仪，转瞬间就从“火把”变成了“台阶”。
高宗将废后图谋的责任一股脑地推到了他的头上。上官一家，瞬间从云端跌入深渊，上官仪及其子上官廷芝（婉儿之父）被处死，家产籍没，族人流放。
而此时的上官婉儿才刚来到这个世界，便随着母亲郑氏，没入掖庭，沦为官奴婢。
所以，历史总是在讲，帝王家的争斗，旁人永远只是 棋子。而上官婉儿的人生，便是在这样一片血色中，铺开了命运的底色。
唐代的掖庭宫，是皇城深处的幽暗之地，既是宫女的栖身之所，也是罪臣妻女的囚笼。
在这里，上官婉儿和母亲郑氏的身份是“衣冠子”，也就是罪臣家眷，地位甚至还不如普通的宫女。比如《新唐书》中就记载过，高宗的另一位妃嫔萧淑妃所生的义阳、宣城两位公主，就曾被长期幽禁于此，导致年龄三四十岁了还没婚嫁。高墙之内，公主尚且长年幽禁，罪臣家眷的命运可想而知。
然而，在绝境之中，亦有一线生机。
唐代的掖庭宫并非完全的“监狱”，宫中也是有“习艺馆”的，也有博士教授宫人经史子集、诗文书法乃至律令算术。而婉儿的母亲郑氏，出身自汉以来便天下闻名的荥阳郑氏，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她便成为了女儿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启蒙导师。
在母亲的悉心教导和习艺馆的系统学习下，上官婉儿的才华如幽暗中的花朵，顽强地生长、绽放。
她不仅学习文化知识，更在复杂的宫廷环境中，过早地学会了察言观色。她能够从宫女们的窃窃私语中捕捉权力风向的变幻，学会了在权力的缝隙中求存。
对这个自幼生长在污浊、危险之地的女孩而言，生存是压倒一切的本能。而后世津津乐道的所谓“情爱”，在彼时的她看来，无疑是奢侈且致命的。
在幽暗的命运长河中，她无处落脚，唯有凭借自身的智慧与坚韧，去等待一个可以改变命运的契机。
而这个契机，在她十三岁那年，悄然而至。
公元676年，仪凤元年。武则天的权力版图日益扩张，她不仅需要外朝的“北门学士”作为智囊团，更急需在宫内建立一个完全忠于自己的私人秘书班子。
而十三岁的上官婉儿，因“及长，有文词，明习吏事”之名脱颖而出，被引入了武则天的视野。
武则天亲自召见了这位罪臣的孙女。面对着亲手覆灭自己家族的仇人，少女婉儿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怨怼或恐惧。
武则天命其当场作文，她须臾而成，文意通达，辞采壮丽，令武则天大为赞赏。
据传，当时所作的便是那首《题咏双头牡丹残句》——
“势如连璧友，心似臭兰人。”
“连璧”与“臭（xiù）”皆出自典故。前者形容夏侯湛与潘安两位美男子同行之美，后者则指气味相投、志同道合。
婉儿借双头牡丹的并蒂之姿，含蓄而高雅地恭维了武则天的赏识，既得体又精准地迎合了这位权力者的心 意。这已不仅仅是天赋，更是一颗在苦难中磨砺出的七窍 玲珑心。
自此，婉儿结束了在掖庭宫为奴的岁月，以“才人”的名义，正式进入了武则天的政治核心圈。
而命运在此处展现了它最富戏剧性的恶趣味，曾经亲手诛灭上官家的仇人，却成为了赏识她的伯乐。
而双方，对此都心知肚明。
根据2013年出土的墓志铭记载，婉儿十三岁即被封为才人。这一发现颠覆了《旧唐书》的记载，也澄清了她的身份定位，她并非唐高宗的妃嫔，而是武则天借用后宫“才人”这一旧瓶，装入了“女性幕僚”这杯新酒。
台湾中研院学者郑雅如曾说，这是唐代女性预政官僚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婉儿的身份，从一开始就不是皇帝的伴侣，而是皇后的官僚。
然而，信任并非一蹴而就。
武则天是一个记性极好的人。数十年后，弥留之际的她都不忘在遗诏中赦免早已死去的王皇后、萧淑妃家族，这说明她从未忘记任何一个被她扳倒的对手。
所以，对于上官婉儿，她既欣赏其超越常人的才华，也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与压制。
史料显示，上官婉儿为武则天效力近三十年，但真正开始“专掌制命”、参与核心决策，其实只有后十年。在此之前的近二十年里，武则天更为倚重的是另一位女官，也就是李氏夫人。
这漫长的二十年，可以说是一场不动声色的政治考验。武则天观察着这个罪臣之后的一举一动。这二十年中，婉儿若有任何异心或不慎，便会如尘埃般被轻易抹 去。深究这段历史，真是令人不寒而栗，如临深渊。
在这漫长的考验期中，婉儿被置于一系列复杂的政治漩涡中心。武则天命她监视太子李贤的一举一动，在母子间传递信息。最终，当李贤在“私藏甲胄”的构陷下被废为庶人时，那篇坐实其谋逆之罪的诏书，正是由上官婉儿亲笔起草。
她也在武则天的身边，学会了在权力的刀锋上起舞，学会了将个人情感深埋于心底。
不过，婉儿也与另一个在权力中心成长的少女——太平公主，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年龄相仿，同样聪慧机敏，同样浸染于诡谲的宫廷政治。
她们的联盟，在多年后两次深刻地改变了历史的走 向。公元690年，载初元年。在扫清了一切障碍后，武则天于重阳节登基，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
这一年，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皆二十七岁。她们站在洛阳巍峨的宫阙之上，目睹着这位华夏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接受万民的朝贺。
她们的内心作何感想，史书未载。
但可以想见，武则天所达到的权力顶峰，必然在她们心中投下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那不仅激励了女性亦可君临天下的可能性，也在警示，那是一条铺满血腥与孤寂的荆棘之路。
而二十年的隐忍与学习，上官婉儿终于等到了她的时 代。
公元696年，唐万岁通天元年，上官婉儿三十三岁。在武则天身边蛰伏了整整二十年后，随着女官之首李氏夫人的退位，她终于走到了权力的前台，成为女皇的首席秘书，开始“专掌制命”，真正意义上地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
此时的武周王朝，正迎来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年过七旬的女皇武则天，精力日衰，储君之位悬而未决，成为各方政治势力竞逐的焦点。武则天在自己的娘家（武氏子侄）和婆家（李氏子孙）之间摇摆不定，心意难测。
她的犹豫，为朝堂的权力博弈留下了巨大的缝隙。
一派是以武承嗣、武三思为首的武家子弟，他们上蹿下跳，极力运作，觊觎着东宫之位。另一派则是以狄仁杰、魏元忠等心系李唐的老臣，他们希望女皇能将江山还给李氏。
在这场关乎国本的博弈中，上官婉儿的角色，已不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棋子。
为了排解立储的烦忧，也或许是暮年心性的自然回归，武则天开始沉溺于享乐。经由太平公主的推荐，张昌宗、张易之兄弟进入了女皇的视野。这对出身名门、才艺过人的美少年，以其精心设计的取悦，让老迈的女皇重新焕发了生机。
关于上官婉儿与张昌宗的私情，以及因此触怒武则天而被刺面、从而发明“梅花妆”的野史，流传甚广。但这更像是民间对宫闱秘闻的猎奇想象。
而真正的权力游戏，在棋盘的另一端展开。
在这场游戏中，唯一能与武则天对弈的棋手，是狄仁杰。
公元697年，六十八岁的狄仁杰再登相位。
他看准了武则天内心的最大顾虑，那便是死后的祭祀归属。
当武承嗣以“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为由几乎说动武则天时，狄仁杰仅用一句话便扭转了乾坤
“若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意思就是说，千古以来，没听说过侄子当了皇帝，还会在太庙里祭祀自己姑姑的。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击中了武则天内心最深的恐惧。若立侄子为帝，自己百年之后，既进不了武家太庙，又会被李家宗室抛弃，将沦为无人祭祀的孤魂野鬼。
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儿孙血脉，也必将被武家子弟斩草除根。权衡利弊之后，武则天做出了最终的决断。她将流放房州多年的李显召回神都，重新立为储君。而觊觎大位多年的武承嗣，在半年后郁郁而终。
李唐复兴，成为定局。
不过，武则天也为武氏子弟留下了后路，那便是联姻。武则天将丧夫的太平公主嫁给自己的侄儿武攸暨，又将太子李显的女儿嫁给武三思之子武崇训。通过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捆绑，年迈的女皇试图为身后各方势力的和平共存，布下最后一局棋。
她尽力了，一如当年的唐太宗。
随着储君问题的落定，武则天似乎也卸下了精神重担，愈发将政务交由上官婉儿处理，自己则更多地投入到诗歌宴饮的娱乐之中。
上官婉儿因此成为了武周朝后期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她品评天下诗文，广设修文馆，大力推举有才之士。
在她和同僚的共同努力下，一种“绮错婉媚”的诗风开始盛行，“上官体”也成为了上流社会的主流，一扫初唐宫廷诗的浮靡，开启了盛唐诗歌雄健风骨的先声。学者王梦鸥在《初唐诗学著述考》中曾写道：“尤以中宗复位以后，迭次赐宴赋诗，皆以婉儿为词宗，品第群臣所赋，要以采丽与否为取舍之权衡，于是朝廷益靡然成 风。”
可以说，在上官婉儿的推动下，整个朝廷的文化品味都为之一新。
然而，文化的繁荣并不能掩盖政治的暗流。
公元701年，张氏兄弟向武则天告密，称太子李显的长子李重润、女儿永泰公主夫妇在背后非议朝政。深知流言威力的武则天，毫不犹豫地化身雷霆，将自己的嫡孙与嫡孙女赐死。
这一事件让朝野震惊。人们意识到，二张兄弟已不仅仅是男宠，而是一股可以轻易撼动国本的政治势力。
公元704年入冬，武则天病入膏肓，迎仙宫内终日弥漫着丹药的气味。
一个时代，即将落幕。
各方势力在紧张的对峙中，迎来了新年。一生酷爱改元的武则天，将新年号定为“神龙”。
神龙，或许寓意着最后的辉煌。但对于上官婉儿而言，她敏锐地嗅到了“龙”变之后的血腥。
她已经四十二岁了，在女皇身边学习、模仿、博弈了近三十年。
她学会了女皇的政治手腕，也学会了女皇最重要的生存法则 ——
那便是在适当的时候，抛弃已经不再有用的东西。
武则天终其一生，都在抛弃，不听话的儿子、忤逆的臣属、用过的酷吏、惹事的男宠。
而现在，上官婉儿也决定，抛弃这位行将就木的、曾经的恩主与导师。
一场名为“神龙”的政变，正在悄然酝酿。
这一次，她将与太平公主联手，亲自推动历史的巨轮。
公元705年，神龙元年。
神都洛阳的冬天异常寒冷。
八十二岁的武则天缠绵病榻，整日昏睡，在帝国的迎仙宫中，几乎与外界隔绝。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侍奉在侧，封锁了所有消息，矫传敕令，实际上控制了病危的女皇。
朝堂之上，人心惶惶。一场风暴已在酝酿之中。
宰相张柬之、崔玄暐等人，联合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等禁军将领，密谋发动政变，诛杀二张，逼迫武则天退位，还政于太子李显。
这是一个风险极高的计划。成败的关键，不仅在于外朝的部署，更在于能否得到内廷的响应与配合。
而此时，能撬动内廷力量的，唯有上官婉儿。作为女官之首，婉儿在宫中经营近三十年，人脉与影响力深不可测。后宫数千宫女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她的手中。
更重要的是，她能接触到权力的最核心，洞悉女皇最真实的状态。
所以，张柬之等人通过各种渠道，向婉儿传递了信息，希望得到她的支持。
而对于四十二岁的上官婉儿而言，这是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政治抉择。一边是行将就木、但余威犹在的恩主武则天，另一边是代表着李唐复兴、未来可期的太子李显。
这道选择题，她几乎没有犹豫。
她从武则天那里学到的最深刻的政治法则，便是“抛弃”，需要果断地抛弃那些已经丧失价值、甚至会成为拖 累的棋子。
武则天，这位曾经的“神皇”，如今已然是那枚将被抛弃的棋子。
在挚友太平公主的联络下，上官婉儿与这位同样渴望在未来政局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公主，达成了默契。婉儿利用职权，将张柬之等人的亲信安插在宫中要害位置，并向他们提供了武则天病情的准确情报。
同时，她巧妙地将政变的消息在宫内封锁得滴水不漏，为外部行动创造了完美的条件。
正月二十二日，夜色深沉。张柬之等人率领五百羽林军，自玄武门突入。当手起刀落将还在睡梦中的张氏兄弟斩杀于迎仙宫集仙殿的庑廊下时，被杂沓的脚步声和兵刃交击声惊醒的武则天，才意识到有人作乱。
而政变的风声被封锁得如此严密，正是上官婉儿的手笔。
当须发皆白的宰相张柬之跪在病榻前，奏请女皇传位于太子时，武则天环视着眼前逼宫的众人。既有自己一手提拔的大臣，也有自己的儿子李显。
那一刻，她的目光掠过寝殿的暗处，在那里，侍立着那个自己最信任的女官。
她虽然老了，但还没有痴傻。在那一刻，她内心早已洞悉了一切。
她或许会想起多年前那个在废后诏书前瑟瑟发抖的上官仪。而今，他的孙女，用一种更为决绝的方式，完成了祖父未能完成的事业。
两个女人，一个在权力的巅峰，一个是权力的学徒；一个被抛弃，而一个在抛弃。
这无声的对视，是一场跨越三十年的权力传承，也是一场无可奈何的诀别。
这位统治了帝国近半个世纪的女皇，没有挣扎，也没有怒斥。她只是平静地看着众人，维持着最后的尊严。她知道，她的时代，彻底结束了。两日后，武则天颁下诏书，传位于太子李显。
又一日，李显即皇帝位，是为唐中宗。他下诏，将宗庙、社稷、年号等一切制度，悉数恢复到其父唐高宗去世的那一年。
立国十五年的大周王朝，正式宣告终结。历史，重归 大唐。
岁末，武则天在上阳宫悄然离世，终年八十二岁。弥留之际，她颁布了最后一道诏令：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生命的最后，她选择回归李唐宗室，回到她最初的身份
一位皇后。
神龙政变，以近乎兵不血刃的方式取得了成功。
上官婉儿在这场决定历史走向的政变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关键角色。
她凭借精准的政治判断和果决的行动，成功地完成了对旧主的“抛弃”，为自己在新时代赢得了最有利的开局。
作为回报，唐中宗即位后，立刻将她从正五品的才人，拜为正三品的婕妤。数月后，又晋为正二品的昭容，依旧“专掌制命”，权势比武则天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她从一颗棋子，终于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棋手。
然而，她即将发现，新的棋局，远比她想象的更为复杂和凶险。
唐中宗李显的复位，并未给帝国带来期待中的稳定。恰恰相反，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出现了。
这位在房州被流放了十四年的皇帝，缺乏政治根基和人脉资源，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他的周围，仍然强敌环伺。一边是以张柬之等五位宰相为首的功臣集团，他们手握定策之功，权倾朝野，隐有架空皇权之势。
另一边，是同样在政变中立下大功的皇族势力，尤其是他的弟弟相王李旦和妹妹太平公主，根基同样深厚，不可小 觑。更让他头疼的，是与他共患难的妻子韦皇后。这位在流放岁月中与他相濡以沫的女人，在重返权力中心后，野心迅速膨胀，开始毫不掩饰地干预朝政，梦想着成为第二个武则天。
在这样复杂的政治格局中，中宗急需寻找一个既有能力、又无深厚背景的政治盟友，来帮助他制衡各方势力。环顾朝中，上官婉儿无疑是最佳人选。
她在宫中经营三十年，手腕纯熟，通晓政务。更重要的是，她没有父族可以倚仗，也无子嗣可以继承权位。在男权社会的游戏规则里，她是一座天然的“孤城”。
于是，上官婉儿的权势在中宗朝达到了顶峰。
她不仅“专掌制命”，更代皇帝起草诏书，成为事实上的内相。更因为才华横溢，成为中宗朝的文坛领袖。最能体现她当时地位的，莫过于“彩楼评诗”的典故。
据《唐诗纪事》记载，中宗游幸昆明池，命群臣赋诗，由上官婉儿登彩楼评定优劣。百官的诗稿雪片般呈上，婉儿手持诗卷，一一审阅，不入眼的便随手抛下，“须臾纸落如飞”。最终，只留下沈佺期与宋之问两位文坛大家的作品。
婉儿当场评点，认为沈诗“词气已竭”，而宋诗“犹陟健举”，令众人心服口服。
那一刻，彩楼之上的上官婉儿，衣袂飘飘，傲视群才。她自身，便成为了那个时代最耀眼的一道文化风景。然而，政治的漩涡远比文学的品鉴要险恶得多。
为了对抗功高震主的五大臣，上官婉儿为中宗和韦后引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盟友——武三思。
武三思是武则天的侄子，在神龙政变中实力未损。通过上官婉儿的牵线，中宗、韦后、婉儿与武三思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同盟。中宗启用武三思为相，成功地将五大臣排挤出权力中心，最终流放岭南，客死他乡。
《新唐书》和《旧唐书》都记载上官婉儿与武三思有私情，并使用了“私通”等带有强烈道德贬损的词语。但剥离传统史官对女性参政的偏见，我们不难看出，武三思对于上官婉儿而言，首先是一个政治盟友。上官婉儿虽为内相，但无法直接触及外廷的行政权与兵权，而武三思恰好弥补了这一环。
但这个联盟很快就失去了控制。之后，韦后与武三思勾结，权势日益做大，甚至开始孤立中宗皇帝本人。而中宗的幼女安乐公主，在父母的极度骄纵下，野心也空前膨胀。她嫁给了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竟公然向父亲索要“皇太女”的储君之位，意图取代太子李重俊。
上官婉儿从这危险的缠裹中，嗅到了毁灭的气息。她深知韦后母女虽效仿武则天，却远没有武则天的政治智慧与手腕。
如开头所说，2013年出土的墓志铭曾记载，婉儿“泣血极谏，扣心竭诚”，说的就是，上官婉儿曾先后四次劝谏中宗，来压制韦后与安乐公主的势力。在劝谏无效后，她甚至请求辞官、出家，乃至服毒自尽以明志，险些丧命。后来，中宗“惜其才用，慜以坚贞，广求入腠之医，才救悬丝之命。”
这段记载，彻底颠覆了《旧唐书》中她“劝韦后行则天故事”的说法，塑造了一个在权力漩涡中奋力挣扎、试图匡正时局的女政治家形象。
公元707年7月，惶惶不可终日的太子李重俊，在被韦后与安乐公主逼到绝境后，悍然发动兵变。他率领三百羽林军，首先冲入武三思的府邸，将其父子斩杀。这个机关算尽的野心家，最终潦草地死在了他最瞧不上的太子手中。
紧接着，叛军杀向皇宫，直逼玄武门。中宗、韦后与上官婉儿仓皇登上玄武门城楼躲避。混乱中，太子李重俊在楼下高声呼喊，指名索要上官婉儿的性命。这时候的李重俊仍然将上官婉儿视为韦后的人。
但幸运的是，中宗没有同意。
最终，太子的军队在皇帝亲卫的抵抗下溃散，李重俊在逃亡途中被部下斩杀。
兵变平息后，上官婉儿虽然幸存，却也因被太子指认为同党而受到牵连，被降职为婕妤。
她又一次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一夜又一夜，她凝望着长安的夜色，审视着自己的政 治生涯。
她开始有意识地与韦后母女保持距离，并重新在外廷寻找可靠的政治盟友。
公元709年，婉儿的母亲郑氏以“沛国夫人”的身份下葬，并请旨守丧。
从此，在这尘世间，她再无软肋，只剩自己，独自面对即将到来的、更为猛烈的狂风暴雨。
公元710年6月，唐中宗李显在神龙殿离奇暴崩。
关于他的死因，史学界至今存疑。《资治通鉴》记载，是韦后与安乐公主合谋，在汤饼中下毒，谋害了亲夫与亲父。无论真相如何，中宗的死，都为韦后与安乐公主的夺权野心，彻底清除了最后一道障碍。
韦后秘不发丧，调集五万府兵于长安城内，并派亲信控制京畿要地。她效仿着当年武则天的手法，准备临朝称制，立年幼的李重茂为傀儡皇帝，最终自己登基。
一场比神龙政变更为血腥的清洗，似乎已箭在弦上。李唐宗室，再一次面临被连根拔起的危险。
消息传来时，上官婉儿正在为母亲守孝。
这突如其来的惊变，将她再次推到了生死抉择的悬崖边缘。这一次，她面对的不再是“抛弃“旧主、选择新主的政治投机，而是生路与死路的决断。
与毫无政治头脑、只知弄权的韦后为伍，无异于自取灭亡。
在那个风雨欲来的时刻，婉儿在这世间唯一还能信任的政治盟友，只剩下了太平公主。
就如同五年前的神龙政变一样，她再次与太平公主联 手。负责起草中宗遗诏的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内外配合，在遗诏中悄然增加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内容 ——
“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李旦参谋政事。”
“相王参政”，这短短四个字，如同一颗钉子，楔入了韦后独揽大权的计划之中，为李唐宗室争取到了宝贵的博弈时间与合法性。
这既是上官婉儿向相王李旦递交的一份投名状，也是她在绝境中为自己、也为李唐王朝留下的一线生机。
然而，韦后很快便撕毁了这份遗诏，自行颁布敕令，由自己作为皇太后临朝摄政，彻底架空了相王李旦。
长安城上空，战云密布。
上官婉儿从风里，闻到了熟悉的、死亡的气息。
这一次，策划反击的主角，是相王李旦的第三子，二十五岁的临淄王李隆基。他联合姑母太平公主，秘密联络禁军将领，准备发动一场宫廷政变，彻底铲除韦氏集团。
不过历史告诉我们，纵然策划得滴水不漏，不到最后一刻，谁也无法预知结局。
上官婉儿能做的，唯有等待。
她等待着来自黑夜的讯息，等待着命运的最终裁决。这次，她猜到了开头，却没能猜到结局。
那天深夜，政变爆发。
李隆基亲率兵马，攻入玄武门，与在宫中响应的将士们会师。整个过程干净利落，韦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被悉数诛杀。
当黎明的曙光照亮皇城时，大局已定。在士兵的喧哗声中，上官婉儿手持那份与太平公主合谋的遗诏草稿，镇定地走出自己的府邸，迎向了李隆基的军队。
她相信，这份遗诏足以证明她的功绩，足以让她在这场新的权力洗牌中，再次安然无恙。
而她作为功臣，理应受到嘉奖。
只可惜，她这一次遇到的人，是李隆基。
一个不按常理落子，而喜欢直接掀翻棋盘的人。
李隆基看着这个手持遗诏、神色镇定的女官，心中闪过一瞬间的犹豫。他知道，她确有拥立之功。但紧接着，他的脑海中或者闪过了一幅幅画面，祖母武则天让李氏江山改姓，伯母韦后与堂妹安乐公主将朝堂搅得乌烟瘴气，还有眼前这个在两朝经营、手腕深不可测的女官，以及权势熏天的姑母太平公主等等。
他的野心，远不止于扶持父亲李旦当上皇帝。
他要的，是一个由自己完全掌控的、不容任何旁系势力，尤其是女性势力再次染指的绝对皇权。
在他看来，无论是韦后、安乐公主，还是上官婉儿、太平公主，这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女性，都是必须从他的“天下”中被清除的异类。
宁可错杀，也不能放掉一个可能性的威胁。
上官婉儿的才华、功绩、政治立场，在李隆基的这种深层恐惧与性别偏见面前，都变得无足轻重。他需要的不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盟友，而是一个简单的、绝对服从的权力结构。而上官婉儿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种结构的最大挑战。
因此，即便宰相刘幽求为上官婉儿求情，即便手持拥立之功的铁证，李隆基依然选择了最简单、最粗暴的解决方式 ——
斩杀。
他宁愿背负错杀功臣的骂名，也要彻底杜绝“女性预政”在自己手中重演的任何一丝可能性。
她的悲剧，是个人命运的终结，也是一个时代女性参政浪潮落幕的序曲。
从武则天末年到唐玄宗开元元年，是唐代自开国以来最混乱的时期。短短八年时间，一共发生了五次宫廷政变，换了五个皇帝。
在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中，各方势力有时联合，有时较量，变幻莫测。在你死我活的宫廷斗争中，亲情、爱情、友情都显得那样苍白无力。
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谁会为上官婉儿开脱呢？
上官婉儿死后，太平公主“哀伤，赙赠绢五百匹，遣使吊祭，词旨绸缪”，并说服新即位的唐睿宗李旦，以上官生前“婕妤”的身份，依礼为她修建了墓葬。
这位在政治上唯一能与婉儿惺惺相惜的挚友，用这种方式表达了她最后的哀悼与敬意。
所以，很多人都相信，2013年陕西咸阳上官婉儿的墓志铭是太平公主所写。其挽词颇像只有身后情谊深厚的人才能写出：
“潇湘水断，宛委山倾。
珠沉圆折，玉碎连城。
甫瞻松槁，静听坟茔。
千年万岁，椒花颂声。”
意思就是说，失去你之后，就像潇湘江水断流，会稽山体倾塌；如同珍珠沉水出现圆痕，美玉碎裂价值连城。我凝望你墓前的松槁，静静聆听坟茔边的风声。愿千万年之后，仍有歌颂你的声音流传。
我每次读的时候，都感觉情境太忧伤了，情感真挚，催人泪下。
仅三年后，也就是公元713年，先天二年。
李隆基赐死了太平公主，登基为帝，开启了长达四十余年的开元盛世。
那是一个风云际会、文采风流的伟大时代。
然而，这一切都与上官婉儿无缘了。
万丈红尘，埋葬了她的恩怨情仇。
朗朗乾坤，也藏下了她的未尽之志。
千百年来，上官婉儿的形象在正史的偏见与野史的猎奇中被反复涂抹、歪曲。人们乐于谈论她的情史，揣测她的隐私，却往往忽略了她作为一位杰出政治家和文坛领袖的真正面貌。
而出土的墓志铭，作为孤证，虽然无法有效地证明真实的历史到底是怎样的，但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上官婉儿一个“辩解”真相与印证相关证据的机会。
在历史上，李隆基虽然杀了上官婉儿，但李隆基对她的文采是非常肯定的。《唐会要》曾记载，开元年间李隆基还为上官婉儿编了文集，并命张说撰写了《上官昭容集序》。
而上官婉儿墓志出土，则印证了上官婉儿文集应是唐睿宗主政时期编修的。因为《上官昭容集序》中有一句——
“镇国太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昔尝共游东壁，同宴北渚，倏来忽往，物在人亡。”
而“镇国太平公主”这个称号是睿宗朝时期的称号。
如今，这部《上官昭容集》已经散佚，惟有张说的这篇序留了下来，而文集的失传很可能与李隆基的查禁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张说是开元名相，李隆基的重臣。按理说，他给上官婉儿的文集写序，应该渲染婉儿的乱政行为，从而给李隆基铲除她找到合法性。可张说非但没有对婉儿讥刺贬损，还大力称赞她辅佐帝王、隆兴文教之功。而且《文苑英华》中还收录了张说的另一篇文章《昭容上官氏碑铭》。这篇碑铭据说是竖立在上官婉儿坟墓上的神道碑。《昭容上官氏碑铭》虽辞藻华丽、堆砌典故，但也非应景之作，能看出张说对上官婉儿抱有深刻的同情与惋惜。
可以说，上官婉儿从掖庭宫的罪奴，到权倾朝野的“巾帼宰相”，她的一生，就好像在权力棋局中，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对弈。
她以无与伦比的智慧和勇气，在命运的绝壁上攀行，也抵达了女性在那个时代所能企及的最高峰。
掖庭宫里遗株起，彩笔定乾坤。
两朝风雨两朝心，多少功名都付、一刀尘。
彩楼曾把群才第，神龙暗参赞。
可怜巾帼到如今，终是须眉天下、不容身。
2026-01-12 22:06:49
本栏目《隐说》由原《棱镜通讯》分离而来，《隐说》主要聚焦于我近期读的一些好书、好文章、好的付费栏目、日常思考等等，其中有摘录、点评、扩展。
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大众！这三般见解，是同是别？有人缁素得出，许汝亲见老僧。
太隐识:
解斗者助之以威，则怒气自平；惩贪者济之以欲，则利心反淡。所谓因其势而利导之，亦救时应变一权宜法也。
太隐识:
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确立伟志，发其动力，奋发踔厉，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如大风发于长合，如好色者朱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者。尚阻回之，则势力消失矣。吾尝观大来勇将之在战阵，有万夫莫当之慨，发横之人，其力至猛，谚所谓一人舍死，百人难当者，皆由其一无顾忌，其动力为直线之进行，无阻回无消失，所以至刚至强也。众生心性本同，豪杰之精神与圣贤之精神亦然。泡尔生所谓大人君子非能以义务感情实现，由活泼之地感情之冲动而陶铸之，岂不然哉，岂不然哉！
太隐识:
最近发现了一套好书，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大概在 1996 年出的一套书，叫“学苑英华”系列，我这里买到了几本书，有庞朴先生的《蓟门散思》、金克木先生的《文化卮言》，应该还有两本是李亦园的《人类的视野》、饶宗颐的《澄心论萃》（这两本我没买），不过就我手头上庞朴先生和金克木先生这两本书，内容还是很丰富的，里面不乏有些对传统文化的“大胆”言论，很不错，这种批判性的思考，的确在现在的著作里很难看到了。
这篇文章里，段永平聊了很多方面，其中段永平说，保持理性是很难的事情。的确如此，不过我们倒是可以尽量保持一种克制，做减法，把那些诱人的、热闹的、但看不懂的东西全扔掉。
现在很多人在抬高巴赫时，都要引用贝多芬的话：“巴赫（德文Bach意》 小溪）不是小溪，而是大海。”然而这句对于巴赫给予高度评价的话， 出现在约翰•福克尔巴赫传记的《序言》中，却没有注明来源出处。当然，贝多芬对巴赫是肯定的，尤其是对他的《平均律键盘曲集》。与巴赫相比，贝多芬显然更为推崇亨德尔。据作曲家路易斯•施波尔一八一二年的日记记载：“贝多芬激烈批评现代音乐家，却对亨德尔表现出近乎宗教的崇敬，称其音乐具有旧约先知般的震撼力。”贝多芬在一八二四年致伦敦爱乐协会的信中说：“在你们伟大的英国同胞亨德尔面前，我永远甘愿俯首。若我能掌握他的对位法艺术，我将别无所求。”据贝多芬的弟子车尔尼回忆，贝多芬曾感叹说：“亨德尔懂得用最简单的手法达到最宏伟的效果，这是神圣的天才。”
......
第三点更重要，巴赫的音乐作品具有超时代的意义，而这一点却是为很多人忽视的。为什么巴赫在生前死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影响远不如亨德尔，甚至连他从事音乐事业的儿子都背离了他？很多人在巴赫热中只是跟着起哄而不明就里，并不明白巴赫何以伟大，他们甚至认为巴赫是巴洛克时代的音乐代表。其实如果听了巴赫一半以上的作品之后就会发现，巴赫的作品虽然打上了巴洛克时代的印记，然而在巴洛克音乐中却是最没有代表性的。巴洛克艺术最大的风格特征，就是突破了文艺复兴的理性与均衡，追求豪华宏大与动态华丽，就此而言亨德尔显然比巴赫更能代表巴洛克艺术的风格，这也是亨德尔独领风骚很多年而巴赫备受冷落的原因。可以说，巴赫音乐的主导倾向背离了巴洛克艺术的风格，具有明显的理性与均衡特征。美国著名文艺批评家白璧德站在古典主义的艺术立场，认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一丘之貉，它们都是近代工业革命与科技发展的结果或反动。而巴赫的音乐让人联想到数学，马慧元的《一点五维的巴赫》一书就涉及巴赫与数学的关系。尤其是巴赫在前人基础上集大成的平均律，更让人想到数学与科学。这就是为什么在巴洛克与维也纳古典乐派退出历史舞台而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登上文艺舞台的时代之后，巴赫才备受推崇，并且也解开了巴赫的沉浮之谜。
太隐识:
喜剧是⼩⼈物的武器，是⼩⼈物定义⽣活的权⼒。
像历史学家一样看待这个世界，是我所知道的拒绝投降的最好方式。
像悲观者、乐观者、愤世嫉俗者、内向者、外向者这样的标签都是非常自我限制的。 人类是非常动态的,有时候你会想要内向,有时候你会想要外向，在某些情况下，你会感到悲观，在某些情况下，你会感到乐观。 不要在意那些标签，只是关注眼前的问题，看待现实的方式，尽量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从方程式中抽离。
太隐识:
游戏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将社会约束和自发行为结合，形成了一套经验。—— 米哈里·奇克森米哈伊
太隐识:
2025-12-31 20:17:29
动笔写总结时，看到“评论尸”老师在朋友圈发布病情求助，令我感触良多。去年此时，我也身处类似的困境，只是程度稍轻。当时我盲从了专家的建议，强忍剧痛坚持康复运动，结果适得其反，最严重的时候，双腿麻木刺痛，还会伴随心跳过速、莫名出汗等症状，甚至诱发了血管迷走性昏厥。
之后，我大概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每天除了上班，几乎都在查阅各种资料。我会在小红书上寻找症状和自己相似的病友交流，也看了不少海外的相关研究。然后，根据身体的反应，摸索出了一套适合自己的恢复方法。到现在，通过坚持自己制定的计划与饮食调理，身体算是差不多回到了正轨。
然而，精神上的康复显然比肉体缓慢。大病留下的“余震”还是存在，比如注意力涣散、记忆力减退，有时逻辑会突然中断（类似于突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种症状在上半年很明显，所以也导致我写文章时，我必须反复地阅读很多遍才能理清思路。我跟家里人开玩笑说，身体虽然康复了，但灵魂仍需一些时间归位。总体而言，还是向好发展的。
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 —— 史铁生《病隙碎笔》
除了生病和恢复身体外，创作减产还有另一个核心原因，那就是关注度带来的压力。这两年博客和公众号粉丝逐渐多了，读者的来信与评论有时候反而让我下笔时顾虑重重。我有时候会过度审视文字，陷入了“想太多”的泥潭。不过对于创作而言，这或许是每个创作者的必经之路吧，从“见山是山”，到“见山不是山”的迷茫，最后终将回归到“见山只是山”的坦然。
有一天，佛陀在教化众生，有一个愤怒的婆罗门冲过来，对着佛陀破口大骂，污言秽语不堪入耳。佛陀静静地听着，神色不动，一言不发。
等那人骂累了，佛陀心平气和地问他：“朋友，如果有人送你一份礼物，你坚持不肯收下，那这份礼物归谁呢？”那人愣了一下，说：“我若不收，自然还是归送礼的人。”
佛陀微笑着说：“这就对了。刚才你把你所有的愤怒和辱骂当作礼物送给我，但我拒绝接受。所以，这些恶毒的语言，依然只属于你自己。”
那么，言归正传，今年总的来说，还是有几个事情值得一说：
2025年8月，我创办了个人播客《太隐观复》。目前已在小宇宙、Spotify等平台上线，更新了24期节目。节目的声音是AI生成的，经过调试后效果不错。接下来，我计划做些更有趣的内容来提升质量。之前想过克隆自己的声音，但因为录音设备一般，效果没达到预期，就先搁置了。
每年我都会参加一些论文比赛，虽然我不是专业的，纯属“玩票”，但我非常享受查资料和探索的过程。那种独特的心流状态，让我感到由衷的充实与满足。
2025年下半年，病情好转后，我为了防止复发开始尝试减肥。我没有借助药物，纯是靠不吃晚饭，然后配合每两天一次的少林基本功训练。听起来可能有点不可思议，但这套法子对我而言，确实管用，因为短短两个月，我成功减掉了将近20斤。
PS：为了感谢大家的推荐与支持，我计划明年定制一批金属书签，通过抽奖等方式送给大家。另外，也请打赏的朋友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我向你表达谢意。再次致谢！
上半年因为生病，躺床上时间比较多，为了缓解焦虑情绪，就去看了电影、玩了游戏、刷视频，但最后感觉更焦虑了，最后还是读感兴趣的书才有用（举着读书手真的酸）。在这个过程中，禅宗的思想让我得到了一定的结果，并得到了两个感悟：
1️⃣ 生命本身即是目的，而非手段。 大学时，我常苦思：在如此短暂的一生中，如何才能获得幸福？如今省悟，生命并无所谓的“幸福终点”。
过去，我在追寻意义的过程中被无形规训，将每一分、每一秒都视作博取未来的“牺牲品”。那时，我误把生命当成了通往某个目标的手段。
然而，生命不在于“换取什么”，而在于“如何度过”。每一秒的存在，都无需为下一秒负责。 当下的圆满，本身就是生命的最高价值。若能以此观照禅宗的“三重境”与“破三关”，或许更能明了此中深意。
2️⃣ 强大，是不离世间法，而行出世间道。 面对复杂的社会，我们无需逃避，更不必“挂机”离场。生活际遇皆是规则，我们应以“觉醒的玩家”视角入世。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达到一种虽在红尘中历练升级，内心却洞悉万象虚幻（缘起性空）。金钱虽重，难买真理；挫折虽痛，不伤本性。人在认清了游戏的虚妄后，才能拥有真正的定力。
维摩诘言：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得不病者，则我病灭。 —— 《维摩经》
我曾执着于工作，对自己较为苛刻，却所得甚少，很多事情的走向非人所能左右。这两年的病中时光，让我重新审视人与工作的边界。苏轼曾说，“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取之无禁，用之不竭。”努力固然必要，但“竭力”不应是常态。美好无需强求，要在坚持与释怀间寻找平衡。如《桃花源记》告诉我们的，我们应从刻意寻路的“问津者”，回归到顺其自然的“武陵渔人”。
人生苦短，工作并非唯一的支点。写作、绘画或写代码等等，皆是灵魂的栖息地。多维的兴趣构筑了我们稳定的内核，使人获得满足，不再轻易受外界左右。
更重要的是，需要认清一个现实：无论你多么优秀，这个世界上，终有人不喜欢你，所以佛家讲“缘分”的觉悟，也就是说，我们要有“阴阳”的觉悟（即事物的两面性），更要有“解脱”的觉悟，要允许他人的不喜欢，而非为了迎合他人而磨平自己。
他人的爱，不能让我增值；
他人的恨，不能让我贬值。
我就在那里，不增不减。
所以，不要把“让别人满意”写进你的人生里，那是个永远无法完成的任务。
上个月，李继刚老师的一句话令我深省 —— “你是在通过‘学习’来逃避‘创造’吗？”
反思现状，我似乎除写作外，确实极少将知识转化为产出。虽尚有编程余力，也会做些视频，心中也有一些构思，但却始终在观望与等待中消磨。这种“只学不作”的状态，本质上是以勤奋而为掩护的惰性。
觉察即是改变的开始，破局是明年的目标。
今年的阅读多集中在上半年。那时除工作外，我常因病卧床，彻夜难眠，唯有借文字来消解身心的煎熬。也算是因祸得福吧，在那些辗转的反侧中，我淘洗出几本值得一荐的好书：
今年还关注了辩论比赛，我很喜欢肖磊的思辨风格，如果要我说一下辩论的魅力，那就是辩论在于辩题永远没有标准答案，这很好的映射了客观世界的矛盾与流变。它迫使我们将事物的内部张力外化，借由激烈的逻辑博弈，来揭示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从而训练我们摆脱贫乏的线性思维，学会以全面、发展、联系的眼光洞察本质。作为观众，还是多看看辩论高手之间的交锋，快意淋漓，也是顶级的智力游戏。
多年来，我时常在思索一个问题，那就是从“我”的视角来看，仿佛这个世界是不真实的，我就好像游戏里的玩家一样，这个世界好像因为“我”的存在而存在。直觉上告诉我，你仿佛不是这个世界的角色，而是操作者。这种奇特的直觉让我在佛学上，找到了一个答案，那就是佛学中的“唯识”境界。
“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世界是因为“我”的存在而存在，并没有一个客观独立于你之外的“物质世界”， 山河大地、楼房街道，本质上都是阿赖耶识所投射出来的影像。唯识学将这种机制分为见分和相分，见分就是那个“能感知的我”，相分则是那个“被感知的世界”，而这两年的沉疴来，算是一种“逆增上缘”吧，“帮助”我剥离了“身见”，这种“抽离感”让我看清了原本模糊的人生意义。虽然这种感觉才刚入门，但心里已经亮堂多了。
2026 年，我的这场“人生修行”的旅途仍在继续 >>>
2026年，将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
我将与女友步入婚姻殿堂。
在这里，我由衷感谢她一直以来对我工作与生活的支持与理解。
2025-12-27 14:37:15
本栏目《隐说》由原《棱镜通讯》分离而来，《隐说》主要聚焦于我近期读的一些好书、好文章、好的付费栏目、日常思考等等，其中有摘录、点评、扩展。
1930年秋，许寿裳的长子许世瑛（“清华七友”之一）考取了清华大学国文系，鲁迅先生为他开列了一份应读文学书目,这份书目见于许寿裳著的《亡友鲁迅印象记》。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其收入《鲁迅全集》，题名为《开给许世瑛的书单》列书12种，记有：
- 计有功 宋人《唐诗纪事》四部丛刊本 又有单行本
- 辛文房 元人《唐才子传》今有木活字单行本
- 严可均《全上古……隋文》 今有石印本，其中零碎不全之文甚多，可不看。（查了下，全称应是《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其中包含《全隋文》）
- 丁福保《全上古……隋诗》排印本
- 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可知名人一生中的社会大事，因其书为表格之式也。可惜的是作者所认为历史上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最好是参考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范最新世界年表》。
- 胡应麟 明人《少室山房笔丛》广雅书局本 亦有石印本
-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
- 《世说新语》刘义庆 晋人清谈之状
- 《唐摭言》五代王定保《雅雨堂丛书》中有 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态
- 《抱朴子外篇》葛洪 有单行本 内论及晋末社会状态
- 《论衡》王充 内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等
- 《今世说》王晫 明末清初之名士习
太隐识:
在多抓鱼买了本周立民先生的《躺着读书》，书不厚，读起来挺有趣的，前边讲了很多萧红萧军的事情，但惭愧，我对萧红萧军不是很了解，作品也没读过，以后会准备读一读。但后边周立民先生有一篇短文讲茅盾的事情很有意思。比如周立民先生写道，当时郭沫若和茅盾（沈雁冰）第一次见到周振铎厚，郭沫若觉得“他的面貌很有些希腊人的风味··他伸出来和我握手的手指，就和小学生的手一样，有很多的墨迹。”但茅盾对周振铎第一印象则完全相反，茅盾后来在《学生时代》写到“他穿的是青布马褂，竹布长衫，那时似乎在守制。他的身材矮小，面孔也纤细而苍白，戴着一副很深的近视眼镜，背是微微弓着的，头是微微埋着的。和人谈话的时候，总爱把眼睛白泛起来，把视线越过眼镜框的上缘来看你。声音也带着些尖锐的调子，爱露出牙齿咬字。因此我总觉得他好像一只耗子。”而且茅盾后边又补了一句：“我在这儿要特别加上一番注脚，我这只是写的实感，并没有包含骂人的意思在里面。”
另外，茅盾和胡风关系很不好，俩人尤其到了晚年的时候经常吵架，胡风说茅盾是“大书店雇佣的编辑，大杂志的主编，资本家的代理人”。茅盾则说胡风领南京政府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的津贴，社会关系复杂，并毫不隐晦地说：“我与胡风只有泛泛之交，而且是由于鲁迅的关系。我对胡风没有好感，觉得他的作风、人品不使人佩服。在当时左翼文艺界的纠纷中，他不是一个团结的因素而是相反。他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鲁迅对某些事物真相的判断，因为他向鲁迅介绍的情况常常是带着浓烈的意气和成见的。”胡风则在后来写到一个故事，借鲁迅参加某个聚会，并让茅盾难堪来暗暗讽刺茅盾。但知道这个事的只有胡风，所以也没人知道这个事情是真是假了。
过去文人吵架确实挺有趣的，如周立民先生所说，“文人吵架，你来我往，阵势很大，不像村妇，什么偷汉扒灰、鸡毛蒜皮，而是在鸡毛蒜皮里有民族大义，在喷嚏咳嗽中有国家兴亡，反正有天上不说地下，有云里不说雨中。”
南泉禅师的座下有东西两位堂主，某一天他们发生争执，都认为寺内的一只猫是自己的猫。南泉见这番场景，便拎起那只可怜的猫对两位堂主说道：“道得即不斩。”意思是，你们如果能够讲出领会佛法的真实心得，我就不斩了这只猫。结果两位僧人皆无法回答，于是南泉禅师把猫斩为两截，这的确听上去蛮“血腥”。后来赵州禅师来到寺内，南泉禅师便把这个问题也抛给赵州，只见赵州将鞋脱下，顶到头上。南泉禅师便说：“你如果当时在，猫儿就不会冤死了！”
太隐识:
在《壹苇可航》2025年第40期的通讯中，讨论了最近去世的“欢喜哥”许绍雄，并深入探讨了无常这一主题。我很喜欢这个话题，因为无常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命题，而是每个人可以在当下身心中验证的事实。佛教通过“三法印”来判定一切法，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和“涅槃寂静”。因此，“清醒地认识无常”并不是要求我们去逞强或硬撑，而是要觉察到因缘的流动，从执著中松开，使心与事相应地善巧应对。
而认识无常并不是消极忍受或听天由命。从佛教的角度来看，理解无常可以帮助我们避免两种极端。一种是“常见”，即认为痛苦和快乐是固定不变的；另一种是“断灭见”，即误以为既然一切无常就不需要努力。正因为一切都在变化，我们才可以影响因缘，通过种植善因（如持戒、布施、正念、正定），调整条件，改变走向。
当然，这种观照破执，只是佛家的观点，道家和儒家也是认同无常为常的，不过儒家讲变中守常，这个常包含的是德性，而道家则是顺其自然，因势利导，让问题随因缘自解的部分先退潮，人则以最小代价穿越其间。
这本书一直没读完，最近终于翻完了，简单总结下，就是现代科学表明，人的衰老与端粒长短有关系，一般来说，就是年龄越大端粒就越短，75岁的时候人的平均端粒回到最短。而端粒又依赖于端粒酶，也就是说，端粒酶活性高的话，是可以让端粒进行生长的。
那么端粒酶活性是不是越高越好呢？也并不是。现在市面上的确有卖激发端粒酶活性的药，但是布莱克本认为，人们不应该去吃这种药，因为端粒酶过多，也会让原本不该继分裂的细胞继续分裂，从而导致癌症。
那么，如何让自身的端粒酶通过健康的方式来保持端粒酶活性呢，还真有，那就是自身压力的调节，避免严重的负面情绪。最典型的三种：一是你对身边一切事物都保持着“敌意”，看什么都不顺眼，都要嘴上火或心理骂几句；二是悲观情绪，也就是说，悲观的人总是会对事物总有一个负面的预期；三是胡思乱想。不过这是人的天性，书里说，人每天大概会产生65000个想法，但是几乎90%是没有意义、不值得跟进的，所以，我们如何脱离出来专注于当下就很重要了。
书里就十分推崇一种调节方法，那就是冥想（好吧，今年我做冥想确实很少），因为冥想的一个重要原则便是专注于当下。不过端粒其他调节因素也有很多种，比如居住环境（比如布莱克本就曾居住在治安环境不好的地方，长期保持警觉就导致健康受到影响）、受教育程度等等都会。
另外，书里还特意提到了遗传因素，如果父母端粒因为后天环境原因导致比较短，那么孩子的端粒也会比较短。另外，女性在怀孕期间，如果承受巨大的压力，那么对孩子的端粒乃至健康影响也很大。还有就是，如果孩子出生以后，如果家庭环境不好，缺少父母关爱，那么也会导致端粒变短。
所以，保持健康的心态和习惯对我们保持健康、年轻的身体的影响是很高。当然，书里只是提供了一种结论，关键还是要看我们如何找到适合调节自身压力的方式。
最近出差路上随机听了微见的一期播客《手机 AI 与思维固化》，有一句话说得不错 ——
“我们对AI的要求，恰恰也是对自己的要求，如果一个人自己想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那么他也不可能从AI那里获得什么价值。”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 《论语·阳货》
太隐识:
庄周所谓“空谷足音”的感情尚是文学的，不是生活的已经是很难得，孔子的“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话，则完全是生活的，同时也就是真理，令我感激欲泣，欢喜若狂。 —— 废名《少时读书》
太隐识:
太隐识:
很精彩的一场比赛，小孩（曾卓君）曾说，任何游戏玩到最后都是智力的博弈。 期待之后的比赛，我还是喜欢大战场排兵布阵带来的战斗快感。
2025-11-23 09:24:49
本栏目《隐说》由原《棱镜通讯》分离而来，《隐说》主要聚焦于我近期读的一些好书、好文章、好的付费栏目、日常思考等等，其中有摘录、点评、扩展。
香帅老师在《金融思维20讲》里，讲到了“如何把杠杆思维运用到生活中”，讲的非常好，分享一下。
香帅老师指出，杠杆思维其实包含着两种重要的思维模式，一种是借力思维，另一种是硬核思维。
借力思维，指的是谁能拿到最优的、最长的那根杠杆，进而能够最成功地借力，从竞争中脱颖而出。比如香帅老师就举了80年代到90年代很多制造企业以及2000年后中国城市居民财富暴涨的例子来解释，那时快速致富的企业是如何利用杠杆思维的。这种思维也同样适用于个人成长。一言以蔽之，找到正确的杠杆也是我们的人生必修课。
硬核思维，指的则是“支点”。也就是说，杠杆效应要在正确的方向上发挥作用，而支点的硬度是必要条件，否则反而会放大损失。正如诺奖得主罗伯特·希勒所说，好金融，坏金融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金融的杠杆效用是不是有好的项目、好的实体经济、好的核心支持。这对我们个人生活上来讲，也是非常有借鉴启发的。
香帅老师在文章里有句话讲的不错，“一个具有硬核的人，你就会发现，借力周边就变得非常容易。只要你有内核在，杠杆是容易得到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杠杆是创造的而不是碰到的。”
熊十力先生说“读书，须预定终身趋向”，什么意思呢？
太隐识:
有人问我，看到我时不时分享佛学内容并创作禅诗，就问我是否信仰佛教。
太隐识:
这个问题让我联想到一个禅宗公案。有人曾问赵州禅师：“如何是佛法大意？”师父回答：“吃茶去。”
所以说，品茶并不一定要种植茶园，但茶香却能够沁入心脾。对于信徒来说，这碗茶象征着虔诚；对于学者而言，它透露着智慧。而在我这杯茶中荡漾的，是属于我自己的禅思。难道这不有趣吗？哈哈。这样或许更容易理解吧。
陈嘉映先生曾写道，“一开始我没打算以哲学为业。但各种情况吧，有意无意就让我用哲学就业了。不说谋生吧，以哲学为业也许是说，他主要的精神活动是用究理的方式展开。也不一定不可以吧。但我还是觉得，多数人，哪怕好道，也不必以穷理盘道为业，专门穷理盘道容易蹈空。还是以比较落实的事情为业比较好，心理学、社会学、做建筑、教物理、做企业、当县长，同时也可以好道。其实，这样的人多了，穷理才有意思，他做企业，他研究基因，但是他好道，从好多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角度来好道，这道才有意思。干各种事情的人都不好道，另有好多人成天盘道，什么具体的事情都不做，或干脆不会做，我觉得这样一个局面比较糟糕。哲学最美好的时代是这样的时代：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建筑师、舞蹈家，都读点儿哲学，他们中间有些人，谈起我们所谓的哲学，竟像行家里手一样。”
太隐识:
“并非随着哲学的终结，思也已一道终结。思正向另一个开端过渡。” —— 海德格尔
太隐识:
梅多斯说，如果我们观察到一个系统在呈指数级增长，那么这个系统中必然存在增强回路；同时，系统中也必然存在至少一个调节回路，因为在有限的环境中，没有一个物理系统可以无止境地增长下去。一开始，系统可能增长得很快，调节回路不明显，好像没起作用；但随着增长的持续，调节回路的力量会压倒增强回路，让增长逐渐放缓，直到停止。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中，苏格拉底曾说，“我是说一个了不起的论证，它把一切都说成相对的，你不能正确地用任何称呼来称呼任何事物，比方说，大或小，重或轻，因为大的会是小的，重的会是轻的——并没有什么单个的事物或性质，万物都是运动变化和彼此混合所产生的；这个变化，我们把它不正确地称为存在，其实是变化，因为没有什么永远长存的东西，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中。”
太隐识:
之前买了本《南方周末写作课》，学学写作技巧，看到王天挺老师分享的写作方法论，很有启发，分享一下。
这句话让我想到了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写的一句话，“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换句话说，读历史就是去了解人类心智曾经达到的地方，了解这些，我们能了解作为人类一员的自己的理性，能够达到怎样的高度，能够达到何种的底线。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ivuizqE7w/?vd_source=28321308a211180f11e1dcec72a05e25)
太隐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H4eznEj7/）
作为杜琪峰的老粉，这部片子在当时真的被低估了，不过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位up解读的非常好，解答了我当时看完后的一些疑问。推荐观看。
2025-11-20 15:41:51
我们从小都应该听到过一句话，“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
那么，三个和尚为什么反而没水喝了呢？
其实这个简单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深刻的社会现象，即当三个和尚在一起时，没有人愿意主动承担取水的责任。这种现象的核心问题在于，收益由大家平均分享，而成本却需要某些人单独承担。从理性人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倾向于成为“搭便车者”。
所以如果我们能深入理解这一逻辑，就能更好地领悟社会中许多现象的本质。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就是从个人的行为到集体的行动之间应有一种关键的机制。但它并没有很好的发挥作用，所以也就没有办法从一个个体的行为变成一个集体的行动，因而无法达成我们想要的这样一种政治或者社会领域的一种改善。
举个例子，在一个组织中，领导要做出某项重大决策。由于认知局限或个人执念，这个决策可能会给组织带来负面影响。周围的管理团队能看出问题，但是否一定会提出反对意见呢？
从生活经验看，很多时候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原因在于反对需要承担成本，而决策改善后的收益却由所有成员平均分享。这种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就导致了集体沉默的现象。
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过去新闻上常看到的湖泊治理，工业化之前，湖水清澈，环境优美。但随着工业化进程，各种污染源增加，湖水逐渐变得浑浊。那这不就损害了每个市民的利益了么，谁不希望在清澈的湖边散步呢？
但湖泊的环境治理就会涉及几个利益相关方，一是市民，市民的生活品质自然受到影响；二是排污的企业，企业需要承担治理的成本；三是政府，政府即要依赖企业税收，又需要承担治理污染的费用。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地方治理难的原因，但这也是接下来的集体行动理论所要解释的问题。
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对此现象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并写出了《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
那么这本书有多么重要呢？
可以说，他大概是20世纪后半叶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领域被引用率最高的十本书之一。它在谷歌的学者数据当中，引用已超56000多，可见其影响程度。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196945/
而奥尔森在这本书里，针对集体行动主要提出了四个核心逻辑。
一是在他看来，传统观点认为如果个人是理性的，当存在共同利益时，人们会通过社会契约进行集体行动来实现目标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在书中明确指出：“实际上，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二是理性人假设。奥尔森理论的基石是理性人假设，即个体基于自身利益采取行动。然而，理解此处的“理性”至关重要。它并非等同于古典经济学中无所不知、计算完美的“经济人”。更精确地说，它首先指行为的目的性与一致性。其次，我们必须将其置于现代经济学的框架 下审视。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有限理性”（ BoundedRationality）理论指出，由于信息和认知能力的限制，个体追求的是“满意解”而非“最优解”。进一步来说，行为经济学研究表明，决策过程深受心理偏误影响，这解释了为何声望、荣誉感等非物质因素也能成为强大的行动驱动力。因此，奥尔森的“理性人”是一个分析工具，其核心在于强调在没有特殊激励时，个体不会天然地为集体利益付出成本。
三是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称。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种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称源于集体行动所追求目标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属性。无论是洁净的湖水还是稳定的社会秩序，都具备两大特征，即非竞争性（一人享受不会减少他人可享用的量）与非排他性（无法轻易阻止未付出成本者从中受益）。正是这“非排他性”，直接导致了“搭便车问题”（Free-rider Problem）的产生。对于一个理性的个体而言，既然无论自己是否贡献（如参与治污），都能享受到集体行动成功后的成果，那么最优策略便是让别人承担成本，自己坐享其成。同时，污染本身是典型的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即排污企业的生产成本未包含其对社会环境造成的损害，这种成本的外部化使得污染行为在个体层面显得“理性”。
四是集体行动困境的普遍性。正如“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故事，当人数增加时，集体行动变得更加困难。每个人都希望别人承担成本，自己享受收益，最终导致集体行动无法发生。
另外，这种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的冲突，也会让我们联想到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 Prisoner＇sDilemma）”，而集体行动的困境仿佛恰是“N人囚徒困境”的映射，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搭便车”是无论他人如何选择的占优策略，最终导致公共品供给不足或缺失的集体非理性结局。
既然存在集体行动困境，那么什么情况下集体行动仍然可能发生？奥尔森提出了四种可能的条件:
一是收益远大于成本。当改善带来的收益很大，而个人付出的成本相对较小时，即使一个人承担全部成本，他获得的平均收益仍然超过成本，这时就会有人主动行动。例如，当楼道停电时，有经验的住户可能会主动检查保险丝并修复。虽然他的行动让整栋楼受益，但由于成本很小（时间和精力），他愿意承担这个成本。
二是小规模集团。如果一个集团规模比较小的时候，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美国的行业协会就是很好的例子。某些行业的企业数量不多，协调成本较低，收益分配相对明确。如果能游说国会通过有利于本行业的政策，几家主要企业都能获得明显收益。
三是强制机制。奥尔森认为强制是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重要手段。比如税收就是典型例子。国家需要提供基本安全和抵御外敌的能力，这些公共产品需要资金支持，而强制征税，国家解决了公共产品的资金来源问题。不过说句题外话，在公共选择理论视角里，强制征税仍需要警惕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提出的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风险，以防止强制权力异化为 “寻租（Rent-seeking）”的工具。
四是选择性激励。也就是给参与集体行动的人提供额外激励，使他们获得更高收益。比如看很多国家的政党就是典型例子，政党精英比普通成员获得更多政治机会和相关价值，这种选择性激励使政党具有很强的行动力。
所以，奥尔森的理论解释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比方说在有些领域，小集团经常可以战胜大集团，原因就在于集团规模与集体行动能力成反比，规模越大，越难采取有效行动，而规模较小时，反而更容易协调一致。比如，历史上的君主制和贵族制就是例证，君主面对的是整个社会，而贵族面对的是平民阶层。但君主和贵族通过建立小规模的军事政治集团，成为更有效的政治行为者，因此能够长期维持统治。
不过，我在写文章的时候，常看到有人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来说明小集团的行动效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作为一个组织严密、目标明确的小集团，的确展现了奥尔森理论所强调的行动力优势。不过这种成功更深植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沙俄国家机器濒临崩溃，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以及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和平、土地、面包”等口号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动员力。所以，还是有些不同的。
因此，小集团的组织优势是在宏观条件成熟时才得以最大化发挥，它是一个关键的催化变量，而非唯一的决定变量。
不过奥尔森最厉害、最让人佩服的是，他并不是在这本书里研究完这一现象就丢一边去了，而是这套理论，你会在他其他著作里都能看到。比如他在《国家的兴衰》、《独裁、民主与发展》 （1993年发表的论文）、《权力与繁荣》中都曾引用自己这套集体行动的逻辑，这里简单说一下，展现其精彩之处。
一是特殊利益集团与国家兴衰。在《国家的兴衰》一书中，奥尔森运用集体行动逻辑分析国家发展。并得出结论，如果国家被特殊利益集团支配，更容易走向衰败。如果统治精英与社会有共同利益（如通过税收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社会更可能繁荣。如果精英只需谋取特殊利益就能获得收益，而不依赖整体经济发展，社会容易衰败。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068710/
二是从流寇到坐寇的演化。在《独裁、民主与发展》一文中，奥尔森还受到了中国华北地区军阀混战的启发，并分析了国家形成过程，首先是流寇阶段，多个统治者竞争，没有确定的法律秩序。由于统治者不确定能统治多久，倾向于掠夺而非建设，经济难以发展。然后是坐寇阶段，某个统治者建立稳定统治，倾向于征税而非掠夺。民众愿意从事生产，将收入的一部分作为税收上缴，经济开始增长。而最后则是民主阶段，为实现持久繁荣，必须限制统治机构权力，通过法治和民主约束权力。
三是生产性行为与掠夺性行为。在《权力与繁荣》一书中，奥尔森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如果社会精英有动力从事生产性行为，社会走向繁荣，而如果精英有动力从事掠夺性行为，社会则走向衰败。这成为理解国家繁荣与衰败的基本分野，后来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等著作，很大程度上都重复了这一观点。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315182/
奥尔森写这本书的是19世纪60年代，但他能够系统的分析到从个人理性到集体行动之间的机制，确实是非常伟大的了，最夸张的是，等到有人质疑他理论的时候，都是25年后的事情了。可以说，奥尔森的这套理论为我们理解社会中许多公共领域问题长期无法改善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有效组织集体行动提供了战略思路。
但这套理论也是存在局限性。
一是忽视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人不仅是理性计算的动物，还受观念和意识形态影响。比如，十月革命时候的列宁就认识到了集体行动困境，所以他的解决方案是建立具有特殊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先锋队组织。通过思想武装，小规模组织获得了强大行动力。
二是人的动机过于简化。作为经济学家，奥尔森主要从经济角度讨论理性人，但人的行为动机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比如声望、尊敬、荣誉等非经济因素也都是重要动机，比如在中国历史上，有些人做事就是不为直接经济收益，而是为了荣誉感，这可能促使他们率先采取有利于集体的行动。所以，关于简化人的动机这点，也是后来学界很多人对奥尔森主要质疑点之一。
不过尽管有局限，但理论的机制往往不在于面面俱到的分析，而在于为理解世界提供特定的、新颖的、有穿透力的视角。所以，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很大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复杂政治、经济、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比如为什么有些明显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呢？
为什么个人的理性选择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结果呢?
如何设计机制才来促进有效的集体行动呢?
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人类生活的核心是思考。”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对于我们参与和改善社会生活有着重要意义，也是人类为之追求、文明为之进步的阶梯。
